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践脱离真理的代价
“真理标准”讨论与唯实践主义(之三)
归来士(向东)
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成功建立了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的形式，实现了苏联的全面社会主义。经过卫国战争，苏联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带头人，是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标杆。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选择了背弃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道路，仅仅三夫更替，不到四十年时间，一个地域辽阔，科技、军事世界第一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在看似争霸实则投降中瞬间轰然倒塌。
上世纪四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目睹了这次世界上最重大的社会制度变迁，亲身感受了一场勃兴忽亡的律动。
如果要问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就轻易地失政败亡了呢?除了背离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搞修正主义外，还可以从比较现实的否定正确理论指导、模糊阶级阵线和意识形态等具体维度找到原因。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苏联败亡的惨痛教训，值得无产阶级革命者永远牢记。这种失败也在毛主席的意料之中，早在中苏论战期间，对苏联败亡时间表，毛主席在九评中早有预判，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原因、提前总结了经验教训。所以才有“早看五十年”的兴叹。其实，毛主席的预判，何止是苏联呢!?
苏联的败亡在毛主席预料之中，那么中国将要发生巨变，毛主席是不是有所察觉或者预判呢?回答是肯定的!
“我死以后，你们怎么办?”
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国发生重大变故，并没有超出老人家的预料。
就像一架天平，最大砝码的消失，势必打破原来的平衡。
首先，毛主席逝世以及接踵而至的粉碎事件，使中美两国高层的智机水平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原来的平衡立刻发生倾斜，由此引起外交内政的连锁反应，原有格局重新排列在所难免。
其次，失落砝码后的错误举措，直接影响到社会制度、政治生态、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急剧变化。
中国发生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变革，是天灾加人祸所造成：伟人离世是天灾;斩杀伟人组建的革命团队就是人祸。正好印证了“我死以后，你们怎么办?”的警示!同时证明毛主席预知自己离世后可能的变故，却并没有作刻意的防范，而是坦然以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阶级的一翼，还很幼稚，确实需要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
斩杀革命团队仅仅是人祸的序幕，紧接着颠覆社会主义事业才是重磅大戏(在《前事岂能忘，粉碎为哪桩?》一文有叙述，请参阅)。
天平失衡后的变化，全向着毛主席希望的相反方向演进。只是多数善良的人民群众，在发生变化时，不相信自己会被领上邪路。等到被骗上路之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悔之已晚。
颜色革命步骤变化
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智库很了不起，他们的能量，堪称世界一流。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他们的工作效率并不比社会主义方面逊色，甚至更加有效。只是在毛主席和毛主席理论团队面前，他们才显得有点蹩脚。
可以推测：美国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在当时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之后，一度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先苏后中改为先中后苏。这个判断，可以从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发生在中国政治经济局面的翻覆中找到根据。还可以从多次《遗嘱》看出端倪。
回顾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南辕北辙的变化，让全世界目瞪口呆。毛泽东主席指出了其中奥妙——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鸡蛋的缝让西方的苍蝇欣喜若狂。美国智库给华尔街老板提供了颜色革命的方略，从赫鲁晓夫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西方颜色革命的主要目标。
回到美国颠覆政策的调整。美国颠覆苏联的计划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行了二十多年，頗为顺利。谁能想到中国突然发生变故，毛主席的文革团队突然消失。更意想不到的是，与赫鲁晓夫同享盛名的中国领导人访美，主动签订密约，让提心吊胆三十年的华尔街大佬大喜过望——改造中国比颠覆苏联更加轻松。此后十年，中国密切配合美国实现梦想。
不料苏联内部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不堪——资本主义化演进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戈尔巴乔夫访华获得心照信息回国后，主动解体进入倒计时。所以它的变色走在了中国前头。
而中国的改换门庭，却因掌控者操之过急而触发了毛主席老革命团队的初心、使命情怀，他们同黄克诚将军一起，在捍卫党的理想和信仰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党内这一段鲜有人知的捍卫真理、可歌可泣的光荣斗争史，要等待适时闻世。
中国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四千人大会，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险途。黄克诚将军的讲话，暂时止住了社会主义瞬间坍塌之势，却并没有摆脱变色的险境。访美回国后形成的态势，使美帝首先亡我之策更加锐进，颜色革命步伐显著加快。
国内有推手主导的全盘西化、伤痕文学、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唯实践主义”的“发展是硬道理论”、“计划、市场共有论”、“主要反左论”迅速出台，与早已盛行的“猫论”、“先富带后富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论”，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唯实践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以策应变色需要;另一方面以某人的唯实践主义理论，取代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
在唯实践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典型：小岗村分田单干以反农业集体化;大飞机下马以反国产化;大批科技军事项目、大小三线下马以迎接帝国主义科技侵略和经济殖民地化……一时间，社会迅速倒退，阶级复辟、剥削回潮和崇洋媚外、卖国投降几股黑浪席卷而来。
中国公开抛弃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以唯实践主义理论治国理政甚嚣尘上，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下面举例分析
小岗村的兴衰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1958年诞生，由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当地农民自发组织成立。毛主席发现后立即给予支持，并大力推广。经过十年奋战，人民公社已经扎根华夏香飘世界。不平凡的十年，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艰苦历程。这里的“与人奋斗”，是最值得记述的历史和继承的经验。
到伟人逝世为止，人民公社制度已经生根开花，农村集体所有制硕果遍布华夏大地，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初步解决困扰中国农民几千年“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集体化道路。并且依靠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民，解决了中国工业化的后顾之忧。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丰硕成果——在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跳跃式社会进步。也是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内涵的延续——实现了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城市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战略包围。
可是党内上层多数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者，他们不了解下层劳苦农民的心愿，不能理解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性。尤其是解放后，党内有些人居功自傲，滋生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没有深刻领会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甚至丢弃了自我批评的武器，其中有少数人最终成了人民公社的死对头!
