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纪念日，推荐一篇革命老人李成瑞的调查报告，题目是《晋察冀边区曲阳县罗庄村政权情况调查》(本号今天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这是李成瑞“敌寇碉堡下的报告：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人们”报告中的第二篇。
1945年，涞源，时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财务科科长的李成瑞
纪念伟大的战日战争，我们不能忘记千百万扎根于群众之中、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奋斗牺牲的人们。抗战期间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的李成瑞，多次前往游击区作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抗战一线工作记录。李成瑞当时是年仅22岁的青年，在日寇的碉堡下深入群众，写成数万字的几篇报告，仅此一件事就是我辈学习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应对民族危机，国共两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国内阶级矛盾并未消失，且仍然十分尖锐，只是在民族危亡的大局下暂居于次要地位。从政权层面上讲，国民党坚持反动独裁统治，对共产党始终未放下敌视态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大搞反共摩擦;从社会结构来讲，由于国民党腐朽的阶级立场，即便是抗战，也经常采取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的方式。抗战中河南民谣有著名的“水旱蝗汤”，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与水旱蝗三灾并列。《李宗仁回忆录》曾提到河南的反汤口号“宁受敌寇烧杀，而不愿汤军驻扎”，可见河南百姓对其仇恨之深。
对国军的腐朽，常公也是很不满的。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常公在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坦承：“……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
“果粉”们把国军抗战吹捧上天，常公地下有知，怕是也要脸红。
今天某些抗战片，把地主老财拍得非常高大，有家国情怀，有民族气节，有情有义有担当，简直是完人。
有没有开明士绅、开明地主呢?当然是有的，在党的抗战政策的感召下，他们支持减租减息政策，有的捐献家产，毁家纾难，比如在边区政府任职的李鼎铭、刘少白，比如山西兴县大地主牛友兰等人。这些人被毛泽东定位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是团结教育的对象。
但是，是不是一讲统战，就是只讲阶级合作，不讲矛盾斗争了呢?绝不是。农民交租交息，是阶级合作的一面，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地主减租减息，是矛盾斗争的一面，绝大部分地主不会主动减租减息。不能只讲其一，不讲其二。
从革命老人李成瑞的这篇调查报告，验证了几个早已明确、如今又被弄得混乱不堪的结论：
一，抗战中农民是主要依靠力量，尤其是贫农和中农，地主、富农的动摇性很强;
二，必须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减租减息、反夺佃等)，否则政权极易落到地主手中，对抗战十分不利;
三，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先锋带头作用非常重要，做不到这一点，无法动员广大农民群众。
地主靠得住，猪也会上树
《论持久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所谓“民众”，主要就是农民;而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则是贫农和中农。罗庄村的阶级结构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也典型地说明了为什么贫农、中农必然成为抗战的骨干力量。
罗庄村全村537户、2584人，耕地6381亩，平均每人仅2.46亩。全村出租土地的36户，佃耕土地的285户，超过半数的农户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土地最多的一户赵三盈有地130亩，而广大贫农、中农则人均不足3亩。这种土地占有上的极大不平等，决定了贫农、中农在民族斗争中具有最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既受日寇的民族压迫，又受地主阶级的阶级剥削，“两座大山”压在身上，唯有抗战胜利、唯有翻身解放，才有活路。正因为如此，一旦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他们头上，他们就能迸发出最大的革命热情，成为抗日民主斗争的基本力量。
