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之光：从巴勒斯坦到全世界，一部关于抵抗与自由的宣言》
(La luce del risveglio：Dalla Palestina al mondo intero, un manifesto di resistenza e libertà)
这本书 (2026年出版)
“巴勒斯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指南针：它能够得救，而我们所有人也将与它一同得救。” 对于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一位能够权威地将法律专业知识与罕见的人文热情融为一体的声音——而言，在这个世界似乎正悲剧性地走向对最脆弱群体的非人化以及强者的绝对统治的时代，想象它的未来“意味着拒绝让恐怖拥有最终话语权，并确保文明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肩负的使命”。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阿尔巴尼斯在本书中提出了这些动词——本书既具有宣言般的魄力，又饱含着爱的真挚情感：巴勒斯坦为世界提供了一线曙光，呼吁人们睁开双眼并付诸行动。
梦想、批判、解放、抵抗、滋养、哭泣、治愈、舞蹈、回归，这些都成为同一项集体实践的不同形式：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采取的行动，以便在当下过上公正的生活。每一个动词都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讲述那些激发其灵感的非凡人物，并将这些回响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次深入巴勒斯坦历史的旅程——追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片土地经历各种形式殖民暴力的主要阶段——也是对那些曾受苦、怀抱希望、进行探究之人的故事的探索; 那些在谎言肆虐时仍勇于说出真相的人，以及那些为真相献出生命的人;那些将永远背负暴力创伤的人，以及那些曾施加暴力的人;那些深感压迫者重压却仍不屈服于自由渴望的人。那些即使身处废墟之中仍翩然起舞的人的故事;那些在已无食物可煮时仍用希望滋养家人的人的故事;那些曾流泪的人，以及那些为争取流泪的政治权利而抗争的人的故事;那些试图用真相、一车药品或一首歌来治愈一个民族创伤的人的故事;那些守护着五代前被驱逐出家园的钥匙的人的故事。五代人过去，他依然珍藏着这把钥匙。
作者
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Francesca Albanese)是联合国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作为法学家、教师和学者，她曾供职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此职位上，她曾为联合国、西亚、北非及亚太地区的各国政府及民间社会提供咨询。2020年，她撰写了《国际法中的巴勒斯坦难民》(Palestinian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Law);2023年出版了《我控诉》(J’accuse);2025年为里佐利出版社(Rizzoli)出版了《当世界沉睡时》(Quando il mondo dorme)，这部畅销书已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她作为特别报告员撰写的头六份报告已被译成意大利语，收录于《Inside》一书中。
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与孤独的抗争之路
Francesca Albanese的联合国报告清单(截止2026年3月)
序言 | Francesca 2025年新书《当世界沉睡时》
目录
1.序言
2.梦想
3.批判
4.解放
5.抵抗
6.滋养
7.哭泣
8.治愈
9.舞蹈
10.回归
11.结语
05 抵抗Resistere (上)
加桑的微笑，桑德罗的声音，一棵不愿倒下的树的根系。对于多少人来说，坚持是唯一生存的方式?
