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月革命后,原本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短短十几年就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支撑这场惊人逆袭的核心支柱,便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不仅为社会主义制度原始积累实现惊人的一跳,
更重要的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本文结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笼,实物建设成绩,辨析这套体制的力量与内在矛盾
这一集的题目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块基石——计划经济

01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计划经济”这四个字。
马克思讲过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里十项措施里,只有"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资本论》第一卷讲自由人联合体,说那里"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反杜林论》里说,未来社会"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这些讲的都是"计划"这个属性,不是"计划经济"这个体制。
差别在哪,马克思自己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得很清楚: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
没有交换,没有价值,没有商品。
既然没有商品,就没有市场;
既然没有市场,就没有我们今天说的"经济"这个由交换构成的领域。
剩下的只是"劳动时间的分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
所以把"计划经济"说成"马克思的理论",没有根据,是错误的。
是把一个属性名词,换成了一个体制名词。
马克思要实现的是一个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连经济都没有只有生产。怎么会有什么计划经济?
02
再看看列宁。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参加工作的有两百多名科技专家。
这个委员会干了大半年,编出一本《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电气化计划》。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这个计划。列宁在会上说: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他称这份计划是"第二个党纲"。其实是社会主义建成的一个指标。
同一时期,列宁写了一篇《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点名批评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等人。米柳亭等人指责制定者都是"资产阶级专家"。对专家搞出来的电气化计划采取官僚主义的漠视态度。
列宁的回击很硬:这份计划是根据极丰富的科学材料"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是"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严肃的著作"。
一九二一年二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主要是接受经济咨询。
这里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
"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是托洛茨基提的。
一九二〇年三月俄共九大,托洛茨基提出要搞"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由中央按统一的思想作出分配,劳动力要像士兵一样调动、任命和指挥。
列宁当时反对。
反对的理由不是不要计划,是不要那种行政式的、从上往下压的计划。
列宁在工会问题论战里反复强调,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不能只靠统一各个委员会,要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进来。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政治局委员的信,题目叫《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也有合理的思想。"
一个多月之后,列宁又补了几句,说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他要的是一个有权威的专家机构。
他反复强调,计委里汇集的是"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他们的决定不该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随便推翻。
这是列宁对计划问题最后的表态。两个星期之后,他的身体就不行了。
所以列宁只是
留下了电气化计划,留下了国家计委,留下了"专家要有权威"这句话。
他没有留下"怎么搞计划经济"。
原因不难找。
列宁从头到尾都在"过渡"这个框架里想问题。
一九二一年改行新经济政策,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自由贸易,搞国家资本主义,搞租让制——这些在他那里都是"退",是"迂回",是为了保住政权、缓过眼前这口气。一九二三年一月《论合作社》,他自己承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但"根本改变"改的是方法,不是目标。
目标还是那个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国家的社会。
他临终前最担心的不是经济,是党的建设。
一个把最后几个月全用在党的建设上的人,没有时间再写一本《怎么搞计划经济》。
03
一九二七年冬天,苏联出了粮食收购危机,这还是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期间。
收购上来的粮食三亿普特,上一年是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缺口一亿三千万普特,合两百一十三万吨。
城市要吃饭,工人要吃饭,军队要吃饭。工业化的钱还没有着落,粮食先断了。
如何发展?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讲话。题目叫《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里面有一段话,是整个三十年代苏联的基调: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前面还有一句: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他接着列了一串:被蒙古汗打过,被土耳其贵族打过,被瑞典封建主打过,被波兰立陶宛贵族打过,被英法资本家打过,被日本男爵打过。"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
这段话把当时的处境说都清楚了。
一九三一年的苏联,是一个刚刚打完内战、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工业底子比沙俄还薄的国家。不快速将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就不能防范战争风险。
它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快",是"选择快还是选择死亡"。
这个逻辑就是,缓慢发展就是死亡。
党内虽然意见纷杂难以统一。但对于发展工业,走工业国的道路都出奇的一致。
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社会积累,拿什么做积累?