罗庄村政权演变的过程，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罗庄村的政权经历了抗日一面——中间两面——抗日两面的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有其宏观背景。抗战中我党的抗日根据地也经历了一个扩大、缩小、再扩大的反复过程，1941-1942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日军疯狂进攻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以至军事进攻。罗庄村地处敌我交错地带，敌我态势变化对这个村庄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抗日一面政权时期，由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村政权实际上仍由上层分子把持：“50亩地以上户轮流当村长，30亩地以上户轮流当闾长”，贫农、中农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局面，使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始终没有树立起来。1939年实行民主选举后仍如此。此时的村政权，只是大体上完成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边区政府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根本不能贯彻。而征收救国公粮，仍然按抗战前的老办法，主要由贫苦农民负担，村干部还乘机贪污公粮公款。政府颁布的减租减息的法令，村干部根本不让老百姓看。村里的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为地主所把持。农会主任还是一个流氓分子，看地主的眼色行事。
而地主、富农的动摇性，在罗庄村表现得淋漓尽致。全村首富赵三盈(有地130亩)，在减租减息法令颁布后，不仅拒不执行，反而造假账诬称农民欠租，企图反攻倒算;在敌人修筑炮楼后，他更是公开拉拢干部，公然引诱干部倒向亲敌道路。另一个不法地主赵冠五，是国民党党员，与赵三盈一道在群众觉悟提高后逃往北平。富农出身的财粮委员，则利用职权“大斗进小斗出”，中饱私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地主、富农由于其阶级地位所决定，在民族矛盾尖锐时往往首鼠两端、脚踏两只船，一旦环境恶化便极易倒向敌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无异与虎谋皮。
后经过发动群众斗争，在1941年村政权的选举中，农民中的骨干分子有的被选入村政权。但旧干部仍占大多数。这也为后来转为中间两面政权埋下了伏笔。
1943年春日寇在村内修起炮楼，地主分子便立刻乘虚而入，把持村政权，使之蜕变为“脚踏两只船”的中间两面政权。调查报告明确指出，这一时期“村政权被地主分子所掌握”。
中间两面政权的成立，以日寇对边区的“大扫荡”为背景。日军在村子旁修建炮楼，实行“蚕食”政策，罗庄由巩固区变成游击区。这种情况下，如果村政权掌握在农民骨干手中，完全可以成立以我为主的抗日两面政权，但由于领导力量配备不到位，在地主、富农的收买软化下，罗庄竟逐渐沦为妄想“两面都不得罪”的中间两面政权。
报告写道：
大地主赵三盈开了一个铺子“德义成”，拉干部到铺子里吃喝，上村公所的账，并以种种甜言蜜语拉拢他们，说：“支应东洋人，手头短住了，有我哩!只要有我，就不能让你们遭难，因为你们是给全村办事的呀!”这样，许多村干部就被收买了。赵三盈与村干部相勾结，发了财，1943年春，买了8万元的地。自此以后，就形成了对敌人不斗争，要10个不敢给9个的局面。
而后来经过“反夺佃”斗争，罗庄村政权的阶级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抗战局面才开始逐渐扭转。整顿后的村干部中，地主1人、富农3人、中农15人、贫农14人;村民代表会中，富农1人、中农6人、贫农19人。贫农、中农占了绝大多数。
地主靠得住，猪也会上树!这是罗庄村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第一条经验。
以反夺佃促抗日
1943年春，日寇在罗庄村修筑炮楼后，以赵三盈、赵冠五为首的不法地主，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他们以“收回自种”为名，夺佃的19户，提高地租的1户，把减租减息时期农民已经得到的土地重新夺回去。佃户不敢说话，忍气吞声。
1943年春，曲阳四区派出曹玉法等同志到罗庄工作。曹玉法等同志为了使罗庄村政权由中间两面转为抗日两面，除了抓武装斗争“河滩战斗”外，重点抓了两项工作，反夺佃斗争和改造对敌负担办法。
斗争的过程，报告写道：
第一步：发动群众——对佃户说：“收了你的地，你吃什么?”“只要你敢说，政府一定给你做主，因为他是违反边区减息条例的!”
第二步：找地主——以夺佃地主为单位，由佃户组成7个小组，直接找地主说理，要求还地。如果地主不答应所有佃户的要求，任何一个佃户决不单独与地主罢休。这样找了几次，但地主们却一点不肯让步。
第三步：向区公所报告。
第四步：区公所考察——历时一个多月，佃户们早等急了。
第五步：开说理会，解决问题——在会上，许多佃户把抑制几年的话说出来了，发言的共40余人。过去开会都是青抗先的年轻人发言，这次不少年老的农民也讲话了。揭发的主要对象是不法地主赵冠五、赵三盈(二人都是国民党党员)。他们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在边区政府的法律面前，不得不低头认错，这时区长才出头宣布依法处理。
另外开展了改造对敌负担办法的斗争。
报告写道：
几年来对敌负担都是按“折合亩”均摊，贫苦农民负担偏重，但不敢讲话。今年春季，区里指示应加以改造。村干部开会讨论，将100来户生活十分贫困、“反正也缴纳不起”的农户作为免征户，在群众会上宣布，大家没意见，即依照实行。群众反映：“上级有眼，不改改真受不了了!”