我曾梦想过一个充满幸福的世界。
弗朗切斯科·里戈尔迪，1944年12月30日被枪决(摘自《意大利抵抗运动死囚书信集》)
苏穆德(Sumud)是一个阿拉伯词，源自词根s-m-d，字面意思是坚定、恒久、坚韧。它所唤起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美德：它是一种存在的语法。像通常那样将其译为“韧性”，未免过于简化。Sumud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抵抗。韧性是承受;抵抗是对抗。Sumud则更微妙：它是一种坚守。如同被风吹拂的树木。
Sumud是巴勒斯坦人民那份拒绝消失的执着。这是一种日常的、近乎家常的实践，体现在语言、仪式、食物以及代代相传的记忆之中。这是继续讲述那些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村庄，是向子女讲述一棵树、一条路、一座山丘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鲜活的符号学：当周围的一切都试图抹去他们时，一个民族仍在不断创造着自己存在的印记。
在巴勒斯坦的历史中，这种坚守呈现出多种形态。那些在种族清洗中幸存、1948年后留在以色列的人们，经历了十八年的军事管制，最终被贬为“阿拉伯少数民族”这一褪色的标签。那些在难民营中重建纽带、创办学校、市场和互助体系的家庭网络。那位即使田地被围栏和检查站横亘其中，依然耕作的农夫。那个坚守在面临拆除威胁的家中不肯离开的家庭。那个即便在种族灭绝期间依然怀有身孕的腹中胎儿。
苏穆德并非一动不动，而是一种沉默的权威、一种姿态、一种睿智的适应方式：它是一种能够弯曲而不折断、能够改变形态而不丧失身份的能力。这是不愿仅通过苦难或对抗来定义自我的选择，而是通过坚持生活、学习、耕作、建设的决心来定义自我。
苏穆德是存在与根基的政治。它不仅限于抵抗权力，更通过生命持续存在的简单而顽强的事实来反驳权力。就像一把已不复存在的门钥匙，代代相传。就像巴勒斯坦艺术家斯利曼·曼苏尔(Sliman Mansour)作品中屡次出现的橄榄树根碎片：扎根于这片破碎土地上每个子民的心中。苏穆德正是如此：坚守、适应、重建。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却蕴藏着历史上最深刻的反种族清洗抵抗形式之一。
***
以这个名字为名，2025年夏天，“全球苏穆德船队”——一支由约四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包括用于运输援助物资的大型货轮、 渔船和帆船，载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从挪威到新西兰，从瑞典到智利，从土耳其到南非——的数百名人员——于2025年夏天扬帆起航，旨在强化活动人士多年来为打破加沙封锁、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所做的历史性努力。
这一切都是对以色列为阻挠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所采取行动的回应：在国际水域拦截、无人机袭击、军队强行登船、持续恐吓、官僚拖延，以及扣押所有试图运往加沙的援助物资——从用于生产饮用水的海水淡化装置到儿科药品。
而且这并非首次：此前已有志愿者组织过其他规模较小的船队驶向加沙以打破封锁，但均遭到了猛烈袭击。面对这些威胁，例如，怎能不让人想起2010年发生的那一幕：当时，Mavi Marmara号——一艘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土耳其船只——在国际水域遭到以色列军队直升机的袭击。面对橡胶子弹、催泪瓦斯和实弹，船上的人们竭尽所能地投掷棍棒和各种物品进行自卫。其中十人，包括一名19岁的少年， 当晚遇害。联合国秘书长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于2011年得出结论：以色列的海上封锁作为安全措施是合法的，但以色列士兵使用的武力“过度且不合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平行委员会则表态更为明确，指出以色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然而，尽管有这一先例，“全球苏穆德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的活动人士仍遭遇了破坏、威胁、海军追击和武装拦截。他们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被拦截、殴打、拘留。但他们并未放弃，而是再次启程。“苏穆德”这个名字再贴切不过：它不仅代表抵抗，更代表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坚持到底的决心。
早在六月，格蕾塔·通贝里就决定搭乘“玛德琳号”前往加沙——这是首批挑战封锁的船只之一。对她而言，此次行动的注码(stake)极高：她与其他活动家一同，以国际公民的身份亲临现场，并利用其媒体影响力，以此作为保障安全与吸引关注的保证。因为在那边，显然潜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9月，这支以“全球苏穆德”(Global Sumud)为旗帜的船队，是迄今为止尝试强行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规模最大的一次，局势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张。以色列方面在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的船只，针对的却是并未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民用船只，这一行为只能被定义为“国家海盗行为”。此次行动规模空前：动用了水炮、致眩无人机，并干扰卫星通信以阻止现场直播。活动人士被以色列警方拖拽带走的画面在短短几小时内传遍了全世界。其中包括格蕾塔·通贝里——她象征着不再接受沉默的一代人;巴塞罗那前市长阿达·科劳;以及与他们并肩而立、体现着那种承担整体责任的in solidum团结精神的人士， 南非议员、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恩科西·兹韦利维莱·曼德拉，巴西活动家蒂亚戈·阿维拉，以及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议员。
每一位登上这些船只的人，其举动不仅是一次勇敢而慷慨的声援，更是一次国际民防行动。
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填补了本应由正义占据的空白，挑战了已被无数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报告认定为非法的海上封锁。当国际社会未能履行现行法律义务时，他们的和平使命便成为一项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行动，旨在谴责那些践踏法律的人。