这个重任落在了斯大林肩上,怎么能带领苏联人民摆脱贫困,用什么方法把一个农业国建成工业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上一篇讲过的三条路,全部是堵死的:殖民地没有了,赔款要不来,借债借不到,租让制招不来几个钱。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按计划投下去。
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首创。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
用编制五年短期的计划目标的办法,逐步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
0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国家计委拿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叫"初步方案",也叫最低方案。一个叫"最佳方案",也叫最高方案。
两个方案的工业年增长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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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各项指标比初步方案高出大约百分之二十。
这两个方案背后,是两个人。
一个是国家计委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电气化计划的老起草人,主张渐进,一步一步来,先把比例理顺。
一个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主张加速,先把重工业砸上去,别的以后再说。
一九二九年四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讨论五年计划草案。会议选了最佳方案。
一九二九年五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成为法律。
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说,这种搞法是"疯人的政策"。他主张速度要有,但不能把一切都投进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得先把严重的商品荒缓下来。
斯大林没有听。
不但没听,一九二九年底又加了一句口号:"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他要和时间赛跑。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住:
最佳方案不是技术官僚算出来的最优解,是政治家在技术方案里挑的那个更狠的。
05
这套东西,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它由三个部件组成。
第一个部件是指标。
指标分两种。
一种是实物指标,以吨、台、米、千瓦时为单位:今年产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台机床,多少万平方米住房。
一种是价值指标,以卢布为单位:总产值多少,投资额多少,成本降多少。
两种指标都带一个百分比:比去年增长多少。
第二个部件是平衡表。
实物平衡表是一张一张算出来的:
全国今年有六百万吨钢,机器制造要多少,建筑要多少,铁道要多少,军工要多少,出口要多少,年底库存留多少。每一栏都要对上。
这张表就是计划的骨架。
它的逻辑不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是"什么缺就补什么"。
第三个部件是部门。
一九三二年一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拆成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林业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
一个部管一个行业,一条线管到底。
指标从这里往下走:苏联人民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州→企业。
企业每年签"计划合同",产量、品种、成本、上交利润,一条一条写清楚。
农村是另一套。
集体农庄不直接下指标,中间隔着一个机器叫拖拉机站。
国家通过拖拉机站提供机器、提供技术、派驻政治部,集体农庄按"义务交售制"把粮食按国家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价格定得很低,低到接近成本,差额就是积累。
这套机器的特征,说白了三条:
以实物为中心。计划者关心的是"有多少吨钢",不是"值多少钱"。
以行政为链条。命令从上往下走,不走市场。
以动员为手段。完成计划靠政治号召、劳动竞赛、突击队,不靠利润刺激。
价格在这套体系不是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是算出来的。
货币不是资本,是核算工具。
工资不是劳动力的价格,是分配的尺子。
这套东西内部是自洽的。只要外部环境不变,只要目标单一,它能转得很好。
06
一九三二年年底,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用了四年零三个月。

下面的数字,是一九二八年全年和一九三二年全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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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零三个月,建成了1500多个大型工业企业。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第聂伯河水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重型机械厂。
这些名字,后来在战争里都出现过。
工业产值1932年是1913年的234.5%。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机床过去百分之六十七靠进口,这时候基本自给。
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里的比重,从百分之四十八升到百分之七十点七。
轻重工业的比重,从六十点五比三十九点五,变成四十六点六比五十三点四。
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增加到455亿卢布。
大工业职工从310万人增加到650万人。
斯大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原话是:
"这一切就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末的百分之七十。"
