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语
中国妇运史系列文章将梳理近代史(1840~1949)大事件中妇女深度参与的部分，粗略分析个中成败，并且向读者们介绍这些相对冷门的历史。
戊戌变法时期，妇女运动中最显要的是废缠足，兴女学这两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催生了自梳女这样的独特群体。传教士们依靠公共设施建设和知识理论传播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市民和精英阶层的观念进步，而这一时期由国人发起的社会运动也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
总言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曾经妇女运动史上昙花一现的进步也随之而去，中国再度面临妇女解放何去何从的问题，时间也慢慢来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聚焦于: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废除缠足、开创女学、开办女性报刊(主要是《女学报》)以及出现了女工运动。
在第二部分，文章将围绕戊戌变法时期戊戌维新派参与建设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展开，向大家介绍它创办时的社会背景，它的发展与挣扎，以及在它被迫关闭后，参与它建设的妇女们如何将成果流传下去。
1.维新派女学在晚清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
在当时的中国，新教传教士的女学已经开张不少。1840~1860年主要开小学女校，1860~1880年间逐渐开始中学教育。到戊戌变法开始前，新教女学在中国已不鲜见。结合这些学校营运时的经验教训，以及戊戌维新派的政治诉求，由TA们深度参与的女学建设，需要面对如下几个挑战：
一.政府助力不足，且随时间推移反对态度可能更明显。戊戌维新派选择走上层路线，尤其是要依靠光绪帝完成变法，就需要明确朝堂动向。在19世纪末期的清廷中，慈禧太后掌握的权势远胜光绪皇帝;而且维新派多数是民族资产阶级，TA们的思想与理论水平足以为维新张目，但在李鸿章因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受到限制的当时，维新派能够从清廷中获取的确切帮助会很有限。而且随着变法推进，与守旧派势力矛盾加剧，TA们从清廷中得到的压力一定远大于助力。
二.新式学校对人才和资金的需求很大，可能难以满足。维新派在办学方面及其推崇当时日本女学的教学方式，多次强调在女校仿效日校教学的重要性：
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此数事者，大率与兵政相关，亦尚力之世，所当有事者也。 ——《论女学》，梁启超 《时务报》 第23、25册，1897年4月12日、5月2日
然男女平权之说，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尝闻长崎领事余云眉又云，日本女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养之法)，三国语(谓日本文)，四汉文，五历史(兼外国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学(谓格致)，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郑观应 《盛世危言》第2卷《学务》，第70一71页
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其女学之制，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所以异于男学者，不过数事，蓄德足以自辅，才足以自养，相砺以廉节，相信以德义，而不为严密之防，不兴猜疑之心，内顾既寡，而工业得力，既无坐食蠢国之民，即收兴业植产之益，此西方所以致富强，而王道之成，治外必先乎治内也。 ——《女学利弊说》，康同薇(康有为之女) 《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
图：明治维新时期的女学
既然选择新的教学方式，就不能依靠旧科举制度培养的教书先生。当时就算是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学，也有受师资和观念限制，课上只教背《圣经》的例子，因此想要办好女学就必须有好老师。同时，维持学校运转的资金和场地也必不可少。
三.变法运动带来的政治风险。除了上述外在条件，戊戌维新派达成变法的最终目的，也必然会让自己参与建设的学校具备宣传维新的政治属性，学校可能因为政局波动受到影响甚至直接早夭。
2.维新派经正女学的创立与挣扎
