大概十年前，我在知乎开始写有关反围剿和长征的回答。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环境大家也都知道，当时就是为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章越写越长，最后索性转战公众号，变成连载——这也是这个公众号的起源。
最终经历了一年多时间，把第四次反围剿到中央红军长征结束的历史更新完。很多老读者也是从长征的更新一路看来的。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把当年的系列文章重新发在这里，纪念伟大的长征。后来整理成书稿的时候，分了5个部分，这次也分5天把它发完。
目录
长征前传
毛泽东被迫“养病”
赣州战败与毛的复出
毛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迫“养病”
第四次反“围剿”——因为抗命而转败为胜
朱德与李德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图上作业的指挥家”
遵义会议
湘南争论——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血染湘江
遵义序曲：通道、黎平、猴场与乌江
遵义会议——
毛泽东真的确立领导地位了么?
股票大作手毛泽东——遵义会议问题总评
四渡赤水
忆秦娥 娄山关
毛泽东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撤职
三渡赤水
——密码破译对红军到底有多大帮助?
演员的自我修养——四渡赤水与兵临贵阳
跳出重围
金沙江——“巧渡”还是“险渡”?
会理会议
——毛泽东与林彪“弓背”“弓弦”之争
跋山涉水来看你
——从彝海结盟到强渡大渡河
翻译翻译什么叫“信仰”
——飞夺泸定桥与翻越夹金雪山
长征终章
从两河口到芦花：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初次交锋
为了团结——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再次交锋
尖峰时刻——长征最后两月的斗争
长征前传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红军被迫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要想了解更深层的原因，必须到三四次反“围剿”之间那一年多的“和平”时期去找。这期间，毛泽东被反复批斗，离开权力核心;朱德竟也被排挤出最高决策层，这在战争年间还是唯一一次;上海来的项英、博古等人成为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一年里，红军放弃了喘息发展的机会，反而主动出击，对国统区大城市进行了大范围的攻击，这才是后来反“围剿”失败，乃至被迫长征最深层的原因。
而作为我们故事主角的毛泽东，此时还是一位耿直boy，由于想法总是与众不同，他每次开会的日常发言就是“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遭至山沟派上海派海归派高层的一致反感，多次被踢出决策层。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这一年多里发生的事。
毛泽东被迫“养病”
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以胜利告终，作为领导者的毛教员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喜悦，反倒有种不好的预感。
9月的时候上海中央曾给朱毛电报，说第三次反“围剿”也马上胜利了，你们要赶紧打一两个中心城市，不能光在农村晃悠了，并且提出，目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好像就是在说毛，因为他多次强调要把富农和地主分开对待，要团结富农，而且阶级划分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把一些中农强行划分成富农。
与一般印象不同，当时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是朱毛了，而是项英。早在19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项英就受王明钦点，从上海来到江西领导根据地，王明当时则是受共产国际钦点，从莫斯科来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到达江西后，项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原来的总前委，重新组织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朱毛任副手。本来这个决策要在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落实，没成想蒋介石紧接着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根本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朱毛也因此一直待在前线，没有回瑞金中央。由于战争形势紧急，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人事变动，所以实际的军事指挥仍由朱毛掌握。
11月1日，朱毛刚刚从前线回到中央不久，项英即主持了著名的“赣南会议”。会前毛教员没太多想，虽然由于理念不同受到了上海中央的批评，可毕竟这块最大的根据地是他首先建立的，又和老朱一起指挥了三次反“围剿”，怎么说也是功大于过吧。
他真想错了。
赣南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忽视阵地战”“狭隘的经验论”……简直集所有右倾机会主义特征为一身。
紧接着，11月内，首先将毛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后组建了新的军委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是15个委员之一，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由军委会直接领导，撤销原来的总司令总政委职务(毛就是总政委)。
大家都看明白了吧，给毛教员挂了一个听起来霸气却并无实权的空职，而后踢出了最高军事决策层。
12月，周恩来从上海回到瑞金。他带回了中央的指令——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今后的总方针，最短时间内占领南昌等大城市，将东南苏区连成一片，然后向全国进攻。周也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暂由毛泽东代理)，成为苏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
赣南会议
而后，上海中央多次要求一方面军首先夺取赣州，再顺赣江而下最终夺取南昌，解放江西省。于是周恩来准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攻打中心城市问题。
周和项英不同，他觉得江西这边的军事活动一直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定比自己这个空降者更熟悉实际情况，因此会前他先去征求毛教员的意见。
毛明确说，红军缺少攻坚战武器，决不能攻打中心城市。
周恩来听从意见向上海汇报，提出攻打中央城市有困难。
