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和一位朋友构思了一个架空世界的思想实验，这段时间，通过调整喂给AI的提示词，基于AI创作和后期人工修改，把这个思想实验的内容基本完成了。内容比较长，会分几部分发出来。今天是第二章《众生相》的第二部分。(请时刻牢记，故事、剧情、数据都是架空世界的虚构哈)
具体的设定如下：
“在这个架空时间中，苏联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但仍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加以节制，因此未走向最终解体。经济上，在经过数十年发展后，其工业产值已占全球一半以上，综合国力坐二望一。在民间，民众普遍崇仰列宁与先烈，曾经存在的崇洋媚外思潮开始逆转。在国际社会，西方对苏围堵开始陷入困境，欧美发达国家自身经济普遍陷入衰落;而苏联与最大陆上邻国建立建立起了边界互信，形成事实上的背靠背同盟，并且因为放弃社会帝国主义式的干涉而赢得第三世界的普遍信任。在内部，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及明面上对西方怀有“思想钢印”者已基本被清除，但官僚队伍中仍大量存在动摇分子、崇洋媚外者和资产阶级代言人，且现行官僚基本出自数十年修正主义体制的选拔培养。此时，由于长期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化政策，新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只占全社会的30%，社会上已形成一支庞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包含为数不少的买办)，且被国际金融资本深度渗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弥漫，劳动者高度原子化，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严重。此时，新苏联的现任领导人被认为是列宁之后最杰出的领导者，正铁腕整治新苏联党政军及金融系统的腐败。在这一局面下，面对依然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70%的私有制经济基础、激化的劳资矛盾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内外资产阶级可能的猛烈反击，要如何扭转新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专政转变的量变质变过程?如何真正实现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第二章 众生相（2）
四、外企工人
莫斯科州北部，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巨头设立的现代化工厂里，流水线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转。这里生产着销往整个独联体市场的豪华轿车。工厂外墙刷着醒目的品牌标志，厂区内的绿植修剪得整整齐齐，员工餐厅提供西式和俄式两种菜单。
三十八岁的流水线班长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九年，算是老员工。他在工厂休息区接受调查组访谈时，语速很慢，用词谨慎。
“工资方面，坦率说，比本地国企好一些。月薪大概相当于国企同类岗位的1.5倍。还有免费的午餐、上下班班车、每年一次的体检。这些福利，旁边那家俄资私企是没有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国企的两倍。产线效率被优化到了极限，每一分钟都被精确计算。中间休息时间从以前的十五分钟被压缩到了七分钟。上厕所要打报告，次数多了会被主管约谈。去年，一个同事因为连续加班过度疲劳，在操作机械臂时出现失误，手被压伤了。休息了三个月，回来之后岗位已经被人顶了。”
他卷起袖子，露出手臂上几道被金属件划伤的疤痕。“这种事在这里稀松平常。”
调查员问工会的情况。
尼古拉摇头。“工会?有的。工会主席是个德国人任命的本地干部。他每年组织一次新年晚会，发一些购物券。仅此而已。我们曾经尝试过自己组织一个有实际谈判权的工会，筹备会还没开，领头的三个同事就收到了解雇通知，理由是‘不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这里的管理层很清楚怎么控制工人。”他压低了声音，“他们用工资分化我们——给老员工比新员工多50%的时薪，给本地人比外来务工的多。他们用转正名额吊着我们——干满三年的劳务派遣工有机会转成正式合同工，但名额极其有限，要看表现。什么表现?当然是听不听话、惹不惹事。他们在我们中间安插了眼线，谁在食堂发牢骚，第二天班长就知道了。这可不是我瞎猜的，这种事发生太多次了。”
调查员问：“你对白皮书有什么看法?”
尼古拉环顾了一下四周，确认休息区没有其他人。
“我偷偷看了。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说得是挺好。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这些分析能带来什么改变。我们这些给外国人打工的，两头不是人。外面的人说我们是洋奴、是给德国佬卖命。但我们能怎么办?我总得养家糊口吧。而且，你看那边的国企和私企工人呢?他们的老板倒是自己人，可待遇还不如我们呢。”
“如果——我是说如果——国家能够让劳动者真正说了算，那我当然支持公有制。但德国人会乖乖把价值几十亿欧元的工厂交出来吗?他们会发动制裁，会撤资，会在国际上搞我们。到那时候，最先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在工厂干活的人。”
五、私有化浪潮中的下岗工人：被抛弃的阶级
莫斯科南郊的柳别尔齐区，一片由旧厂房改造的拥挤社区。这里住着大量上世纪九十年代私有化浪潮中被淘汰出局的产业工人及其家属。街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楼道里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块。
五十七岁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靠开黑车和领取微薄救济金为生，住在一套三十平方米的公租房里。他曾经是莫斯科“镰刀与锤子”冶金厂的轧钢工，在厂子私有化时被迫以极低价格买断工龄，此后辗转于各种零工，再也没有过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杂物，一台老式电视是唯一的值钱电器。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苏联国旗，旁边是他年轻时的照片——穿着工装，站在轧机前，意气风发。
“骗子!强盗!”他给调查员倒了一杯廉价茶叶泡的茶，愤恨地开始了诉说。“你们说，私有化那年，那个姓丘拜斯的从莫斯科飞过来，带了一帮戴眼镜的年轻人，在厂礼堂开大会。他们说，私有化之后，每个工人都是股东，都是企业的主人。他们发给我们那种券——叫什么?私有化券!说这东西值一万卢布，可以买股份。”
“结果呢?大部分人不知道这券怎么用。有人拿它换了一箱伏特加。等回过神来，那些当官的、那些有关系的人，已经用白菜价把整个厂的资产吃进去了。我们那个厂长，现在在欧洲有别墅，他的孩子在美国读书。他当时花了多少?据说是大约相当于三十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价值超过两亿美元的资产。这不是抢劫是什么?”