在短暂的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建设女学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经正女学。在建设这所学校时，TA们在宣传动员，制度设计等方面多有建树，最后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学校被迫关停。关于这所学校前后多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
2.1 前期准备：舆论宣传和盟友选择
在经正女学正式落地前，维新派在舆论宣传和盟友选择方面，凭借自己的条件做了很多准备。在当时提到女学，人们的第一印象大致是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女学。当时这些教会女学的资金大多依赖海内外各类基督教差会提供，或者收有钱家长的学费做高端私立学校。学生毕业后多从事教会相关工作或对外贸易相关工作(买办)，又或者前往外国深造，导致这些女学的影响在19世纪末晚清中国的半封建部分并不突出。这时，面对国人创办的女校，人们很可能沿用对教会女学的印象，对其无感或者较有抵触。在正式创办女学前，维新派在自己的宣传阵地如《盛世危言》、《时务报》、《知新报》处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从多种角度向人们说明为救国图强建设女学的重要性。
(1 “男耕女织”或“自食其力”说：认为古代中国男耕女织，人人都要出工出力，所以大家才能吃饱穿暖，而今女性不学无术，导致无法出工出力，只能依赖别人抚养，自小从父，长大从夫，夫死从子，这里的从，完全变成了因为要靠对方养而被迫顺从对方，亲情与爱情(或者说夫妻之情)大打折扣。
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盖合一国之人民物产，而以决疑数术，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实如此也。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以予所见，上而官，中而士，下而农工商兵，无论为何等人，则无时不皇然愀然。若重忧贫者，其受冻饿，转死沟壑者，更不知凡几也。其实以比例浅理论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必无可以贫之理，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虽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业或无业?盖凡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论女学》梁启超 《时务报》 第23、25册，1897年4 月12日、5月2日。
(2 “不利教子”说：认为女子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自然也就无法为自己的子女提供好的教育，如此下去就会导致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
俗云:教子婴孩，家庭教育最关紧要。妇人失教，不知书理，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富家子多是纨袴，贫家子鲜知礼貌，非失于宽，即失于严。有委诸婢仆服侍，只求小孩不哭，时与饮食，致生疳积者;有失于调理，不甚爱惜，误于俗语以粗养易大者;甚至有家训过严，不知循循善诱，动辄打骂恐吓者。岂不知恐吓多即致病，病多即体弱，安能延年?人怪其死于医药之不灵，未知其父母保护之不善也。据名医云，孩提之童，起居饮食要有一定之时，如无节制，病由此生，万不可打骂恐吓，碍其生机，必须令其天怀潇洒，游嬉片时，气血流通，生机活泼。若其母知书识礼，明卫生之理，所生子女未入学堂以前，必常依依膝下，事事教导，受益良多，虽有婢仆，不可纷更，各有专司，以防不测。——《复蔡毅若观察书》郑观应 《盛世危言》第2卷《学务》第24一25页。
(3 女学与缠足的关联：康同薇提到当时的一种观点：“缠足的根源是女学被禁止，为了防止没有接受教育的女性作恶，于是就把女性缠足，让其行动不便”，并且驳斥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今女学废弛，流弊无既，不得已乃严其防范，密其肩钥，拥其面，刚其足，惴然歉然，恐尚有失，而名节日下，世风愈额，虽曰刑于之化，防其未萌，而疑间斯存，人道益苦，犹之防盗，严刑峻法，以为得计，而盗风之炽，日甚一日，盖不穷本溯原，去害兴利，使遂其生，且濬其智，譬犹止沸而加薪，不绝之于此，而绝之于彼，岂可得哉!
夫女学不讲，而几以防盗之法防之，日望天下之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使家庭雍睦，间里熙攘，仁义之风播于国，敦厚之化遍于都，人人皆修其身，齐其家，以致平治，不亦难乎?——《女学利弊说》康同薇 《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
当然，仅仅在舆论场站住高地是不足以把学校开在现实的。舆论宣传的目的是增进大众对女学的了解，弱化大众对女学可能的敌意。在这之后，就需要进一步团结能够团结的群体，这样才能真正带来影响力。正如救国之于全体国人，兴办女学对当时的中上层女性群体也有很大吸引力，戊戌维新派就利用了这点。