上海回复，必须攻打中心城市，如果不打南昌就在抚州、吉安、赣州之间选一个。
没办法，会议召开，讨论主题是先打哪个中心城市。项英为首的多数人主张打赣州。
毛反对。
原因有二：首先赣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四军开辟根据地时曾围攻三天而不能克被迫撤退;第二，国民党军在赣州附近屯有重兵，一旦久攻不克必然深陷重围。
除朱德外，其他人不同意毛的看法，他们认为红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红军了，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装备、士气已有很大提升，而且一旦攻占赣州即可攻打南昌进而解放全江西。
好，少数服从多数，“打赣州”已经决定，讨论怎么打。
毛提议，如果一定要攻打赣州，就用围城打援的方法，佯攻赣州，首先逐个歼灭来援之敌避免腹背受敌，随后相机夺取赣州。
其他人都不同意，认为那样速度太慢，应当趁敌人没有防备立即攻打，速战速决。
毛教员实在没办法，说，我们与会的大多数都在后方，可能不大了解前线情况，在做出决策前能否把前线指挥员找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项英回答，时间紧急，不必现找，他曾经问过前线的彭德怀，彭说，赣州总兵力不足1万人，若无援军可以打下。
都到这个份上了，毛也无话可说，攻打赣州就这么决定下来了，彭德怀任总指挥。
几天后又发生一个插曲。中央局会议上，毛作为代理书记主持会议。谈到“九一八”后中国的形势时，他认为日军下一步一定是全面侵华，是时整个国内的矛盾要发生大变化，应当予以重视进行分析。没想到从上海来的那批人竟然依此又批判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说日军侵占东北主要是为了攻打苏联而并不是侵华，你分析九一八竟然不提“武装保卫苏联”，妥妥的右倾。
毛教员简直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会议不得不更换主持人。会后，他被迫去东华山的庙里“养病”。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许多高层领导并不喜欢他，因为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讲话又冲。前三次反“围剿”就是如此，毛开会时总是“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每次决策总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还好朱总一直很支持他，凭借朱的威望和连战连捷的战况，毛才一直进行军事指挥工作。
赣州战败与毛的复出
赣州战役打响了。
红军首先组织10人一组，云梯攻城。由于敌人炮火太猛，失败。
而后，坑道爆破攻城，由于炸药质量太差，失败。
彭德怀、黄克诚等向中央汇报，表示攻城希望很小，要求撤军。结果中央不仅不准，还要求总攻。
红军缺少重武器，攻击接连失败，伤亡巨大。
不久，敌军3个师援军赶到，城内守敌出击对红军前后夹击。无奈之下，红军撤出战斗，共伤亡3000余人，400余人被俘。
赣州战役时搬运云梯、炸药的红军战士
但是危机并未解除，前线红军仍在包围圈之中，随时会被吃掉。
无奈之下，项英亲自跑到东华山，告诉“养病”的毛教员前线战况，请他回去参与决策，重点是解前线红军之围。
毛当即下山，给前线指挥部拍一个紧急电报，建议启用红五军团(这是第三次反“围剿”后投诚的国民党军改编的，当时还没敢直接用)，以此去解围。朱德当即采用，红三军团成功突围。
到达前线后，毛教员立刻提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与下一步方针问题，中央同意。
会上，大多数人仍坚持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因为这是执行党中央(也就是上海)的决议，而且打下大城市可以扩大影响进而先获得江西一省的独立。
毛实名反对，他认为红军应实行“出击求巩固”方针，也就是说不打江西中心大城市，而从边界开始向东、向南发展，因为那里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
毛的提议被否决，基本没人支持。中央作出决议，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分成东路、西路两军夹赣江而下，向北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和毛提出的完全相反。
随后毛被分到东路军随军作战，但是没有军事职务。还好，东路由1、5两个军团组成，其中1路军总指挥是林彪，政委聂荣臻，都是老朋友，有的商量。
于是，毛立刻向林、聂建议，改变路线，向东进入闽西作战。他做出了许多分析，认为红军应该避实击虚而不是主动进攻敌人力量强的北方，而且红军是“以战养战”，此时物资不足，必须打一些胜仗进行补充。最后林聂二人赞同他的分析，并将此报告给中央局，提议改变东路军原定行军路线。
周总理当即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最终同意建议。
东路军于是改变方向，东进福建，攻占龙岩，缴获大量物资。
毛此时继续对情报进行分析思考，认为闽南地区敌军防守空虚，尤其是漳州，城大人少、地形有利、易攻难守。更重要的是，如果停留在龙岩附近会受制于敌，而南下漳州却可以调动敌人，打开局面，方便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我们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就会发现，他特别强调战争中主动权的掌握，一定要把敌人带到自己的节奏中来)。
毛教员知道，中央真正支持他的就是周恩来了，于是他直接给周发电报，陈述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周同意。
于是，东路军在毛的实际指挥下，一天就攻下了漳州，俘虏1600余人，缴获颇丰，甚至有两架飞机。
与此同时，却是西路军的屡战屡败，他们在湘南遭到湖南、广东两地军队的合围，被迫撤回赣南。
可是，东路军的胜利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上海中央不断发电报到江西苏区进行批判，说军队怎么一直在福建的农村和小城市打转，迟迟不进攻中心城市，很明显没有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仍然没有解决对革命盲目悲观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6月初，毛教员随军回到赣南，7月中旬，周恩来由苏区中央来到军队前线主持工作。不久就向中央局发出电报：“应尽量发挥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负责，对指挥打仗更有利”，并建议恢复毛的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中央局(任弼时、项英)不同意，他们坚持要周恩来兼任政委。
周一反常态，坚持己见反复建议(他一般是斡旋者，很少这么坚持)，让毛担任政委。
8月上旬，中央终于同意，恢复毛的总政委职务，同时建立一方面军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线军事决策，其中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为成员。
(插一句话，周总理对党真的是太太太重要了，他就像一个粘合剂，温和却又无比坚定，善于斡旋使他50年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公而忘私鞠躬尽瘁地维护着这个组织始终向前。如果没有他，真的不敢想象)