“后来我也想过去找他们说理。”他喝了口茶，手在发抖。“找法院，法院说没有违法证据。找政府，政府说这是历史问题，已经处理完了。找厂里，厂领导早就换了，说不知道以前的事。我们这批人，被当成改革的代价，被一脚踢开了。现在谁还关心我们?”
调查员试图将话题引向可能的解决方案。弗拉基米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别相信任何承诺。这么多年，口号喊了多少?实质性变化有多少?没有!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偶尔抓一两个寡头、贪官做做样子，有什么用?”
“但是，”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如果真的有人要清算那些窃贼，清算那些当年用废纸骗走我们一辈子血汗的人，清算那些把国家资产转移到海外的买办——哪怕让我扛着枪再上一次前线，我也愿意!我这把老骨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死之前看到那些人得到报应。”
他指了指墙上的苏联国旗。
“我留着这面旗，不是因为我觉得它还能回来。只是因为这是我年轻时信仰过的东西。这信仰早就被现实碾成了粉末，可我还是想留着。总得有个念想。”
调查组离开时，弗拉基米尔送到门口，突然又说了一句。
“如果你们是真心做这件事的，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这些老家伙，失望得太多了。”
六、血汗工厂型小型私企工人：最沉默的底层
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服装加工作坊，藏在一座没有任何标识的仓库式建筑里。沿着昏暗的楼梯上到三楼，推开铁门，刺鼻的化纤味和缝纫机的噪声扑面而来。这里没有空调，窗封着，灯光昏暗。十几名女工坐在老式缝纫机前，在闷热和粉尘中快速作业。她们大多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共和国，合法或非法地来到莫斯科寻求生计。
调查组在附近的社区找到了几名愿意接受访谈的工人。访谈是匿名的，在远离车间的安全地点进行。
四十一岁的古丽娜拉·卡里莫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在莫斯科的服装作坊工作了六年。她的俄语带着明显的中亚口音。
“能按时发工资，不被扣钱，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她的手指粗壮，指关节因为长期重复劳动而变形。
“我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有时候赶订单，要加班到十一点。时薪是120卢布——大概1.2美元。加班费?有几次老板多给了一点，但从来没有按法律规定给过1.5倍。社保?我们这些人，多数连正式合同都没有。老板每个月把现金交到我们手上。有没有保险、有没有退休金，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从来没进过医院，生病了就买点药扛过去。”
调查员问起工会的情况。古丽娜拉露出苦笑。
“我们听说有工会这个词，但这里没有。老板说过，谁要是敢搞什么工会，就立马走人，而且别想在莫斯科再找到工作。他认识很多人，有办法让我们的居留许可被取消。”
“有一次，”她压低声音，“一个从吉尔吉斯斯坦来的年轻女工，因为受不了加班和克扣工资，在工人中间串联，想去找记者曝光。第二天，她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老板说她辞职回家了。但我们都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从那以后，没人敢再说什么。”
调查员问：“如果国家能强迫老板给你们上保险、签正式合同、让你们的孩子能在城里上学，你会怎么看?”
古丽娜拉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
“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我见过太多没用的承诺了。国家?国家在哪里?我们被查到的话，警察会把我们当非法移民抓走，罚款，遣返。没有人保护我们。我们在这些老板眼里，跟缝纫机上的零件没什么两样，用坏了就换一个新的。这种事说出去，谁会管呢?我不相信”
临走前，古丽娜拉突然抓住调查员的手。
“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哪怕只是让老板给我们一份正式合同，让我们生病了能去看医生，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我不需要什么革命，我只想活得有个人样。”
她的诉求如此朴素，仅仅是基本的人道待遇，就已经是一种奢望。
七、城市白领与专业技术人员：虚幻的中产阶级
莫斯科市中心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索洛维约娃，四十七岁，是调查组重点访谈的对象之一。她代表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技能、在体制内外都有生存空间的“体面阶层”。
访谈安排在医院的医生办公室。墙上挂着国际医学期刊的封面，桌上的专业书籍堆得很高。
“我们医院最好的设备和耗材，优先供给‘国际医疗部’和VIP病房。”叶卡捷琳娜开门见山，语气平静但透着不满。“国际医疗部是用美元和欧元结算的，服务对象是外企高管、外交官和本地富豪。那里有最先进的核磁共振、最好的手术机器人。而我们普通科室，申请一台新的呼吸机要走六个月的审批流程。”
“我每周在这里工作五十个小时，月薪是八万卢布——按现在的汇率大概八百美元出头。为了补贴家用，我同时在两家私人诊所兼职，周末出诊。在私人诊所，我的时薪是这里的三倍。我知道很多公立医院的同事都这样——公立保底，私立赚钱。”
“这不公平，大家都知道。”她叹了口气。“但私营部门的存在，至少给我们提供了退路。如果一刀切地国有化，或者说回到完全单一的公共医疗体制，我也担心——担心会失去现在的灵活性和部分收入。”
“但另一方面，”她话锋一转，“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个系统的不公平。有钱人可以享受最顶级的医疗服务，普通市民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做一次CT。有些退休工人，明知道自己有重病却不敢来看，因为看不起。这种状况，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医生都看不下去。”
