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刘继明借北京开会之机，前往石景山与张承志会面。这场会面迟到了整整三十年。
两人的文字之交始于1995年。当时刘继明在《长江文艺》当编辑，去信邀请张承志参加“三峡笔会”，张承志因事末成行。此后三十年间，两人通过文字相互关注，却始终未能谋面。2018年，刘继明读了张承志的新著《三十三年行半步》，写下万余字评论《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称张承志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之二”。李陀看后大加赞赏，认为是关于张承志评论中最好的一篇文章，推荐到北岛主编的《今天》发表。两人也因此建立了微信联系，但几次约见亦未能成行。直到这次会面，“夙愿”才终于实现。
刘继明在《我仿佛完成了一件青年时代的夙愿》中记录了这次会面的全过程：“当我和张承志坐在时光咖啡馆一角，仿佛从现实空间脱壳而出，进入了时空隧道。几十年的岁月在此交汇，在我心里激起一圈涟漪……”
“夙愿”二字的分量，正在于这三十年的跨度。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文人会晤。要理解这次会面的深层意义，需要回到三十年前。
1998年，文学评论家昌切在《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守护神圣的写作》一文，勾勒了一个九十年代的写作群体。他指出，张承志、张炜、史铁生、韩少功、刘继明等作家，“以自圣救已达人，立德兴诗，抗拒自由精神的体制化和物化为基本立场，以构拟神性和圣洁的审美乌托邦为基本旨归”。
这是刘继明第一次被明确归入张承志所在的写作谱系。在昌切看来，这些作家的共同特征是：反抗都市文明、鄙视商业法则、退避僻野田园、崇拜自我、圣化孤独、追求心境清明、以道德激情反抗各种戒律。
但昌切并没有简单地将刘继明等同于张承志。在更精细的辨析中，他指出：“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从精神实质看，刘继明又与张承志不太相同。”张承志坚执的是一种“农民道德宗教观”，斩钉截铁、毫不犹豫;而刘继明的观点“还不甚稳固”。张承志弃绝俗世是为了“抵制和拯救这个体制森严、日益物化的世界”，而刘继明“并不奢望救赎他的时代，他仅仅满足于独奏安魂曲”。
这个“不太一样”的辨析，揭示了两人精神联结的深层逻辑：同向而不同力，同路而不同步。张承志是冲锋者，刘继明是守灵人。但守灵人同样站在“神圣”的阵地上。这个“神圣”是一种源自“六十年代”的人民信仰，即他们共享的精神底色。
刘继明用一篇文章完成了他与张承志精神谱系关系的命名。
《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札》是刘继明对张承志的系统性论述，发表于2019年的《今天》杂志。这篇文章并非一篇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是他思想工程的一部分：它与《为中国革命辩护》《革命者魏巍》等篇章并列，共同构成了刘继明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
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种定义。“七十岁知青”指向张承志的生命经验——那一代人特有的、与底层和乡土血肉相连的记忆。“人民的修辞”则是对这种经验在写作层面的命名：它意味着文学不是自我表现的工具，而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的言说方式。
刘继明将张承志的写作定位为“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为‘异端’的正义的呐喊”，并强调这种呐喊发生在“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这里的“异端”不是文学趣味的异端，而是政治立场上的异端：在一个普遍右转、精英话语占据主流的时代，坚持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刘继明在文中使用“六十年代人”这个概念来概括张承志的精神底色。他写道，张承志“始终保持‘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和异议立场”。
在《最后的新左派》一文中，刘继明对这一概念做了更清晰的界定：
“只有张承志仍然坚守着八十年代后一以贯之，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异议立场，始终跟底层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联系。这是一种拒绝被体制收编，敢于用行动向强权说不、并不惜与整个精英阶层决裂的‘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跟毛泽东的‘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是一脉相承的。”
“六十年代人”的命名，具有谱系建构的明确意图。它把张承志从“作家”的身份中抽离出来，放入一个代际精神类型的框架中。而刘继明自己，通过三十年的写作和实践，实际上也站进了这个谱系里。