随后的中央局会议讨论一方面军之后的行动方向。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最终采用了毛泽东的建议(朱、周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思路大概是这样，迅速出击拿下乐安、宜黄二城，而后逐个击破来援之敌。
结果，七天之内攻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灭国民党27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无数。对了，大部分战斗，朱毛二人都是亲自在前线指挥。
随后一方面军按原计划继续向南城进发，却发现此时南城已经重兵集结且防御坚固，于是立即改变计划，将军队散至南城周围深化建设根据地，休整、宣传、筹款。此时，周毛朱王商议的新计划是围点打援，红军在此附近休整，一旦陈诚等部援军到达范围就立刻集中兵力予以歼灭。
周恩来将此计划汇报给中央，中央不同意。中央局认为，一方面军应当返回乐安、宜黄方向，主动攻击陈诚部的援军。
中央局这么命令当然有他们的分析，首先是陈诚部远道而来，十分疲惫，可以迎头痛击;更重要的是，陈诚部的移动给苏区中央的根据地造成了一定威胁，不利于根据地的稳定。
四人讨论以后接受了命令，依此进行移动。
然而敌军的行动很快，其他部的援军很快已经逼近红军，一方面军被东西夹击，近乎被包围。
在此危险的战况下，毛教员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作为红一军的先头部队，在前线对敌军军情进行打探与分析，将分析结果与建议发给后方大部队中的周朱王三人，诸如敌军现在何处、可能向什么方向活动、我方最好在哪里集结、如何回应等等，并且提出，长时间的作战与跋涉使得我军十分疲劳，应当有2天以上时间休息。
后方部队依次成功避开敌军，聚集于东韶、洛口一带，进行休息。周恩来随即给中央拍电报汇报近来战况与之后打算，没想到却遭到中央局的批评。
中央局认为，他们应该速速进行战斗消灭援军而不是停下休整，因为他们的停顿使得敌军更加逼近中央，对当地群众造成很坏的影响。中央要求他们西进攻打永丰，以将敌人西调。
他们四人不同意，原因两点
①红军已经十分疲惫，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需要休养7天以上
②敌人本来的目的就是引我们西进，早在路上布好防守，攻击难度太大。他们的思路是，一方面军不与敌人正面作战，而要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扩大建设根据地。
而后，前线朱毛周王四人与中央以项英为首的领导们通过电报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极为激烈的论战，这在党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中央认为此时敌各部分援军尚处在分别进军的状态，一方面军应当趁此机会逐个击破。四人小组(其实主要是毛)不同意。
各位可能疑惑了，集中兵力逐个击破这个方针毛主席不是一直强调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又不同意了?我就简单讲一下毛主席在这方面的军事思想。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常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更重要的是生产能力低下，物资主要靠缴获。所谓“伤”就是指击溃敌军，“断”就是指歼灭敌军。击溃敌军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敌人撤走，缴获非常少，对于红军而言可就是损失了大量的弹药粮食而得不到补充，相反，敌军有大量的工厂土地，只要建制没有被摧毁，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恢复。因此，毛主席一直在军中反复强调，“击溃”对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而言是败仗，这种战斗是要避免的，发生以后是要反思的，我们需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另外，毛主席还强调在战略上要持久战，战术上要速决战，这也是因为一旦战斗拖得时间长，敌人的援军就会到来，导致无法歼灭敌军。(具体的战争理论请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比《论持久战》更精彩)
好了，现在可以解释毛反对的原因了。他认为，各个击破是对的，但是目前敌军每一路的实力都很强而且处于据点，以红军目前的实力应该可以将其打败但是肯定无法歼灭，另外这些战斗短时间内难以结束，势必会引起援军到来，对红军更是不利。毛认为，在敌人据守的这些城市附近发展建设根据地并开展游击运动可以“引起敌情改变”，引敌军分兵出城，那时候再予以歼灭。
中央反对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四人没有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缺乏战略性。建设根据地开展游击运动的确可以增加取胜的把握，但是至少要使战斗向后延迟1月以上，这会给其他部队造成更大的军事压力，对于同时期其他红军部队进行的战斗十分不利，对整体的军事行动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听起来也没问题，可是毛教员心想，你们这群人啊，naive!你们所谓的那个“全局”太小了，只考虑眼前的直接的问题而从来不会看到一月后一年后乃至更久远的问题(当然这个没写进电报里)。
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正在谋划一场更大的军事计划(也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我们需要的是为这件事做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出了很多险招，为什么?红军的战略就是诱敌深入，而后在运动中找到敌军弱点予以击破。当时根据地面积太小，一些地方建设也不够，导致红军可运动的范围不足，回旋余地小，因此才走了很多险棋。马上开始的第四次“围剿”一定比第三次更加猛烈，所以我们必须要扩大、建设根据地以为将来的军事行动争取更大的空间，这远远比短期内支援友军要重要得多。
其实这个分歧由来已久，根本上说是“上海派”“国际派”和朱毛这样的“山沟派”的思想冲突。让我们把时间回到文章开始——
国民党一、二次“围剿”之间的间隔很短，这是毛早就预料到的，本来计划应当是这之后抓紧开展根据地建设，但蒋介石脖子上顶的也不是个灯泡，他出其不意，几乎没有停顿就展开了第三次“围剿”，这确实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在筹款、征兵过程中出现了左倾的苗头，好在第三次反“围剿”顺利取胜，此时的蒋介石无力对苏区进行新一轮的“围剿”(这段时间光顾着红军了，其他地方都乱了)，这正好给了苏维埃政府一个建设的好机会。
于是，第三次“围剿”刚结束毛就给上海中央拍电报，汇报当前苏区经济工作的成果和问题，并且提出要迅速建设根据地的一些主张。但立刻被驳回，上海让他们赶紧乘胜进攻大城市，解放全江西。
毛一直以来就在批评红军中普遍存在的单纯的军事观点，他一直强调军事行动和建设行动要并重，一方面军事行动的成功可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的开展也会更好地支持军事行动的展开。可是上海那边却批判他过于重视经济工作，在战争年间轻视军事，不肯进攻大城市。