调查员问她对可能的改革的看法。
“我认为，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国家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不能让人因为没钱而病死，不能让人因为没钱而失学。这是底线。但我不主张搞那种一刀切的国有化。应该有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公立体系保基本、广覆盖，允许有监管的私人补充服务存在，但坚决打击权力寻租和资本无序扩张。最关键的是——医生和教师的待遇要有实质性的提高，不能光喊口号不拿钱。”
“还有一点，”她补充道，“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必须被整治。我们医院每个月要填几十种表格，应付各种检查，真正用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反而被压缩了。这种无效劳动，消耗的不仅是资源，更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心气。”
在同一座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里，四十二岁的社会学副教授帕维尔·伊里奇·拉扎列夫给出了更为理论化的分析。他是叶卡捷琳娜的丈夫，也是一名公开的左翼知识分子。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书，有些是俄文的，有些是外文的，还有一个列宁的小铜像摆在书架的显眼位置。
“所谓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在社会学上经不起推敲，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故意炮制出来分化劳动者群体的意识形态工具。”他开门见山，毫不客气。
“你看我和我妻子。我是副教授，她是主任医师。我们表面上过着体面的中产生活——有自己的公寓、有一辆车、每年能去度假一次。但我们其实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我们的收入完全依赖出卖脑力劳动。一旦我们停止了工作，一旦我们生病或者年老，我们就会迅速坠入底层。我们的所谓中产地位，完全仰仗于资方——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私人老板——愿意支付多高的薪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本质上和车间里的工人没有区别，都是受雇佣的劳动者。”
“区别只在于，资本家用高一点的工资和消费主义的幻象，收买了我们，让我们在劳资冲突中保持‘中立’，甚至不自觉地充当资本的帮凶——帮他们管理这个不公的系统。医生负责修补被劳动损伤的身体，教师负责培养符合资本需求的劳动力。我们就是这个系统的高级零件。”
他敲了敲桌上的列宁铜像。
“列宁在一百年前就说过：知识分子的觉醒，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今天依然如此。如果受过教育的人只顾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知识分子应该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用我们的知识去揭露剥削、去设计替代方案、去参与建设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人的道德底线。”
八、灵活就业劳动者：被算法支配的原子
在莫斯科，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就业方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临时保安、共享仓库分拣员——这些新兴的服务业劳动者构成了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生存状态。
调查组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接触这些人。他们不常驻在某个地方，没有固定的休息室，访谈往往是在街边、在电动车旁、在等待接单的间隙完成的。
外卖骑手帖木儿，二十二岁，来自摩尔多瓦，已经在莫斯科送了两年外卖。他穿着平台统一配发的黄色夹克，但头盔是自己买的廉价货，电动车是分期付款租的。调查员在一个商业广场的角落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电动车上边啃面包边等单。
“系统就是我的老板。”帖木儿说话很快，带着摩尔多瓦口音。“每天早上我打开这个APP，就有一个算法决定我一天能赚多少钱。它派单给我，我没有拒绝的权利——拒绝一单，系统会降我的权重，接下来的几单可能都是路途远、钱少的烂单。它精确计算我的每一分钟：从取餐到送达，每一段路程都有一个倒计时。超时了，罚款;客户给了差评，罚款;甚至因为交通拥堵迟到，也是罚款。”
他给调查员看他的手机：上周他送了247单，总收入16200卢布，扣除平台抽成、电动车租金和罚款后，到手不到9000卢布——大约90美元。
“如果出了车祸，公司不会管的。去年冬天，我在结冰的路面上摔倒了，腿伤了，休息了两个星期。这两周我一分钱收入没有，但电动车租金还得照扣。我给平台客服打电话，那边说：‘您是独立承包商，不是我们的雇员，我们对此没有责任。’独立承包商?真TM搞笑!我每天十四小时为这个APP工作，比任何工厂的工人工作时间都长，但我不是雇员?这是哪门子道理!”
调查员问他对白皮书中的“无产阶级再组织”的看法。帖木儿笑了，笑声里带着苦涩。
“我们这些人，就像沙子。风往哪吹，就往哪跑。我们怎么组织?我们没有共同的车间、没有共同的工作时间、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在骑手群里骂几句，骂完还是继续接单。”
“但如果，”他想了想，“如果国家的法律明确把我们认定为‘新型产业工人’，强制平台和我们签劳动合同，给我们上保险、有休息日、不能随便罚款——那我绝对支持。我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一份劳动合同，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在受伤时有人管的保障。这不算天方夜谭吧?”