他们那份道德上的克制同样令人动容。听不到他们高声抨击。他们只是朴实地说道：我们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仅此而已。我们甚至没有防护装备，只有婴儿奶粉和生活必需品。在那份顽强的平静中，人们能辨识出sumud的逻辑：坚守、回归、重试。
当以色列突击队登船时，阿维拉通过无线电回应道：“你们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战火纷飞的区域。你们是在说，我们正进入你们正在犯下战争罪行的地方。这违反了国际法。” 他被拘留、关进隔离室，与其他人员——其中包括连续三天没有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一同被剥夺食物和饮水。获释时，阿维拉只说了一句：“我们所遭受的，与巴勒斯坦人正在经历的相比微不足道。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得不到正义，船队就会继续前进。”
格蕾塔·通贝里刚回到斯德哥尔摩——在凯齐奥特沙漠监狱被拘留数日后，她被遣返回此——就在塞尔格尔斯托尔格广场面向数百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不愿详细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不希望头条新闻写着：‘格蕾塔遭受了酷刑’，因为这并不是新闻。”她解释说，真正的新闻是另一件事： “没有人愿意当活动家。我们想要终结种族灭绝、占领和不公。但如果必要，我们绝对会这么做，不会有丝毫犹豫。”
***
巴勒斯坦人民决定不消失。这一决定始于1948年，当时“纳克巴”(Nakba)——这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大灾难” ——迫使75万人仅带着少量个人物品离开家园，当时他们坚信流亡只会持续几天或几周，直到战斗结束为止。然而，那些家园从未被归还，还有许多其他家园被夺走;财产被没收，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这并非战争的偶然结果。将阿拉伯人口迁出巴勒斯坦的想法在锡安主义领导层中已根深蒂固数十年。早在1937年，犹太机构就成立了“人口转移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规划巴勒斯坦人迁移的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巴勒斯坦人在其他地方寻找土地，或将此任务委托给英国人。随着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新的迁移委员会相继成立，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直接军事攻击、大屠杀和系统性恐怖的压力而被迫离开。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政府便决定阻止他们返回。随后，在短短几年内，以色列政府构建了一整套法律体系，旨在使此次驱逐不可逆转，并确保以色列境内拥有稳固的犹太人多数：1950年的《回归法》，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敞开了大门; 1952年的《公民法》，该法追溯性地剥夺了超过三分之二原住阿拉伯人口的公民身份;以及1954年的《防止渗透法》，该法将巴勒斯坦难民仅仅试图返回自己曾被暴力驱逐的家园的行为定为犯罪。与当今局势的相似之处难以忽视：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即在政治干预之前先进行建设、定居、改造物理环境——阻止回归、抹去痕迹，并将试图回归者定为罪犯。这正是当前加沙地带正在运作的同一套逻辑。
1948年至1950年间，约有530个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或变得无法居住;许多房屋被拆除，目的正是为了阻止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合法业主返回家园。以色列历史学家亚当·拉兹(Adam Raz)基于数千份解密军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特拉维夫一个垃圾箱旁被遗弃的纸箱中偶然发现的——进行的一项调查，为以色列最新史学研究已揭示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证据，即这种系统性的破坏并非战争的附带后果，而是一项蓄意的政策： 1948年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既非自发，也非偶然，而是蓄意、系统且暴力的。这些文件包括由以色列军官签署的书面命令，例如戈兰尼第十二营营长伊扎克·布罗希(Yitzhak Broshi)题为《在有居民的被占领村庄中的行为准则》的命令，其中下令处决任何被发现藏匿的人。莫迪凯·马克莱夫(Mordechai Maklef)——当时担任北部战线军官，后任以色列军队参谋长——在军事法庭上作证称：“有些行动中，潜在的敌人，即平民，被彻底消灭。目的是驱逐。若不施加恐怖手段，就不可能驱逐11.4万人。必须先制造一些恐怖，才能迫使他们离开。”卡梅利旅指挥官马克西姆·科恩的表述更为直白：“如何清空一个村庄?就在众人面前割下一个阿拉伯人的耳朵，其他人就会逃跑。”
(参见：国土报 | “制造恐怖迫使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军队1948年所为曝光)
在许多地方，这些暴行的遗迹后来被国家公园或犹太国家基金(JNF)种植的森林所覆盖，以此彻底抹去其历史与身份。以色列建国宣言发布后不久，新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便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将地名的阿拉伯名称替换为希伯来名称。他公开宣称：“出于国家利益，我们必须移除阿拉伯地名。正如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片土地的政治所有权一样，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精神所有权及其地名。”于是，贝桑村变成了贝特谢安，卢比亚变成了拉维，以此类推。就连地图也被修改了，以抹去被入侵之地留下的记忆。此后近八十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积极掩盖这些罪行的证据：国防部下属的一个名为“马尔马布”(Malmab)的部门，数十年来一直对公共和私人档案进行筛查，并奉有明确指示，要求隐瞒与驱逐阿拉伯人、暴力对待囚犯以及不理会白旗命令相关的文件。在以色列国家及军事档案馆的1700万份档案中，超过1600万份至今仍对公众封闭。亚当·拉兹(Adam Raz)的调查以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作结：“对1948年罪行的否认助长了数十年的冲突。对加沙罪行的否认又将带来什么?”