在具体经济政策上，上海那边的指示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在实践中发现这是行不通的，革命要尽可能多的团结各个阶级才能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拥护。所以他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把田地公平分配就好，让富农也为革命做建设，给地主也留以活路。结果是什么前文也说到了，被批判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毛说，我这一切可都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啊!他曾经对警卫员说过“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战争稍有间隙毛就会亲自跑到各地调查。大家可以去看看《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里面收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等一系列当时的调查，其全面、细致、调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另外还有文章讲解调查方法、说明基于这些实际情况今后工作的方向及具体内容等等。
不仅自己调查，毛教员还发布命令：
“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 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面及图表，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
但是，当他抬出来调查报告来反驳上海中央的时候，却又被扣了个帽子叫“狭隘的经验论”。
好吧，共产党不是军阀，个人有再大意见也要服从组织决策，党中央决定要打那就打吧。可是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一下都没休息，打了快一年了也没什么大成果。现在军队人困马乏减员迅速，军费军粮也没多少剩余，你们一不允许休整二又批评我们筹款浪费时间，这仗还怎么打?
毛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迫“养病”
毛教员终于忍无可忍，他和其余三人提议中央的人来前线看看情况，然后开个前线会议讨论。中央局刚开始都以“太忙”为由拒绝，并要求他们执行命令。
没想到四人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按原计划搞起了根据地建设，为第四次反“围剿”紧张地作起了准备。同时继续电告中央，来前线开会讨论，因为此时第四次“围剿”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中央也忍不了了，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而后当时的常委会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内容有两个，一是批判毛的主张，二是讨论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该怎么搞掉毛的权力，得出的办法是会上不指名地狠狠批判，然后把他调到后方。
常委会议结束后，中央局立刻给前线回电，决定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这场会议很有意思，许多地摊文学做过各种版本的描述，说什么周毛争权，什么毛吐血三升之类的。我们不去理会这些说法，看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议主要有8个人参加，前委的朱毛周王，后方的项英、任弼时、邓发、顾作霖，其中周恩来是开到一半时赶到的。会议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讨论红军将来的战略。
后方领导认为，应当继续对主要城市展开进攻，扩大苏区，取得一省或几省的胜利，以进攻对抗国民党的“围剿”进攻，并且再次提到上海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方针与分析。
毛反对他们，认为红军现在没有实力主动发动大规模战役，应该以防御和建设为主，放弃大城市，向山区扩大根据地，准备应对马上到来的“围剿”。
后方领导继续强调了这代表上海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确实发过几封电报，指示中共尽快进攻大城市。
其他前委成员(朱王)认为，应当结合前方实际贯彻中央指示，也就是同意了中央的基本路线占领江西，但觉得应当在时间、具体行动上有一定调整。
毛一个人坚持原来意见，坚持不让红军离开苏区主动作战，反对其他所有人以及上海中央以及共产国际。
会议第二个部分是讨论进攻城市战略实施以来(也就是新中央上任以来)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评价。
除毛以外其他人认为，成绩是主流，那些失败只是技术上的原因。也就是同意继续实行进攻城市战略，只不过具体进攻战术上需要调整。
毛一个人反对所有人，他说“早就应该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了”。
中央继续反驳，认为攻击大城市在战略上绝对正确，几次失败的原因有大概如下：一个是轻敌，没想到敌军坚守的顽强，导致久攻不下，援军赶来，腹背受敌;第二是爆炸技术有缺陷，导致没能炸开城墙;第三是某些时候犯了分兵的错误。总之都是战术、技术上的失误所致，只需要吸取教训，以后的攻打总会成功。
毛再次反对所有人，他坚持认为攻打中心城市犯了盲动主义错误，这个战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完全错误的，在此指导下不可能取得胜利。
但是此时他只有一个人了。
会议通过决议：
①一方面军在前一段时期(按照毛的建议)向赣东发展是错误的。
②所有红军马上做紧急战前动员，主动出击，在国民党形成合围之前，逐个击破其“围剿”的队伍。
会议继续批判毛，认为他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组织观念错误，并提出免去其政委一职，回到后方负责中央政府事务。
周提出异议，认为毛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军队，自己监督方针的执行，或是自己主持战争但是由毛做助理。
朱德、王稼祥附和。
与会人员合影
中央局认为，毛坚持错误，没有悔改，不可能由他负责战争，那会使中央的政策得不到贯彻。但是考虑到前委诸人的要求，最终同意他留下做周的助理。
会议结束。
毛明白，即使自己留在前线也没什么用，中央战略已定，周朱王也都同意，自己提出的防御建设以求反击的思路不可能实行，留下来顶多是打几个无关大局的小胜仗。
于是他提出，自己身体不适，渴望回后方休养。
中央立即同意。毛就到了福建长汀县福音疗养院疗养——贺子珍在这里刚生了娃。
一段时间后，中央觉得毛不在许多事情有些不好开展，毕竟他在根据地威望很高，于是给毛写信试探询问，看他有无回来工作的意象。没想到毛回信又把中央批判了一番，说他们的决策全部都是错的，应该改变战略，以巩固、防御为主。
没办法了，只能让他继续修养。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著名的批判“罗明路线”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毛再到疗养院后碰到了同在疗养的罗明，他当时是福建省委书记，二人展开交流，罗明十分赞同毛的理念。出院以后，罗在福建推广了毛的理念，扩大巩固根据地，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展开游击战争。