网约车司机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五十三岁，前某国企司机，企业改制后失去工作，用积蓄买了一辆车跑网约车。他的经历和帖木儿类似：平台算法决定一切，抽成比例不断上升，用罚款控制行为，出了问题说司机是“独立承包商”所以不负责任。
“我以前给单位领导开车，虽说也有等级森严，但好歹有人管。现在呢?我一个人对着这个屏幕，赚多赚少全靠运气。平台把我们变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农奴——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和算法的奴隶没啥区别。”
“我不是没参加过抗议。去年有个司机被平台无理由封号，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一下子没了收入来源。我们一群司机去平台在本地的办事处讨说法。等了三个小时，来了一个公关经理，说‘我们会调查处理’，就没了下文。发起抗议的几个司机，后来陆陆续续都被封号了。”
他摇头：“我们需要的是法律上把平台认定为我们的事实雇主，需要可以集体谈判的组织，需要国家出面管管这些科技巨头。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我们却累死累活。”
家政服务员娜杰日达·谢苗诺夫娜，四十九岁，通过一个在线家政平台接单，提供打扫卫生、做饭、看护老人的服务。她曾是幼儿园保育员，被解雇后辗转于多个平台。
“我最怕的是碰到不好的客户。有一次，一个客户说我偷了她的戒指。我根本没偷，后来发现是她自己放错了地方。但在那之前，平台直接冻结了我的账户。我申诉了两周，这两周都没有收入。最后平台说‘调查完成，解封账户’就完事了，没有赔偿，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我们这种工作，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说话。同事?没有。工会?不存在。老板?平台就是老板，但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反映问题的人。你打电话过去，永远是机器接，按1按2按3，最后告诉你‘请登录APP查看处理进度’。”
她擦拭了一下眼角。“我没什么文化，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对的。人应该有人照顾，而不是被机器管着。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人，伺候人的活干了，到头来自己没人伺候。这不合理。”
九、农民与农业：土地上的两种命运
调查组的足迹也深入到了农村。在梁赞州，沿着曾经是集体农庄的广袤田野，一个个零散的家庭农场和几座大型农业企业的现代化设施形成了鲜明对比。
普通农户伊万·伊万诺维奇老爹，六十七岁，住在波利亚纳村一间木屋里，院子里的鸡在雪地上啄食。他的前额布满深深的皱纹，那是几十年田间劳作的印记。
“集体公社解散的时候，我们分到了地。十五公顷。开始还行，自己种，自己卖，虽然累，但比集体时候自由。”伊万倒了两杯自酿的格瓦斯，递给调查员一杯。
“后来就不行了。种子、化肥、柴油，价格一年比一年高。那些卖这些东西的公司，都是大老板的生意，他们说涨就涨，我们没有议价能力。辛辛苦苦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卖给那些‘二道贩子’，价格被压得死死的。他们掌握了运输和仓储，你不卖给他们，粮食烂在地里也没办法。”
“我的两个儿子，都去莫斯科打工了。大儿子在一个建筑工地，小儿子在一家超市做保安。土地?快荒了。我一个人种不了十五公顷，只能种最靠近村子的几公顷，其他的都撂荒了。看着那些地长满杂草，我心里难受。我是农民，土地是我的命。但命，现在不值钱了。”
他指了指远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几座银色筒仓。
“那边，是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的农场。他有三千公顷，联合收割机是最新式的德国货，种的是出口的优质小麦和经济作物。他赚大钱，每年换新车。我们呢?我们不过是土地的附庸。”
“说实话，”伊万老爹叹口气，“我怀念的，我挺怀念集体公社，我怀念那种稳定的东西——稳定的收购价格、稳定的农资供应、有农机站帮着耕地收割、有集体力量帮衬所有人。那时候虽然不富裕，但心里踏实。现在?一切都是市场说了算。市场这东西，对我们这些小农就是割韭菜的镰刀。”
新型农场主兼农业资本家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四十九岁，气宇轩昂，开着一辆皮卡，在自己的土地上接受访谈。他的办公室在一幢现代化的二层小楼里，墙上挂着各种农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和与外国客商的合影。
“我们这批人，是新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希望。”他用手势强调着自己的观点，语气自信。“全国口粮供应、出口创汇，靠谁?不是靠伊万那种传统小农，是靠我们这样的规模农场。我引进的是精准农业技术——GPS导航的自动驾驶拖拉机、土壤墒情传感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施肥方案。我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那些小农户的十倍以上。新苏联要成为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离不开我们。”
“当然，”他承认，“我们主要生产出口导向的经济作物和优质小麦。给国内供应普通粮食，利润空间小，我们也做，但重心在国际市场。这是市场分工的自然结果嘛。”
调查员问起他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流向。
库兹涅佐夫的表情微微凝滞。“机械设备主要靠进口——德国的收割机，美国的拖拉机。种子有一部分是进口的杂交品种。化肥和农药的原材料也是大量依赖国际市场。所以我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要用来偿还外币计价的设备贷款，和支付进口农资的账单。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的短板。如果国家能扶持国产农业机械和农资产业，我们当然更愿意买国货。”
“至于变革，”他语气变得谨慎，“我听说最近有些提法，要搞什么‘重新集体化’?我劝你们慎重。我们这些农场主是冒着风险、花了心血才有今天的规模。如果国家把土地收回，那我们可以走。但我们走了，新苏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谁来推进?那些弃耕土地的农民能接得住吗?”