经过上述斗争，罗庄村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在这一基础上，村政权由中间两面政权转变为抗日两面政权了。
当然，罗庄村的阶级斗争并非没有不足。报告指出，由于该村租佃关系土地仅占全村土地的12%，减租斗争发动群众不够广泛;同时，没有及时把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通过民主选举选进政权领导班子，致使某些在中间两面政权时期对敌斗争软弱、并有贪污嫌疑的干部继续留任，村财政混乱、反勒索斗争不力等问题依然存在。
这些不足进一步说明，阶级斗争必须深入、彻底，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巩固抗战的阶级基础。
共产党人必须做斗争的先锋
一般的农民群众，对日寇的残暴是心存恐惧的，对于胜利果实能否保留是心存疑虑的。
在上文提到“河滩战斗”中，枪一响，许多老百姓吓跑了，说：“得了，咱们这个村子落不住了!”“没办法，八路军跟日本人打仗，老百姓该倒霉了!”
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这力量不会自发地释放出来。要把分散的、落后的、受地主阶级长期影响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先锋带头作用，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关键。没有这一点，一切无从谈起。
在日寇炮楼林立的游击区，斗争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调查报告的副标题就叫“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人们”——这是当时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真实写照。在罗庄村，正是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干部带头开展了反贪污斗争，把村财政中的黑幕揭露出来;正是青抗先的队长，在斗争中被群众选为农会主任，成为带领群众斗争的核心人物。在对敌武装斗争方面，区干部曹玉法等同志坚决主张打“河滩战斗”——这是一次在敌人炮楼眼皮底下的武装行动，风险极大，但最终取得了胜利。正是由于共产党人敢于把脑袋掖在腰里，带头冲锋，才带动了民兵游击组和广大群众，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反之，如果自己畏首畏尾、贪生怕死，那么群众就更不敢起来斗争，整个抗战事业就会陷于瘫痪。
敢于斗争是前提，善于斗争是保证。在罗庄村的反夺佃斗争中，区抗联主任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没有简单地由上级下令剥夺地主，而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地主非法夺佃的确凿证据;他没有包办代替，而是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找地主说理，让农民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他没有一味蛮干，而是通过召开说理斗争会这种合法的、有理有节的形式，在群众压力下迫使地主低头认错。这种斗争方式，既打击了地主的反动气焰，又团结了中间力量;既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又没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这正是共产党人“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策略的生动体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没有经过斗争锻炼、政治素质不高的村干部，在对敌斗争中往往抱着“不出事就好”的态度，软弱无力;在村财政管理上则采取“捂盖子”的态度，对群众要求清理账目的呼声置之不理。报告指出，要真正运用东邸村等村庄的经验开展反勒索、反要夫斗争，“需要较高政治素质，敢于斗争，不怕风险，在实际斗争中提高策略水平，这需要一个过程”。
先锋带头作用不是天生的，须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罗庄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策略水平，最终担负起领导群众的责任。
结 语
罗庄村的故事，是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个村庄的缩影。罗庄村从抗日一面政权到中间两面政权、再到抗日两面政权的曲折历程，是一部用鲜血和教训写成的教科书。它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开展适度的坚持阶级斗争，把基本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让他们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抗战才能坚持到底，胜利才有保证。
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两者密不可分。不发动农民这个主要力量，不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不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带头作用，民族解放就只是一句空话。
纪念伟大的抗战，我们还是少一点无厘头抗日神剧、少一点空洞的家国情怀，多想想千百万扎根于群众之中、脚踏实地、“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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