本来这件事情没什么，福建不同于江西，革命力量较弱，中央并没有明确要求它们像红一方面军那样进攻大城市，福建的领导也十分同意罗的主张，而且福建的革命工作在这套理念的影响下开展得相当好，因此也没有遭受干预。
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件事情——博古来到福建了。
博古一直在上海指导全国的革命，此时上海地下党遭到了破坏，十分危险，上海中央就准备转移到江西去，先经过福建的根据地中转。博根本没想指导福建工作，就是路过而已，巧的是，他在上杭遇到了罗明。罗很高兴，难得碰到上海的首长，可是博古却有点生气，上杭县是边远地区，他不知道身为省委书记的罗明不好好搞全省的工作来这里做什么，以为罗是玩忽职守。
罗解释他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这下糟了。
博古这发型，果然上海滩
中午吃饭时，有人提议博古去看看在附近疗养的毛，博拒绝，而后很快便启程了。
到达瑞金后，博古立刻开会指责罗明反对中央路线，犯了大错，号召展开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
先是福建根据地的干部被大量免职。
而后江西的一批人成为了“罗明分子”。
开始仅仅是撤职，后来又判刑的，开除党籍的，甚至有被杀的。
就在这当口，凯申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
停顿一下，我们做个简短的总结。
前文提到过，反“围剿”失败乃至被迫长征的最深层原因要到三四次反“围剿”之间这一年里去找，现在想必大家都明白了。
第一，这一年红军不仅没能得到休整、发展，反而执行进攻大城市的路线，受到了消耗。
第二，对第四第五次“围剿”没有长远规划，快开始时才仓促准备。
第三，批判罗明路线导致军心不稳，大量干部流失。
第四，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仅没能趁机发展，反而遭到更大的破坏。为了应付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过度征兵，使得苏区几乎无壮丁可用，财政紧缺，强迫富农“捐款”，后来许多中农甚至“被富农”。
徐向前回忆说：“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很多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相当一部分群众，脱离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只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
总之，内部出现了问题，对外的失败就是迟早的事。
第四次反“围剿”——因为抗命而转败为胜
除了瑞金政府所在的赣南根据地外，当时还有两块比较大的根据地，湘鄂西和鄂豫皖，它们的“肃反”比瑞金更严重，军事干部损失更多。蒋介石也懂逐个击破，于是集结了50万大军对这两地率先开始进攻。
湘鄂西的主要指挥是贺龙、夏曦等，执行中央既定的军事方针，在敌人形成合围之前主动出击，进攻敌军所在城市。
进攻全部失败。人员损失惨重，被迫转移至洪湖根据地。
“围剿”军队跟踪追击，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
鄂豫皖根据地指挥是张国焘、徐向前等，执行中央既定军事方针，在敌人形成合围之前主动进攻敌军所在城市，希望夺取武汉，完成湖北独立。
进攻全部失败。人员损失惨重，被迫沿平汉铁路转移，一直撤至四川北部。
蒋终于调集所有兵力对赣南根据地进行“围剿”，战术是“分进合击”，三路出击，围歼红军。
中央局要求红军执行既定战略，先发制人逐个击破，趁敌人形成合围以前进攻其中路军据点——南丰。国民党中路军的总指挥是陈诚。
一方面军执行命令，激战一夜，未能夺取。
陈诚当即决定，由南丰城内军队拖延红军与城下，中路军其余部队绕至红军后方进行合围。(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朱、周发现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表示南丰易守难攻红军损失太大，此时敌军将要合围，我们应当佯攻南丰以迷惑对方，主力部队伏击其援军。
博古继续命令进攻南丰。
朱、周拒绝执行命令，秘密转移主力到敌援军必经之路上隐蔽，并命令红11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向黎川地区撤退。
敌军不知红军是否是真的撤退，最终还是选择追击。
朱、周探明敌军追击方向，冒雨转移红军隐蔽地点至黄陂附近。
一天之后，排小部队诱敌进入伏击圈，经过两日激战，歼灭两个师并活捉其师长。
国民党得知此消息后，改变原有战略，中路军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轮番向前搜索，企图找到红军主力并与其决战。
朱、周继续命令11军为诱饵，引其前纵队向广昌移动并将其拖住，而红军主力则集中于后纵队必经之地，从其侧翼展开进攻。
经过两天两场主要战役，又歼灭大量敌军，国民党中路军后纵队遭到重创，前纵队只得退却至抚州。其余两路敌军也逐渐后撤。
这几日共歼敌、缴枪万余，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胜利，此时正是1933年3月末。
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更猛烈的第五次“围剿”要开始了。
朱德与李德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共双方的一些基本情况。
共产党这边，大的变化有两个：
1.朱德被调离中央权力中心
2.与此相对应，李德进入中央
朱总年轻时候
首先说第一条，朱德常年担任军队最高领导人，在军中威望极高无人可比，这造成的问题是，博古发现，许多问题必须征求朱德的意见，他自己不能拍板，朱德前线抗命他也毫无办法，况且人家是军委主席，便宜行事也不算抗命。于是博古搞了个小花样。
原来红军的军委是设在前线的，由朱德担任主席，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朱德周恩来他们回到瑞金，博古组织开了个会，决定军委转移到后方瑞金，前线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看起来没问题吧?问题再后面：
1.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
2.当朱德到前线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
军委就是战争的时候权力最大，战争一开始朱德肯定要去前线指挥，他一走项英就成了军委主席，而项英是博古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弟，博古在军事上又完全依仗李德，等于说战争的实际最高负责人成了博古和李德，朱德仅仅变成前线的一名执行者。
李德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摄于延安
现在说第二条。我们中学学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博古李德”总是同时出现，大家只是记得他们决策总是错误，李德好像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印象了。那李德是如何进入领导核心的呢?