一九三一年,苏联购买的世界机器设备,占全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看可能没什么。放在一九三一年看,是一个农业国把全世界的机器往自己家里搬。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实在在淘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国家原始积累,一跃成为工业国。奠定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07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开盘就跌。十月二十九日,一天之内成交一千六百万股,市值蒸发掉三分之一。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开始了。
到一九三二年,美国工业生产比一九二九年下降百分之四十二。英国下降百分之十二,德国下降百分之三十九,法国下降百分之二十四,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下降百分之三十三。
失业:美国一九三三年一千二百八十万人,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三千五百万人。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一千零三十八亿美元掉到五百五十八亿美元。国际贸易额下降百分之六十六。
最要命的是投资。美国私人投资一九二九年一百五十八亿美元,一九三二年九亿美元。降了百分之九十四。
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那份报告里,把这个对照直接摆了出来: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1932年末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英国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
这不是宣传造出来的对照,是历史给的数据。
一九二九年,一边在崩,一边在建。
一边的工厂关门、工人失业、银行倒闭,一边在乌拉尔山脚下挖地基、在第聂伯河上浇混凝土。
苏联在这个时间窗口期里买到了两样东西:
便宜的技术,便宜的专家。
西方在倾销设备,在输出工程师,在找任何能换回现金的买家。
苏联就是那个买家。
08
两边都在积累。差别在积累归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这边,剩余价值归少数私人。
能赚钱就投,看不到销路就停。
危机一来,销量下来,资本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投,是减产、裁员、把现金攥在手里。
一百五十八亿掉到九亿,不是资本家没钱,是最广大的劳动者没钱。没人消费他们就不敢投了、也不愿投。
这是制度逻辑,不是道德问题。
资本要保值增值,看不清前景的时候,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投。
社会主义这边,剩余产品归国家。国家又把这些产品全部投到建设里。
今年产出的利润,明年按计划全部追加到基本建设里。没有"看不清前景"这回事,因为它在不断的循环。
一五期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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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翻了将近三倍。
投资结构:工业占百分之三十八,农业占百分之十五点六,运输邮电占百分之十七点七。工业一家,比农业和运输邮电加起来还多。
这就是速度的来源。
不单纯是苏联工人比美国工人能干,是苏联把生产创造出的全部价值,第二年全都投到了建设,美国把能投的钱收起来装资本家兜里了。
这个优势在积累初期是绝对的。无以伦比。
什么都缺的时候,把全部剩余砸进重工业,速度一定快。
因为重工业是自我循环的:钢能做机床,机床做设备,设备能产钢,循环一圈,产能上一个台阶。
不足也是绝对的。
消费被压到最低。配给制重新实行,面包、肉、糖、油,凭卡供应。实际工资下降,一九三〇年之后,官方出版物里不再允许出现"实际工资下降"这个说法。
农民承担得更多。粮食按国家定价交售,价格低到接近成本,差额变成工业投资。
09
钢造出来了,面包没有跟上。

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都发生过饥荒。
集体化过程中,农民大量宰杀牲畜。斯大林一九三四年在十七大报告里第一次披露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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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少了三分之二,牛少了将近一半。这个坑,苏联到五十年代末才填回来。
粮食产量从一九三〇年的八千三百五十万吨,掉到一九三一年七千万吨。
但要说清楚一件事:
这不是"有计划"本身的错。
问题出在三个地方。
第一,比例定错了。重工业优先,轻工业滞后,农业被抽得太狠。
计划者知道要造钢,不知道老百姓要鞋子。这不是计划不能算,是算的时候漏了一栏。
第二,价格背离了价值。国家定的收购价,低到不能反映粮食的真实稀缺程度。
价格不能反映价值。价格失真,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计划者看到的是报表上的数字,不关注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规律。
一句话:国家积累和人民群众收入比例不协调。
第三,纠偏机制滞后。
指标是年初定的,完成情况年底才报上来,报上来的数字还要经过层层修饰。等到中央发现比例错了,已经错了三年。
所以排队买面包,不是计划本身的错,是计划不准确加上纠偏失灵。这两件事要分开。
不分开,就会得出"计划经济必然短缺"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跳过了一个事实:这套机器在它该干的事上,干得非常好。
它该干的事是:
在一个落后国家,用十年时间,把一个农业国变成能造坦克、造飞机、造机床的工业国。
这件事它干成了。
没有它,一九四一年夏天面临纳粹的闪击,守不住莫斯科。
它不该干的事是:
在工业体系建成之后,继续用同一套办法管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经济。
经济体量大了,结构复杂了,技术更新快了,几万种产品、几千万个需求,一张平衡表算不过来。
中国的路子是把这件事分开处理。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开始调整比例,一九八二年十二大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定"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二〇〇六年"五年计划"改叫"五年规划"。
名字改了,事情没停。从"一五"到"十四五",一个没断。
变的不是"要不要计划",是"计划管到哪一层":
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开放搞活;指令性指标改成预期性、指导性指标;实物平衡改成总量平衡加政策引导。
这就是后来那句话的意思:
计划经济没有错,计划的方法要调整。相关联的经济要素要跟上
这台机器是一九二八年造出来的。
造它的人,面对的是一个被包围的、落后的、随时可能被打的国家。他要在十年里跑完别人一百年跑完的路。
他跑完了。
代价记在账上,成绩也记在账上。
这两笔账不能互相抵消,只能一起看。
下一块,要讲这台机器高效运转为战胜发挥的作用。怎么从高效变为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