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瞭望，瞭望的是历史公道，守望的是人民心声。今天研读了工农兵上大学的资料，我们得出：工农兵上大学确实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战略，更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说的“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的正确性。这项制度不是拍脑袋的权宜之计，而是毛主席教育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要实践——让工农子弟进大学，让大学为工农兵服务，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下面，我们就把这件事的原委、实情、利弊，一样一样说清楚。
一、工农兵上大学是何时提出来的?什么条件?全国怎样招生?
这事要从根上说。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看《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就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源头和灵魂。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先从北大、清华试点，秋季首批招生，随后推向全国。招收对象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工农兵或下乡知青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模、老技工、老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限制。特别强调要吸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学制定为两至三年，毕业后原则上回原单位或原地区工作，即“社来社去”“哪来哪去”。一九七〇年当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约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人。
二、全国共招多少人?清华北大多少人?回原单位有何作为?
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国高等院校通过推荐制共招收工农兵学员约九十四万人。北京大学七届共招收约一万二千七百人;清华大学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六年共招收六届工农兵学员(含普通班、进修班)约一万六千余人。
这九十四万人，更让人踏实的，是无数人像种子一样，撒回原单位那片熟悉的土地，生根发芽。
您问他们回去干了啥?咱不说报表上的数字，就说那场景：
在黑龙江扎赉诺尔煤矿，孙德玉毕业回去那天，行李往家一扔，先换上那身打着补丁的旧窑衣。第二天一头扎进灵泉矿井，安全帽灯照着飞扬的黑煤灰，大巷里矿车隆隆震得脚底发麻。他抄起铁锹就跟小班一块儿攉煤，汗水混着煤灰往下淌，工友喊他歇歇，他咧嘴一笑：“人民送我上大学，我又不是来当老爷的!”夺煤会战那阵，他专挑最硬的岩层啃，一班下来浑身乌黑，只剩一口白牙，硬是把欠产的指标追了回来。
在上海汽轮机厂，从炊事员成长起来的工农兵学员，读完清华工程力学系回到原厂。白天，他跟车工、铣工挤在一块儿倒班，冷却油溅得满脸满袖;夜里，他把课堂上学到的对流换热公式，悄悄套用到老式叶片的设计上。老师傅端着搪瓷缸子喝水，瞅着试车成功的叶片感叹：“闺女，你这书没白读——读完了还肯跟咱们一块儿沾机油味。”
在山东柴里煤矿，尹秀玉矿院毕业回原队，对照课堂笔记重新设计掏槽角度。带着班组反复试，月进尺愣是从不足十米提到了三十米。年底捧回矿务局先进生产者奖状时，他手掌上那层厚茧，比奖状还亮眼。
医学院下去的更不用提。背着药箱翻几座梁子，冬天呵着白气踏碎薄冰进村，在小学教室把长条课桌一并当“手术床”，借着煤油灯光给老乡做清创缝合。夜深了，把重病人安顿好才摸黑走山路回卫生院，药箱沉甸甸的，里面除了针剂和听诊器，往往还装着老乡硬塞的两个煮鸡蛋。
再说清华工物系那个三十四人的核反应堆班。这群大多来自车间和舰艇舱室的汉子，毕业后分散在核工业和三线厂矿。有人进海拔两三千米的荒山谷调试装置，住干打垒、喝浑水;有人随艇出海，狭小的舱室里盯着仪表一盯几小时，汗湿的后背贴着冰凉的钢板。他们没人把这当成“镀金”的跳板，更无一人滞留海外。为啥?因为他们心里门儿清：是工人农民送自己进去的，这条命、这点子学问，就得还给人民。
(作者按：)笔者自己的经历，也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从工作实践中进大学，学得快、理解深、消化透。笔者第一个文凭是冶炼专业，分配在商业单位工作两年后，重新学习企业管理和商业会计。因为有前两年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底子，再学这些理论时，一点就通，吸收消化的速度比“从学校到学校”的读书法至少要快一倍到两倍，甚至更多。这恰恰是为什么——让有实践经验的工农进大学，绝不是一个凑合的办法，而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正确路子：实践出真知，带着实践回炉学理论，理论才能真正长在身上、用在事上。
三、推荐制中的不正之风——走后门现象及党和人民的纠正
话说回来，废了考试、凭推荐录取，这制度本身是给工农开门，可架不住个别当官的私心重，拿“推荐”当自家人镀金的梯子——部队首长的子弟不经基层评议直接填表入学，地方干部一个条子挤掉扎根一线的工农青年——这种“走后门”的事，那几年确有发生，群众意见很大，党也早看在眼里。
头一件，闹得最大也最说明问题的，是钟志民退学事件。钟志民，福州军区一位副政委的儿子，一九七二年靠父亲打招呼，不走正规基层推荐程序，以部队学员名义进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班。入学后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同班有些从连队、农村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同学，看书的劲头比他大得多，而自己这张“入场券”来得不光采，等于占了工农群众受教育的名额。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给校党委递了份《退学申请报告》，主动要求退学回农村劳动：“我是通过‘走后门’进来的，这对广大工农子弟不公平，我要回到工农中去!”这事层层上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他的退学申请并加编者按，肯定他“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号召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学习。此前，中共中央早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就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严令各地：“今后一律不准走后门入学”，已混入者要清查纠正。钟志民这事被公开，本身就是党在亮态度——有错不捂，敢晒太阳。
再一件，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各地自查清退。按中央通知，不少省市对一九七〇年以来已入学学员摸底排查：确属未经群众推荐、纯靠领导批条子入学的，视情况令其退学回原单位，或由原单位重新履行正当推荐手续再审;对滥用职权为亲属走后门的干部，给予批评教育乃至纪律处分。执行虽有不平衡，但方向很明确——发现一起、纠正一起，不纵容、不包庇。
这两桩事说清一个理：走后门是个别干部的特权思想作祟，是执行层的歪风，不是毛主席定的规矩。把几个人的违法乱纪，算到教育革命战略的账上，那是颠倒黑白、是非
综上所述：工农兵上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学制缩短，学完回生产实践——是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重大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领域的延续和体现，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对当时旧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它使近百万普通劳动者子弟走进高等学府，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与工农血脉相连的骨干力量。中间出现的走后门现象，是制度执行层面、某些干部特权思想作祟所致，党中央当时就在查、在纠——这否定不了“从工农中来、到工农中去”这一战略方向的正确性，更否定不了那一代人在基层、在国防、在科研、在工农生产第一线作出的真实贡献。
历史要公道。不能因为执行中有泥沙俱下，就把源头活水一并泼掉。工农兵学员——他们上过车床、种过地、扛过枪，然后走进大学，又回到车间、田头和戈壁——他们是新中国教育革命史上一页不该被抹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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