其实严格来说，李德不能算作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他能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真的有些莫名其妙。我们先理一下王明、博古、李德三个人的关系。
李德是德国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也算科班出身，毕业以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王明。
王明出身平民，入党之后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可以说极其聪明，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俄语，学习努力，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任教、翻译、组织工作样样精通，他甚至给斯大林担任过翻译。
博古则是王明的学弟，比他晚一年进入中山大学，二人私交很好，因此王明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一直让博古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好了，现在说李德的“传奇”经历。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做针对日本的谍报工作，干了没几个月觉得实在太危险了，就离开东北去了上海，要求在中共中央工作。本来估计他也就是想在这里避一避，找个机会再回苏联，没想到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当时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对军事并不了解，因此向苏联要求提供军事顾问，苏联答应派施特恩过去，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说中的军事顾问一直没来。
博古着急啊，没有军事顾问我们怎么开展军事工作?难道任由江西那帮泥腿子们瞎搞?这时候，李德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身份出现了。
大鼻子外国人(虽然不是苏联人)、共产国际派来的(虽然是做谍报工作)、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虽然没打过仗)，再怎么说也比江西山沟里的那几个农民可靠啊。而且，还是我的好朋友王明的好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施特恩没来，那就他了!
于是乎，李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他一个在东北搞情报的，怎么就到了上海呢?不知当时的李德作了两句什么诗，他是德国人，或许就是
“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
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
——《浮士德》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赶到瑞金，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蒋介石并非浪得虚名，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将战略战术做了改进。首先是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联系当地地主富农，采取“保甲法”“连坐法”等等，并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术，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具体讲，就是进一步细化堡垒战术，每天只推进四五十里，下午三点前宿营(防止红军夜战)，入夜前筑好工事，第二天继续行军，由后续部队接管这一套工事作为后方。
战略上讲，100万兵力分为四路，北路作为主攻方向向南压缩，南路主要负责占领据点、通道防止红军南撤，东西两路配合北路进行夹击，另外附有飞机200架随时准备机动。
红军怎么办?
中央局(博古项英实际领导，其他还有张闻天、任弼时、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人，不固定)认为应当采取“分离作战”方针，分为两路，北路抗敌，东路入闽作战。
周恩来、朱德反对。他们认为应当集中所有力量对抗北路之敌。
中央局拒绝接受，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后者由彭德怀任司令入闽作战。
此时国民党部队还在修筑碉堡封锁苏区，并未开始主动进攻，中央局命令两路红军尽力占领据点、打击筑碉敌人，破坏封锁线。
中央军取得零星胜利，但未能阻止“围剿”碉堡封锁线的最终完成。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北路军3个师进攻黎川。此时黎川的主力部队出去进攻城市打破封锁了，留在城中的只有70余名干部和300警卫……
黎川城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的闽赣军区司令部司令肖劲光，请求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没想到博古和李德(刚到不久)竟然命令肖死守，不得丢掉一寸土地!!300人死守3个师的进攻?!!