图：裙衩大会
在完成舆论造势后，善经元先是禀请南北洋大臣和盛宣怀，从电报局义赈基金中拨款资助，却遭到拒绝。在申请政府拨款无果的情况下，他想到向当时的妇女界募捐，并动员夫人魏英带头认捐开办费400元、常年费60元。在经元善夫人的垂范下，半年内，认捐的妇女就多达102位，共筹得开办费6130元。以经正女学的规模和条件，这笔钱足够覆盖学校一年内的教学和生活用度。此外，在经正女学开张的前一年——1897年，在梁启超，康有为，张骞等人推动下，女学堂的董事们还在上海张园安垲第开办了一场“裙钗大会”，西方来宾主要有西班牙、瑞典领事夫人，江海关税务司夫人，中方来宾有盛宣怀夫人、梁启超夫人、沈敦和夫人等，规模盛大。正是利用募捐和办会，戊戌维新派们向中上层女性群体介绍了兴办女学的目的，并得到了她们的一定支持。
此外，由于在维新的具体政策上康有为和新教传教士高度一致，戊戌维新派也拥有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传教士的友谊，并且戊戌维新派在后续得到了来自传教士方的有力帮助，这点在后续会提及。
2.2 具体的组织方法和不公开的组织建设
善经元以办女学为重大事业，他参考了法国女性研究协会(La Société desétudes féminines)成熟的组织方法，并且通过设置男女之防维持了女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据夏晓红考证，《女学报》第一期的《法国女学会》篇中提到的组织方法和经正女学的组织方法关联很大，尤其是文中关于法国前辈的组织原则“设报章传示远人，定会期听讲会旨”一项，更切中了维新派政治宣传的目的。在实际建设中，经正女学/中国女学堂具有线下实体，此外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女学会”和“女学报”两个组织。对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经正女学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女学报》的编辑潘璇曾经这样描述：
“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春[桩]事情，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如此，三者不但是同气连枝，彼此间的关系也梳理得十分清楚。即如《女学报》作为花、叶的作用，就是要把“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情形”“淋淋漓漓的写在那里”。——夏晓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图：《中国女学报》
其中女学报的目的完完全全是进一步宣传：“...女塾初开，仅此一隅，终虑不足振动遐迩...”;“...但女学堂经费不足，中国各行省阴教未能遍及。惟这《女学报》，各处都能购阅，是《女学报》所以扶助这女学堂的不足。”。
女学会则是三位一体的重心所在。虽然女学会成员大多来自经正女校的校董和职工，因而难以展开活动。但在女学会结合中国特色的组织方法中，各类女子会具有相当多元的功能：
随后，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作者提出了逐步推进与完善女学会的设想，即是先成立“约游观或叙谈”的“亲睦会”，以使“彼此晤面，欢若一家”;其次，举办“赛艺会”，其“法取中外”，将各种刺绣、绘画、照相、蚕桑、织纴、梳洗、烹饪、抚育、医治、铁裁缝(即缝纫机)等“罗列一室，分门别类”，以利会员“精心研究”;第三“当行女红会”，推广“针线一道”，不只“学成者颁以文凭”，而且可如“泰西此会”，“日夕来做工”，以赚取薪酬，故“无论识字与否，皆可为之均沾利益”，亦“可以扩充女学会办事之权力”;第四应办“女书会”，以刊行“闺阁通才”的“佳著作”，以及“东西洋女学书善本”的译本;第五当立“评议会”，举凡聚会规模，讨论题目，发言人的派定与发表形式，会长、文书、募捐人、会计等执事的选任，所谓“千头万绪，皆从此发生”;而排在第六位的“女书塾”与第七位的“女学报”，“现均先行”。——夏晓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不过，以上所有都来自于对同时期资料的整理和考证。在中国女学会运行期间，从来没有公开过组织的章程和纲领，也没有公开完整披露过成员名单。再加上女学会的成员并不独立于组织整体的其他部分，可以说女学会的组织建设不足，对外宣传并不像当初宣传办女学重要性那般天下皆知。
在经正女学的组织中则有更细致更明显的分工：校董和学校职工均为女性，而校董的男性亲属们(兄弟，丈夫等)则负责在外奔走宣传筹款，任何男人不得进入校内。这样的“全女模式”，相当契合当时社会男女大防的观念，同时也使得女校教学本身不受社会影响。
2.3 重大危机的来临、应对、和倒闭
经正女学本身运行的还算健康。戊戌维新派作为资产阶级，营商者颇多，即使没有外界捐款也能勉力维持;在维新派女性成员和传教士的参与下，女学的师资也还算够用，最重要的是，女学建成到解散不过两年，在做到男女隔离，不受社会直接冲击的情况下没有暴露问题的空间。女学面对的危机正是来自政局波动。