他说这话时，没有提到的是：他每年从政府获得的各类补贴和优惠贷款，数额可观，是维持其高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他本人，与主管农业的地方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十、金融领域：资本最敏感的神经
金融领域的调研是最困难的。无论是金融资本家、国有银行领导层，还是一线从业人员，对这个话题都高度敏感。很多访谈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有些受访者甚至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新苏联储蓄银行行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库德林，六十一岁，是少数愿意在有限范围内公开发表意见的金融高官。他在银行总部的会议室接受了调查组的正式访谈。会议室里没有窗户，防窃听检查是提前进行的。
“我们的处境非常微妙。”库德林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一方面，我们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新苏联储蓄银行名义上是国有银行，在基础设施融资、社保资金管理、外汇市场稳定方面承担着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和竞争，我们又不得不深度参与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这是过去几十年整个金融体系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他让人拿来一份资产负债表摘要。
“你看，我们银行的资产端，有大量与私人企业和个人房地产相关的贷款。这些贷款如果按市场规则办，风险尚可。但如果——我只是说如果——社会发生激进变革，导致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失业率上升，那么这些贷款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转化为大规模坏账。第一个倒下的是银行系统，然后是储户恐慌、挤兑，最后国家信用崩溃。”
“这不是危言耸听。199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我们都经历过。那时我们只是中小型经济体。现在的新苏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体系的体量和复杂程度是那时的几十倍。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力，也将是几何级数增长。”
“因此，任何变革都必须首先考虑金融稳定。我的建议是：在发起任何大规模社会改造之前，先打一场‘金融卫国战争’。具体说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逐步切断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和逃离的快速通道;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压力测试;同时逐步调整国有银行的资产结构，把贷款从高度依赖抵押品的方向，转向基于国家战略需要、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实体经济领域。”
“这需要时间，可能需要两到三年。这期间我们不能大规模动所有制，否则就会引发我们无力控制的金融风暴。”
国际金融资本代言人阿纳托利·季莫费耶夫(原央行副行长，后担任一家大型私人投资银行总裁)，六十三岁，风度翩翩，谈话滴水不漏。他是在一个高端经济论坛的休息区与调查组“偶遇”的——实际上是通过中间人安排。
“新苏联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几十年来不可逆转的趋势。”季莫费耶夫靠在皮质沙发上，语气轻松但用词精准。“全球资本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连通器。国内的利率、汇率、资产价格，都与国际市场深度联动。你想在这个连通器里搞局部革命?理论上也许可以，但你必须接受市场给你的报价。”
“什么叫报价?”他自问自答。“如果你要国有化，全球评级机构会将你降为垃圾级。你发行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会飙升。卢布汇率会大跌。跨国企业会重新评估所有在苏投资。资本账户会失血。这和什么‘反苏阴谋’没关系——这就是市场。市场没有政治立场，市场只对风险做出反应。”
“我本人对国内某些腐败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补充道，表达出一种看似公允的姿态，“但如果用‘砸烂一切’的方式来反腐，那跟用一个比疾病更致命的疗法没区别。新苏联经济的血管里流动着全球资本。把血管割开，不是治病，而是自杀。”
这番谈话，后来在调查组的分析中被标注为“精致的威胁”：不直接对抗，但通过描述灾难性后果来施压。季莫费耶夫本人，后来被证实其女儿持有塞浦路斯护照，在伦敦拥有多处房产，他本人与三家离岸公司存在利益关联。
金融从业人员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二十九岁，莫斯科金融城某外资银行外汇交易员。他在一个酒吧里接受了调查组的匿名访谈。几杯啤酒下肚后，他的话变得很直白。
“这里就是赌场。我们就是荷官。区别只在于，赌场用的筹码是塑料片，我们用的筹码是货币符号。”他语速很快，带着金融城年轻人特有的玩世不恭。“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赌场上帮客户下注。卢布升值?有人赚。卢布贬值?有人赚。战争?有人赚。灾难?有人赚。我们不在乎方向，我们在乎波动。波动越大，机会越多。”
调查员问：“你个人财富有多少?”
伊戈尔咧嘴笑。“不多。工作七八年，攒了大概相当于两百万美元吧。在莫斯科市区有一套公寓，在西班牙海岸有一套度假公寓。但我这点钱，跟那些大老板没法比。我只是一个小富即安的打工仔。”
“如果国家要搞‘均贫富’呢?”调查员问。
伊戈尔放下酒杯，笑容消失了。“那我明天就提现走人。我这种人在全球任何金融中心都能找到工作——伦敦、新加坡、迪拜。我的技能不依赖于新苏联。我的资本也不依赖于新苏联。如果这里变得对资本和财富不再友好，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转移资产。这对我来说是本能。”
“但说实话，”他最后说，语气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疲惫，“有时候我也想，我这一辈子在干嘛。天天盯着六块屏幕，精神高度紧张，心脏随着K线图跳动。攒了钱，买了房子，然后呢?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只会这个。我被这个系统训练出来了，脱离了它，我什么都不是。也许有一天，这整个赌场会崩盘，到那时，我反而解脱了。”
十一、强力部门：枪杆子里的复杂光谱
在任何一个面临深刻变革的国家，武装力量、警察和内务系统的态度都至关重要。列别杰夫本人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深知强力部门的忠诚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具体利益、意识形态和个体体验的复杂产物。
调查组对强力部门的调研是最谨慎的。内务部社会调查局没有直接去军营进行公开访谈，而是通过退役军官网络、军人家属渠道和部分经筛选的在职人员，进行了大量非正式接触。
职业军官群体：荣誉与幻灭
四十四岁的陆军中校德米特里·尤里耶维奇·沃罗诺夫，驻扎在乌拉尔军区某摩托化步兵旅，是一线部队的中坚。他通过一位退役战友的介绍，在休假时与调查组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谈话。他没有穿军装，但笔挺的身姿和简洁的用词暴露了他的职业。
“军队的状况，我只能说——内部问题很多。”他开门见山，“去年的红场阅兵，我们的新式坦克和导弹让全世界瞩目。列别杰夫同志在主席台上向部队致敬。但如果你走到兵营里看看，是另一番景象。”
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沃罗诺夫压低了声音，“后勤采购是重灾区。军粮、油料、建筑材料——层层转包，劣质品层出不穷。去年我们旅翻修食堂，预算下来一大笔钱，结果施工质量差得一塌糊涂，半年后墙体就开裂了。钱去哪了?查了几次不了了之。这种事，基层官兵看在眼里，寒在心里。”
调查员问及官兵的思想状态。
“分化很大。”沃罗诺夫说，“老一代军官——五十岁以上的——很多人还保持着对苏维埃军队传统的尊重。他们敬仰朱可夫，敬仰卫国战争的英雄，对现状感到痛心。他们中间，支持中央反腐、支持整肃纪律的呼声很高。”
“但中年军官——像我这样的——就复杂了。我们经历了从苏联超级大国到解体边缘(在这个设定中避免了解体)、再到经济起落的整个过程。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较好的待遇，买了房，孩子上了好学校。我们对剧烈变革有本能的恐惧——怕乱。但也有不少人，对部队内部的腐败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觉得这样下去军队会丧失战斗力。”
“年轻官兵，”他叹了口气，“尤其是一部分来自城市的年轻军官，功利色彩很重。当兵就是一份工作。什么保家卫国、什么苏维埃传统，他们觉得那都是宣传。他们关心的是工资什么时候涨、晋升公不公平、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如果社会上发生了大事，他们只会跟着感觉走。”
调查员问：“如果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军队会怎样?”