刚开始我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印错了还是怎么着，后来证实无误后才发现，肖劲光曾经也是“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支持毛的战略方针，属于“漏网之鱼”，博古可能是想借此机会把他搞掉。
建国后的周恩来与肖劲光
肖劲光心想自己不是蝙蝠侠，手下这300人也不是复仇者联盟，怎么可能扛住几百倍的敌人，于是就撤了〔1〕。
博古、李德随即命令已经入闽的东方军回师江西收复黎川，保住根据地的“北国门”，具体战术是由红三、红五军团进攻硝石(敌军主要据点)，逼退黎川军队。
战斗五天，未能攻克。
军委命令分兵第五军团进攻黎川县另一据点资溪桥。
连攻四日，未能胜利。
军委命令红三、红七军团离开革命根据地，进攻金溪县的浒湾、八角亭等据点，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敌人出动，并将其歼灭。
进攻三天，全部失败，既未能攻克据点，也没能调动出敌人。
在连吃一个月败仗后，终于12月12日，红三军团(一万余人)于黎城团村击败四倍于自己的敌人，但可惜的是仅仅是“击溃”，并没有多少缴获，这种战斗在毛教员看来算是败仗。朱德、周恩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致电项英，分析这次没能大部歼灭敌人的主要问题在于分兵，并建议军委，应集中红三红五红九红七等军团主力，与敌人主力寻求决战。
军委复电，不同意建议，并命令再次分兵，红军主力西调进攻堡垒群，并且，更严重的是，24小时之内4次变更作战命令。
当时修筑堡垒的战士
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提到命令屡次变更严重影响了前线有序的军事行动，由于战场形式千变万化，希望中央能够给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力。
4天后，中央回电，不仅“相机行事”的权力没批下来，前线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都由朱德担任司令)也被撤销，并入中革军委，前线一切师团由中央统一指挥调动。
本来11月末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福建事变”，李济深蒋光鼐等领导19路军(就是打淞沪会战的那个)起义反对蒋介石，另立新的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合作。此时按照毛的想法应该集中兵力并联合19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取得反“围剿”胜利，可是当时中央(包括周总理一开始)却认为应当假意与其联合，实际让19路军与国民党斗个两败俱伤。
于是在国民党忙于消灭19路军，对瑞金政府采取守势时，中央认为此时距福建较远的西部敌方应当是空虚的，就将主力西调，对国民党防御的堡垒地区进攻。
全部失败且伤亡十分严重。此时根据地兵力极端紧缺，竟然到了发动少先队员参战的地步。
“图上作业的指挥家”
1934年1月，由于蒋介石全力镇压“福建事变”，苏区稍微缓过一口气，集中开会(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种附属会议)商讨应对办法。但是这些会让毛周等人很憋屈。
首先，六届五中全会没让周总理参加会议筹备工作，这是非常罕见的，而后在会上博古发言道目前中央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反右倾，不仅如此还要“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也就是说只要发现右倾就坚决干掉(应该是针对肖劲光这一类事件提的)。博古还认为，革命就快要胜利了，只要第五次反“围剿”成功，全国革命就会胜利……
结果最后，没参加会议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又被指定作闭幕词。你们这些玩意儿都没和我商量就通过，结果最后又让我闭幕总结，啥意思啊?!
然后再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给大家(几个核心人物)的消息是，要把毛踢开，让张闻天代替他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觉得不妥，就去找博古，博古却仅仅说毛不用管这些日常事务，而后就不多解释了。
果然，大会先选出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天后召开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被张闻天接替。这两个主席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别急，没过多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颁布，明确地告诉了大家：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毛保留的这个主席是虚职，张闻天接任的那个是掌实权的。
这帮人政治手腕高啊。他们来之前，毛是红军政委、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当时名称有所不同)、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古他们来了以后，先免了军权，再免行政权力，给你挂个空职晾在那，发表发表声明，念一念文件。
这次大会的军事讨论部分李德提出了他的新战术——“短促突击”。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堡垒对堡垒”，你国军不是修碉堡吗?我们也修!你们不是缩在碉堡里不出来吗?我们也缩，一直等敌人出击了，红军再从工事中出来，搞个小范围突击。
嗯，一些前线指挥员称这种战术为“肉包子打狗”战术。每次英勇的“短促突击”出去的红军战士都在国民党那边强烈的炮火下全军覆没，再也没能回来，仅仅两个多月，红军的伤亡就以万计。
朱、周其实并不赞同这种打法，他们在这期间反复强调要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在堡垒战的同时不能忽视运动战游击战。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堡垒战要求在所有重要地点设置防御阵地，兵力极其分散，而运动战要求集中兵力，以红军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同时兼顾的。
4月10日，国民党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另有一个炮兵旅、200架飞机配合作战。
博古大惊，集中九个师进行广昌保卫战，“守住根据地北国门”。
博古李德亲上前线指挥。
4月21日下达死守广昌命令，“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飞机轰炸之下坚守到底”。
4月27日，国民党总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先受不了，我军堡垒在一瞬间被飞机大炮摧毁，提议撤离广昌。
4月28日，广昌失守。
广昌保卫战共歼敌2500余人，红军伤亡5500余人。彭德怀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对此十分不满，在这种战术下，每次出击的红军战士都是全军覆没，他大骂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其他指挥官也不满，比如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找李德提建议，希望改变打法。
几天后，刘伯承就降成了5军团参谋长，离开中央。
张闻天原来算是博古的支持者，此时也因为广昌失守强烈批评博古，二人关系恶化，这对后来的遵义会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北部已无险可守，转移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中央于是开始筹备相关的各项事务。
那么毛教员这段时期都干了些什么呢?
前面已经讲过，蒋介石这次“围剿”的策略是四面包围但以北路为主攻方向，所以整个中央的注意力都在北面战场，根据地南边的自主性更强一些，于是毛就到南线搞调查去了。
调查过后，他和粤赣军区领导们(何长工等人)交流，主要给出了两条指导性意见，这意见狠狠地黑了博古等人。为啥这么说呢?