但巴勒斯坦人终究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许多被强行遗弃的房屋里那些铁钥匙——通常是流离失所者设法带走的为数不多的物品之一，他们确信自己回家时还能用上——至今依然存在。这些钥匙作为家族遗物，在难民营中代代相传、精心保管，往往被收在卧室的抽屉里，那里通常是存放珠宝和贵重物品的地方。它们依然是回归权的象征，也是曾经存在过家园、土地、巴勒斯坦护照以及自由生活的切实证明。
如今，“苏穆德”(Sumud)意味着拒绝屈服和离开，意味着要抵抗正笼罩加沙的又一场“纳克巴”。正如格蕾塔·通贝里所言，这也是对全球责任的呼吁，因为今天的巴勒斯坦已成为一种已具全球影响力的权力实验。
正如经济学家兼人类学家杰森·希克尔所解释的，资本主义需要帝国主义格局才能生存：低廉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自然资源，这些在国内只能获得到一定程度，否则矛盾就会爆发。正因如此，资本始终需要寻找外部对象加以剥削，而殖民主义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全球南方任何试图围绕本国人民需求来配置资源的国家都会遭到攻击，因为其主权会侵蚀世界强权阶层的利润。这些国家会被轰炸，基础设施被摧毁，从而再次被贬值。
这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需要全球性的抵抗。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sumud(坚韧)意味着坚守自己的土地，在占领之下延续自己的文化。对我们而言，这是团结、道德与责任的体现——面对历来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全球治理体系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但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反对那些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以意大利为首)也日益难以维系的剥削状况。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唤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各尽所能，各按其法”，正如维托里奥·阿里戈尼所言。这位年轻的意大利活动家曾在加沙生活，并于2011年在那里去世，他深受普里莫·马佐拉里神父的启发，并将巴勒斯坦的苏穆德精神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让我们保持人性。”
***
在“纳克巴”(Nakba)时期，当人们决定通过驱逐和杀害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来建立以色列国时，巴勒斯坦人民与当时在欧洲犯下的罪行毫无牵连。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巴勒斯坦人仍在遭受苦难，而我们的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更糟，沦为共犯：他们与以色列进行武器、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仿佛一切正常;接待以色列官员，将异议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加以压制，并将公开反对种族灭绝的人定罪并指认为恐怖分子。历史告诉我们，正义需要依靠普通人的勇气来争取：正是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这样不愿视而不见的人们。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决心承担起责任，去了解并尽自己所能，以抵制这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并将法律转化为鲜活的现实。在最黑暗的时刻，巴勒斯坦正向我们所有人揭示各种新殖民主义和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残酷本质。当政府背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时，就该由公民、 人民，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并行使自己的权力，正如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篇所作的先知般的呼吁：“ 我们联合国人民，决心使后世免遭战争之祸——战争在本世代内已两次给人类带来难以言表的苦难;决心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及大小国家权利平等的信念; 创造条件，使正义以及对条约和其他国际法来源所产生义务的遵守得以维持;促进社会进步，并在更广泛的自由中提高生活水平……”。
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肩负着保护子孙后代免受战争之害、捍卫人权、促进正义、福祉与自由的使命。不是我们这些世界各国政府。不是我们这些政治领导人。而是我们。我们所有人。我认为这一呼吁具有远见卓识且富有先见之明，绝非偶然。经历了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浩劫之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希望提醒世人：和平与正义不属于政府，而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而且，捍卫人类尊严的最终责任在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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