沃罗诺夫沉默了很久。
“军队不会成为发动政变的主体，如果这是你们担心的话。新苏联军队的传统是服从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但这不意味着军队会无条件地执行任何命令。如果变革带来社会崩溃、经济混乱，军队内部会出现动荡。如果变革成功、国家稳步向好，军队会是坚定的支持者。军队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上的矛盾，军队内部都有。关键看方向对不对、策略稳不稳、结果好不好。”
义务兵：底层青年的缩影
二十一岁的义务兵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来自西伯利亚一个小城，在莫斯科军区服役。他在一次例行的社会调查中被抽中进行无记名问卷，后来通过安全渠道接受了补充访谈。
“我参军是因为在家里找不到工作。高中毕业后在镇上混了一年，什么都干过——在加油站打工，帮人搬货，跟车跑长途。最后我爸说，去当兵吧，至少管吃管住。”谢尔盖的声音透着年轻人特有的无所谓。
“到了部队，发现比家里强点有限。吃得不好，但饿不死。训练很苦。最难受的是无聊，还有就是被人管着。长官说啥就是啥。有些老兵欺负新兵，给点钱能摆平。”
调查员问他对国家政治的看法。
“政治?不懂。我只知道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我们这种人一辈子翻不了身。我有个表哥在莫斯科，做销售的，赚得比我多十倍，但他也买不起房。他租的房子一个月要花他一半工资。所以你看，不管干啥，都是被压榨的命。”
他想了想，补充道：“但如果国家真的要搞那什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惩罚那些贪官奸商——那我没意见。当兵的不怕吃苦，怕的是苦吃了没意义。你让我们保护的是什么样的国家?是保护工人农民的国家，还是保护寡头贪官的国家?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前者，我绝对拥护。如果是后者——我当完这两年兵，复员回家，该干嘛干嘛。”
内务部与警察系统：夹缝中的执法者
内务部系统和地方警察在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处境极其矛盾。他们名义上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但在私有化、劳资冲突、拆迁纠纷中，常常被推到矛盾的第一线，成为民众怒火的直接承受对象。
三十七岁的莫斯科州某区警察分局副局长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中校，在严格保密条件下接受了访谈。他身材敦实，面容沧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他开门见山，语气疲惫。“上面下达各种指标——破案率、抓捕数、罚款额度。指标定得不切实际，下面只能弄虚作假。这是公开的秘密。去年我们分局为了完成交通罚款指标，在月底连续设卡，见车就拦。老百姓骂我们是合法的土匪，我能说什么?”
“但另一方面，真正的重案，反而破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些大案背后往往牵扯到有头有脸的人物。去年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土地纠纷引发的暴力拆迁案，开发商雇佣的打手打伤了几个居民。我们立案了，侦查到一半，上面有人打电话来‘关注案情进展’。之后案件就搁置了。”
“普通干警的待遇呢?”他苦笑着摇头。“月薪四万卢布左右。在莫斯科，这钱够干嘛?很多年轻警察干几年就辞职了，去当保安公司的经理，工资翻倍。留下来的，有些人在灰色地带找补贴——收点小贿赂、给某些企业当‘保护伞’。也不是为他们辩护，终究是环境把人逼成这样的。”
调查员问他对变革的态度。
“作为一个执法者，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法律真正管用。如果法律对所有人平等——不管你是寡头还是老百姓——那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如果腐败能被真正惩治，那我们这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就能挺直腰杆。所以，如果中央这次是来真的，不是走过场，那我举双手赞成。”
但他补充了一个警告：“不过，变革过程中，一定不能让我们去当镇压老百姓的工具。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社会动荡中，警察和民众的对立，最后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如果新体制要建立，必须让警察回到保护人民、维护法律的本来位置，而不是当官僚和资本的打手。”
公检法系统：被侵蚀的正义防线
调查组还接触了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的部分人员。由于这些部门内部的纪律约束极为严格，公开访谈几乎不可能。大部分信息通过匿名问卷和退休人员的非正式交流获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高级检察官(代号为“N”)，在退休社区的活动室里与调查员进行了长谈。他在检察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经历过旧苏联晚期和此后的所有起伏。
“司法系统的腐败，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严重，也更微妙。”N说，“它不一定是赤裸裸的收钱判案。更多的时候，是‘选择性执法’——对普通人的小案子雷厉风行，对涉及大人物的案子拖而不办。是‘电话审判’——案件还没开庭，某个有权势的人打一个电话，法官就知道该怎么判了。是‘潜规则网络’——某个律师，因为他和法官是同学、是邻居、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他的案子就能得到‘适当关照’。”
“年轻一代的法官和检察官中，有不少是带着理想进入这个系统的。他们想主持正义。但系统很快就教会他们怎么做人。你不按潜规则玩，你就被边缘化——分配到最差的岗位，处理最繁琐的案件，晋升永远没你的份。熬几年，大部分人要么妥协，要么离开。我见过太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被这个系统消磨掉。”
“如果中央要变革，司法系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因为任何经济改革、任何对腐败的追究，最终都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落地。如果法院可以被资本收买，如果检察院可以被行政权力压制，那么一切改革都会在最后一步功亏一篑。必须对司法系统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换血——不是撤换几个领导就完事，而是从人员选拔、内部监督、待遇保障、审判公开等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改造。”
十二、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未来走向的晴雨表
大学校园是思想交锋最激烈的场所。调查组在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新西伯利亚大学等主要高校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访谈和观察。
左翼青年学生安娜·米哈伊洛娃，二十岁，社会学系学生，是自发组织的“新苏维埃青年论坛”的核心成员。她身材娇小，但说话时充满与体型不匹配的能量。访谈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周围坐着她组织的七八个同伴。
“我们读了白皮书。我们这代人——至少我们这些人——等这样一份文件，已经等了很久。”安娜说着，语速极快。“我们从小在一个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长大。学校教我们：市场万能，私有化高效，企业家是英雄。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父母辈被下岗，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我们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是灵活就业——说得好听，就是没有保障的打零工。”
“白皮书说出了一部分真相。但它还不够!我们要的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彻底的决裂!历史已经证明，修正主义是一条死路。妥协只会让资产阶级不断蚕食，直到一切社会主义成分被吞噬殆尽。”
她的同伴们纷纷点头。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补充道：“我们要求的是：立即没收寡头和买办的全部财产!国有化全部银行和大型企业!撤销所有离岸公司架构!用革命的手段，彻底粉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安娜接过话头：“我们要建立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不是名义上的苏维埃——过去那种苏维埃很快就沦为了橡皮图章——而是真正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管理的苏维埃。官僚机关要被全部撤换。文化上也要革命——打破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洗脑。这将是比十月革命更彻底的文化革命!”