第一条，吸取“福建事变”教训，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第二条，“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
这就和他原来在会议上的发言、给中央写的信一个意思：中央过去错了、现在也错了，从接手的一开始就一直都是错的。
而后毛又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大概思路是撤掉大部分守的据点，把主力集中起来整训，然后再分散出去打游击战，争取把敌人“肥的脱瘦，瘦的拖垮”，找到好打之敌之后迅速将其歼灭。
不久后，南线的二十二师开会总结之前一次失利的教训，毛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找到电话打过去，详细了解情况，而后再次强调了之前的思路并予以具体建议，从军事到政治到情报到群众工作等等(他一向认为这是个整体)。
政委方强等人很同意毛的看法，于是按照他的思路重新布置了作战方案。
这之后，南线情况逐渐转好，二十二师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缴获颇丰。
然后方强就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理由是没贯彻中央指示，走罗明路线。
二十二师的战士们不服啊，凭啥打了胜仗被调走(当时没说进保卫局)，打了败仗的却可以继续干?
一段时间后，毛重新回去考察，开会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这个问题，表达了不满。毛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四个字，却真的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常常让人付出巨大代价。就是这位被关进保卫局的方强，因为坚持真理长征时被张国焘再次关进保卫局，1982年又因为坚持真理而从海军司令员任上退休。老爷子身体非常硬朗，2012年才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祝坚持真理的人都能长命百岁。
我们回到主战场。之后的这近两个月里，双方互相试探，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共产党这边谋划着转移，国民党那边谋划着总攻。
七月上旬，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发动总攻，近100万人从六个方向进攻苏区。
博古等命令针对敌军进攻，分兵六路抵御，严守各路口要塞。
一路也没抵住，根据地范围进一步被挤压。
派红七军团突围，企图打到敌占区，以此调动敌军。思路不错，而且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说国民党用“围剿”封锁着红军致使其无法抗日，这支队伍要突破困难坚持抗日，名正言顺，反正战争年间大家都在为政治宣传吹牛，强调自己的正义性，也无可厚非。可是……一共就派了不到7000人，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咋调动啊……
转移的决定在几个月前就做出了，所以必须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路线，红七军团失败了，中央决定让红六军团再去前面探(song)探(song)路(ming)(这是由被打散的师、团等新组建不久的一只队伍，由萧克、任弼时等人领导)。为了讨论具体往什么方向探、怎么探，开了个会，毛教员参与了。
会上，李德等人认为应当派红六军团向贵州方向突围最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向那里转移打前站。
毛不同意，他认为不应寻找红二军团，整个中央红军应当集中兵力，直接挺进敌人力量弱的湖南中部。因为红三军团与中央之间是敌人布防的重点，突围压力大，且贵州大部分地区没有群众基础，政治经济等工作难以开展。
李德等不同意毛的看法。最终大会的结论是，先让红六军团向湖南方向突围，待机与贺龙部会合(真正原因是，中央并不知道贺龙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在贵州，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1934年7月，红六军团就这么着成了最早开始长征的队伍。
果然不出毛教员所料，红六军团从强渡湘江开始(对，他们就已经渡过一次了)一路经历无数场恶战。更要命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中央在完全不了解前线战况的情况下一直对他们进行远程指挥，很多次好不容易突围出去，中央一纸莫名其妙的命令又令红六军团再次陷入重围，如果不是萧克王震等军事领导的卓越指挥与一定运气成分，这支部队早就不知道覆灭多少回了。
咱们继续讲江西根据地的情况。
西征的军队派出去不久，国民党就集中9个师由北向南开始向瑞金方向进攻。红军以3、5军团为主进行守御，主要是依靠据点打阵地防御，经过20余天的数场战斗，虽使敌人死伤4000余人，自己也伤亡近2500人。貌似是占到便宜，可红军无论战士还是物资都是打一点少一点，国民党那边却是源源不断，这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月31日，广昌驿前镇被攻破。至此，根据地北路、东路(福建)皆崩，再也不可能待下去，必须尽快开始转移。
整个九月，中央都在加紧部署转移的相关事宜，动员、征兵、整编、物资整理、情报搜集等等等等吧。战斗方面互有胜负，无关大局，不多提了。
毛教员呢?他十分担心目前红军的状况，又深知自己在中央说不上话，于是请命到于都地区视察，并在那里做了半个多月的细致调查，以军事、政治情况为主。九月底，突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派医生过去这才渐渐控制住病情，后来博古差点以此为由将毛留下不随军长征〔2〕。
九月末十月初，红军将各地守备交接给地方部队，国民党部队也基本集结完成准备发动最后一攻。
中共中央决定，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指挥二十四师与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留守根据地，其余人准备参加战略大转移。整个转移的最高决策机关为“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
10月10日，瑞金，八万六千人，当时尚不知究竟多远多久的长征开始了。
注释
〔1〕当时情况要复杂一些，具体守不守肖劲光和时任省委书记的顾作霖还有争论，我这里就简化描述了。再讲一下后续，3个月以后肖劲光在瑞金被公审，周恩来被指定为公诉人。李德建议把他枪毙，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坚决反对，最终决定开除党籍军籍，5年监禁。一个月后，在毛的反复努力斡旋下，肖被释放，安排至红军大学教书。后来周恩来曾因此多次找肖道歉，反复检讨
〔2〕另一边的陈毅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前不久被弹片击中胯骨，伤势很重，无法随军行动，后来没能参加长征，留在根据地继续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历经无数磨难，那才叫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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