维新派本身就与张之洞等代表的守旧派，李鸿章等代表的洋务派立场不同。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还颁布上百道政令，激烈、全面而具体地侵涉其他派别的利益，情势便愈发危急。后来当维新派想要刺杀慈禧时，竟然直接去找军权稳固的袁世凯夜谈而不做其他准备，结果前脚谭嗣同上门谈罢，后脚袁世凯就找到慈禧说明一切。依然大权在握的慈禧自然便下令处决参与“围园刺后”事件的人，戊戌六君子就义，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而主要参与创办女学的善经元虽然没有谋划刺杀，但他和经正女学也岌岌可危。
在1898年10月11日，慈禧下令逮捕维新派相关人士的二十余天后，颁布了禁止“联名结会”的旨令。对此，《女学报》中将学会等词替换成“女公学书塾”，专门刊登女学和学会的章程，在刊登文章主笔时撤下被通缉逮捕的维新派成员亲属的名字，女学会还紧急邀请传教士林乐知之女林玛莱加盟，这一切都在努力减轻来自政府当权者的敌意。不过哪怕当权者的敌意减轻了，在这些人没有重新表达对女学的支持前，社会对女学的支援便会极大降低。在戊戌变法失败到经正女学最终倒闭的十个月间，学校的大半开销只由善经元一人维持。最终，在1900年1月，善经元联合百余名士人上书反对“己亥立储”，遭到清廷通缉逃亡，经正女学，以及女学会和女学报都成为历史。
3.一个女学倒闭了，更多女学开起来
经正女学，女学会和女学报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被迫解散，深度参与其建设的戊戌维新派和新教传教士要么被打击消灭，要么爱莫能助。但是，女学建设的成果并没有消失。参与女学，女学会和女学报的妇女们在两年实践中成功掌握了这套组织运行的模式，并且将这些传递下去。
1.上海女学会。1901年4月，中西女塾学生吴孟班尝试发起的上海女学会，就与经正女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参加者共20名中国女士，其中至少有沈瑛、章兰、蒋兰、王范贻(慕青)、丁慧(明玉)五人原为中国女学堂提调或教习，经玉娟、金兰贞、盛静英、孙有榛、赵愿荪五人原为中国女学堂学生。二者相加，上海女学会最初的会员中，来自中国女学堂的成员已占一半。”而且，上海女学会也采取了三位一体的办会模式。其中，担任女校角色的是其后开办的爱国女学校，担任女报角色的是名为《续出女报》的报刊(后改名《女报》)。
2.上海世界女子学会。这个在1911年成立的学会中，出现了大量曾经参与经正女学和女学会的名字：王范贻与蒋兰列名于七位发起人，且担任总务部职员，王更兼任古学部主任;丁慧则为洋文书记。直到五四运动期间，这个学会还在继续运作。
4.小结
经正女学在维新派人士和新教传教士的深度参与下成立，其中女学校董，女学会会员和女报编辑(均自称“女史”)们兢兢业业，维持了正常运转和教学近两年，最终女学受到戊戌变法的波及被迫倒闭，维新派人士们或死或逃，逃到日本的康有为直接宣称自己是所谓“保皇派”，善经元也可能受其影响;新教传教士们协助维新派人士逃亡，然后继续走依靠公共设施建设+上层路线宣传施加影响的路;然而参与经正女学建设的妇女们很多没有选择回归“日常生活”，而是继续投身到后进女学和女学会，将成熟可靠的组织方法传递下来，从专职女子教育的学会逐渐发展为参与国事的社团，在五四运动中这些成果依旧发挥着作用。
在下一篇中，文章将介绍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带来的新妇女群体——“自梳女”，她们并没有办女校，发文章，但是其自立自强的精神和从我出发的主体性，直到今天也值得学习。
5.参考文献
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王梦兰等
2.百度百科
3.《经元善创办中国第一所女校》，人民网
4.《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潘家德，中华文史网
5.《一位英国传教士眼中的戊戌变法》，《燕赵老年报》03版，2025年11月26日刊
6.《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郭卫东，《文化杂志》，2003
7.《中国近代教会女校发展历程探析》，马霞，《教育界.下旬》2016年05期
8.《中国女学会考论》，夏晓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9.《张园举办“时代裙英”论坛：裙钗云集，穿越127年的女性力量》，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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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献资料整理
作者：小叶4.0
编辑：铸形者
美术：铸形者
审核：thelig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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