调查员问起他们对列别杰夫的态度。
安娜的表情变得有些矛盾。“列别杰夫同志是目前体制内最进步的领导人，他的反腐行动我们支持。但他不够彻底。如果他只是清除一些腐败分子，然后继续维持私有制经济，那他只是给这个系统打补丁，而不是根治它。我们担心他会变成‘新经济政策的翻版’——追求暂时稳定，修修补补，然后再滑回去。所以我们一边支持他的进步措施，一边要在外部给他施加压力，逼他走得更远。”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按照你们要求的路线走，经济可能会崩溃?外部可能会封锁?”调查员问。
短暂的沉默后，安娜回答：“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代价。但现有的代价已经很高了——在我们现在这个系统里，每天有多少人因为看不起病而死?有多少人因为绝望而自杀?有多少青年在看不到未来的苦闷中酗酒、吸毒?这些代价难道就不是代价吗?与其慢性死亡，不如奋力一搏。”
自由派青年学生康斯坦丁·卡冈诺维奇，二十二岁，商学院金融专业学生，口才极好，在同龄人中拥有不少追随者。他穿着时尚，说话引经据典，善于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朗朗上口的短句。
“左派同志们的问题在于，”他在一场有调查员旁听的公开辩论会上说，“他们学了太多教科书，却忘了看看现实。新苏联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改革不彻底’。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保留着专制的残余。权力不受制衡，所以资本和权力勾结。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更多的权力集中——那是火上浇油——是靠法治，靠分权，靠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向西看，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西欧和北美的模式虽然不完美，但经过几百年发展，至少做到了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的相对平衡。我们要融入那个文明体系，而不是用一百年前的理论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北C国那种‘主体思想’是什么结果，你们不是没看到。新苏联如果走左的道路，结果只会比北C国更惨——因为我们要搞的是全世界最庞大的经济体，一旦崩溃，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
当安娜尖锐地指责他是“外国资本的代言人”时，康斯坦丁笑着回应：“你们左派最擅长的，就是给所有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贴标签。你说我是外国资本的代言人?我全家都是新苏联人，我从来没拿过外国机构一分钱。我只是比你们更理性地思考问题。我问你们：如果国有化这么灵，为什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搞私有制?为什么新苏联自己过去几十年搞的也是事实上的私有制?这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右翼青年学生德米特里·克雷洛夫，二十三岁，历史系学生，打着一面黑黄白色的帝俄旗标志，在校外的一间咖啡馆里与调查员谈话。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
“我们既不要寡头，也不要官僚，更不要西方的那些东西——同性恋游行、女权主义毒药、种族混血。我们要恢复一个强大的、东正教信仰的、斯拉夫民族的国家!”他拍着桌子说。“旧苏联时期虽然有各种问题，但至少那时候国家强大，人民有信仰，社会有秩序。现在呢?什么都卖给外国人了，年轻人只知道刷手机、追洋品牌、吸违禁品!”
“工业要统制!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必须百分之百由国家控制。农业要重建集体化，但这次要建立在村社传统和东正教精神上，不是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式集体化。社会上要恢复等级和秩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要安分守己。”
调查员问他对列别杰夫的看法。
克雷洛夫考虑了一下。“他比之前那几任强。他至少敢反腐，敢收拾一些人。但我担心他身边有太多‘全球主义’色彩的人。如果他恢复国家威严、驱逐外国不良文化、重建工业自主，我就支持他。如果他搞什么‘无产阶级民主’——让那些底层人骑到我们头上——那他跟左派那些疯子就没区别了。”
十三、公务人员与事业编制人员：庞大官僚机器的零件
苏联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也是既有体制最直接的维护者和被维护者。调查组将这一群体作为重点，在全国多个地区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
基层公务员玛丽娜·阿纳托利耶芙娜，三十四岁，梁赞州某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科员。她在政府的办事大厅里接受了访谈，周围是排队等候的市民和嘈杂的人声。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八千卢布。”她平静地说，“还没我老公在私企做销售挣得多。他在外面跑客户，底薪加提成，好的时候月入六七万。但他没保障。我这工作，虽然钱少，但稳定。所以我们家就靠他挣钱、我保底。”
“你说我在这窗口每天干什么?处理低保申请、退休金查询、生育补贴发放。全是鸡毛蒜皮，但每一件事都牵涉到一个家庭的生存。工作量巨大，人手又不够。上面还老搞各种评比——今天‘服务之星’，明天‘群众满意窗口’。形式主义一套又一套。真正为群众办事的时间，有一半都花在了填表、汇报、应付检查上。”
调查员问：“如果中央要搞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你怎么看?”