这种归属在刘继明自身的创作轨迹中同样得到了印证。他的《人境》《黑 与 白》聚焦工人、农民的命运，被评论界视为“新社会主义文学”或“人民现实主义”的实践。他公开宣称“为无产阶级写作”。评论家李云雷指出：“在当代作家中，只有在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身上，我们才能看到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而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刘继明可以说是少有的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而可能令他们都未曾料到的是，此时两个人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互换：刘继明变成了“冲锋者”，张承志则成了“守灵人”。
文章中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张承志向刘继明透露，近十年几乎所有出版社和报刊都拒绝接受其书稿，“无正式禁令但实际已被边缘化”。这个信息被刘继明平静地记录在案，没有展开评论，但它构成了整篇文章的隐性背景。
因为，刘继明本人也面临类似甚至”更严重”的处境。2018年，他因举报事件与主流文坛矛盾激化，最终与体制彻底决裂。评论者将这场决裂描述为“理想主义者在价值溃败时代的悲壮选择”，认为它“既是当代文学分化的缩影，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困境”。
决裂后，刘继明放弃传统出版渠道，转向网络平台发表作品。他援引张承志的观点，称体制内媒体已经“变质腐化”，而网络才是“战壕”。
因此，当刘继明写到张承志“眉发皆白”时注意到“一缕不易察觉的忧郁”，并说这种忧郁“我曾经从他年轻时期的照片上见到过：尖锐、孤愤、激烈”，他实际上是在描摹一种共同的精神面容——一种因长期边缘化而沉淀下来的、拒绝妥协的孤愤。
评论家李松睿在论述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时，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紧张感”。他指出，只有“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在思考重大问题时会给读者带来紧张感，而大部分作家写作会显得非常轻松”，刘继明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的来源，正是拒绝妥协的立场与不被容纳的处境之间的持续冲突。刘继明的《人境》处理的是“中国农村应该走什么路”这一重大难题，小说中的人物“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刘老师自己也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未来的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这种“紧张感”，与张承志的写作形成呼应。张承志弃绝俗世是为了“抵制和拯救这个体制森严、日益物化的世界”，他的写作始终带有一种殉道者般的决绝。刘继明的写作则带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他“显然不认同今天的时代”，但他也没有“认同一方就写这一方最后的胜利”的廉价乐观主义。
刘继明与张承志的精神亲近，本质上是一种左翼异议立场的代际接续。张承志的《心灵史》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苦难史，其内核是对底层人民反抗精神的礼赞;刘继明的《人境》《黑 与 白》则聚焦工人、农民的命运。两人共享的，是一种将文学视为“反抗不公的武器”的立场，而非体制内的荣誉标签。
刘继明在三十年前的文章中特意声明“我无意……在实践上去‘追随’某个人”。这个声明本身就是谱系关系的精确表述：他与张承志的关系不是师承或模仿，而是两条独立道路在同一个精神坐标上的交汇。
《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这个坐标清晰地标了出来：“人民的修辞”意味着写作的合法性不来自文学体制的认可，而来自被压迫者的需要一一这与其说是对张承志写作的评论，不如说是刘继明的一种自我认证。
会面结束后，刘继明写道：“仿佛从现实空间脱壳而出，进入了时空隧道。”这个意象暗示的正是精神谱系的贯通——三十年前的青年作家刘继明，终于在迈入花甲之年时与“年近八旬”的张承志相见，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场景，正如几个月前他在南街村同王宏斌的会面一样，
所谓“夙愿”，归根结底是在同一个精神坐标上寻找同道、确认归属。而昌切三十年前对刘继明与张承志等作家的归类、以及《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的命名和关于“六十年代人”叙述，共同构成了这次确认的寓意：他不是一个人在守护，而是两代作家的接续追求。
(来源:刘继明研究中文网/英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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