玛丽娜苦笑。“机构臃肿是事实。我们局里，一半的人是关系户，不干活照样拿工资。我们这些真正做事的，一个人顶两个人用。要裁，可以，但要裁那些吃闲饭的关系户，不要裁我们这些一线的人。”
“还有，”她补充道，“如果做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收入差距极大。那些在莫斯科有资源的部门，年终奖能发几十万。我们这里，过年能发一袋面粉就算好的了。这种内部不平等，我们看着更来气。”
中层官员维克多·帕夫洛维奇·格里申，四十五岁，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属于体制内有抱负的中坚层。访谈安排在他办公室。墙上挂着苏联地图和他与某位高级领导的合影。
“白皮书里说的很多问题，我在一线工作，每天都看得见。”格里申的说话方式比基层干部更为谨慎，但也更善于表达。“比如，私有化之后，很多有价值的资产确实流失了。引进外资，有些项目确实变成了外方控制核心技术、我们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格局。这些都是事实。”
“但我担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过于简单粗暴，反而会产生新问题。”他斟酌着词语。“我个人的建议是：分类处理。对涉及国家安全、资源命脉、基础网络的产业，国家必须牢牢掌控，而且要真正实现全民监督，不能让少数官僚把持变成事实上的私有。对普通消费品生产、一般性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可以保留混合所有制，但必须用法律和工会力量去约束资本、保护劳动者权益。”
“最关键的是，”他加重了语气，“必须打破‘官商旋转门’。很多问题，根源不在企业，在官员。一些官员在任内把国有资产贱卖给私人，退下来就去那些企业当顾问拿高薪。这个链条如果不断，不管换多少企业老板，体制本身还在生产新的寡头。”
调查员注意到，格里申在说这番话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话题——比如他本人在这个体系中的利益关系。他书架上有一张照片，是他去年和一位知名寡头在某个慈善晚宴上的合影。
十四、调研的综合分析：裂痕与潜流
经过十个月的调研，社会调查局将超过二十万份访谈记录汇总整理，形成了一份综合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核心判断：
第一，社会不满是普遍而深刻的，但不满的指向并不完全清晰。工人阶级感受到的是具体的被剥夺——工资低、无保障、没有尊严。小资产阶级感受到的是机会被垄断——创业难、融资难、上升通道被堵死。中产专业技术群体感受到的是不公——付出了智力劳动，却被资本和权力双重盘剥。他们的不满是真实的，但要将其转化为统一的阶级意识，需要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第二，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盟，但这个联盟并非铁板一块。极端反动的买办资本、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深度勾连的那部分寡头，是革命最坚决的敌人。但确实存在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他们与西方资本的绑定没有那么深，他们的利益在某些方面与国家利益一致。对这些力量，可以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争取他们的中立甚至合作。
第三，强力部门内部存在严重的裂痕。普通士兵、基层警察和低阶公务员的生活处境，实际上与工人阶级相差无几。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现状不满，对腐败愤怒。这为革命力量在强力部门内部争取同情者提供了可能。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变革引发社会失序，强力部门中的稳定力量也可能成为革命的阻碍。
第四，知识界的分化极其严重，但这正是革命力量可以利用的机会。左翼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理论准备充分，可以为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武器和制度设计方案。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在衰落——他们在新苏联社会中的西方滤镜正在消退，但他们在部分青年和精英圈层中仍有市场。关键是要用高质量的理论和令人信服的事实去争取中间群体。
第五，青年是变量。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完全没有经历过旧苏联全盛时期的一代。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一个资本主义价值观全面渗透的环境。但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直接的承受者——高房价、高失业率、被灵活就业压榨、看不到上升通道。他们的政治倾向尚未定型，谁能在思想上抓住他们，谁就抓住了未来。
综合报告的结语部分写道：
“当前的新苏联社会，就像地壳之下的岩浆层。表面上看，一切正常运转，股票市场照常交易，工厂照常开工，红场上的阅兵照常举行。但在可感知的表层之下，巨大的压力正在积聚，断裂带正在延伸。这种压力，可以以两种方式释放。一种是无序的、自发的、灾难性的爆炸，其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混乱与倒退。另一种是有领导、有纲领、有策略的定向释放，其结果是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避免前者、推动后者，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任务。”
这份报告连同第一阶段的白皮书，以及各方辩论的完整记录，被呈递到列别杰夫的办公桌上。这些材料，构成了克里姆林宫那场决定性的凌晨会议的讨论基础。
当列别杰夫在那个四月的凌晨宣布“开始工作吧”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这些声音——从老钳工谢尔盖的怒吼，到外卖骑手帖木儿的苦笑;从女工古丽娜拉的卑微诉求，到军官沃罗诺夫的复杂独白;从安娜的激进热情，到库德林的经济理性——都装在了脑海里。
他要走的路，必须兼顾所有这些诉求：既要满足工人阶级对正义的渴望，又不能以经济崩溃为代价;既要打击买办资本，又要保持经济基本运转;既要发动群众，又要避免无政府状态;既要进行深刻革命，又要防止外部干预。
这是一条注定艰难坎坷的路。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