反对人民公社的最好办法：拆了它，搞臭它!毛主席健在，他们搞不动。“三自一包”、“分田单干”第一枪败下阵来!毛主席走了。他们就用小岗村做试点，发出了射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二枪。
还是分田到户那一套。但是，小岗村分田单干还未曾致富，他们就在全国推广，解散“眼中钉”人民公社，拔除了社会主义根据地。
结果怎么样?把中国广大农村搞成三农问题烂摊子，致富没了影。反而给后来的领导人增添了无穷烦恼和无尽忧虑。三农问题“真如铁”，不得不另辟蹊径，重走集体化道路，“雄关漫道”重新越。
小岗村典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个大大的笑话!少数几个主持人的拆烂污，害苦了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和全国工商业集体化建设。小岗村的分田包干模式，很快被移到城市，作为城市企业改制的脚本，使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果付诸东流。
中国农村从集体化退回到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严重的社会倒退。打着农民自发的旗号，实则是利用手中权力，用“换人”、“撤职”的卑劣手段，强迫各省省委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这是明目张胆为封建地主阶级向共产党复仇，向社会主义道路宣战。后果非常严重!如今三农问题真如铁，谁有胆量从头越?
小岗村分田到户，是“唯实践主义”利用私有观念，在农村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争夺阵地的典型。不能说后来的党中央没有发现问题，更不能说没有下大力气纠正并给于帮助，派年轻有为的国家干部沈浩到小岗村，就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支持。可惜!出征未捷身先死，长使人民泪沾襟。
可是小岗村带头按手印的那些人，是农村落后势力的代表，按手印带头人竟然为了霸占村委会办公地点，教唆儿子动手殴打为他们呕心沥血工作的沈浩同志，处心积虑要给他难堪。像“喝酒致死”这种事情，太过蹊跷，应该认真彻查。他们父子的行为与旧社会黑惡势力极为相似，是唯实践主义者精心挑选、喂养、扶植起来对付社会主义的钉子户。
大飞机的荣辱
大飞机是中国梦中的一朵鲜花。1970年8月，定名《运十》的中国大飞机，开始在上海自主研发，决心在国产《解放牌》汽车之后，再开出一朵天上飞的大红花。项目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亲自协调。毛主席逝世前夕，大飞机已经成型，全部是自力更生自主研制，是真正由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国产大飞机。
1980年9月，《运十》在上海首飞成功，到1984年6月，曾先后转场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成都等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多次试飞，并七次飞抵西藏拉萨。共飞107个起落、155小时，最长留空时间4小时49分。运十大飞机已经飞到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上空，通过了最重要测试。
据可靠数据记载：
运十飞机最大航程可达7000公里，超过现在的919飞机最大航程5500公里21%;
运十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超过现在的C919最大起飞重量72吨35%;
运十巡航速度900公里/小时，比现在的C919巡航速度840公里/小时，每小时要快60公里;
运十飞行高度12000米，载客100人左右，可用于国内外航线。
运十被无理下马，成为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经过梳理，从《邓小平年谱》中找到关于运十大飞机下马的真正原因：
第一，与美国合作，送个国礼——买美国飞机。
邓在会见美国麦道公司总裁桑福德·诺伊斯·麦克唐纳洽谈购买他们的飞机时，他说：“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
解读：这是向美国华尔街喊话：为了与你们美国搞好关系，下马中国产大飞机，买你们美国的，这是我与你们合作的战略诚意啊!不仅仅是做生意呵!真直白。
第二，自力更生“办法不对”，“造不如买”才对?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某人对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再加上“造不如买”的附议者，当时的民航总局局长、后来的叛徒卖国贼沈图的忠实执行，《运十》终于被执行死刑。
解读：
运十的下马，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硝烟，弥漫着崇洋媚外的鸦片战争味道。其中“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对段子俊的讲话，从牵强附会、怨恨盈溢的厥词中，充分暴露出内心对自力更生国策的刻骨仇恨。
结果是：几十年来，(累计)花几万亿人民币去买昂贵的没有知识产权的外国飞机，当面讨好美国大资本家。
明知道“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为什么放弃已经研制成功的《运十》，去买外国的波音?
明明是毛主席领导研制成功了的大飞机，为什么要说“受‘四人帮’干扰破坏”?
明明花钱不多，为什么要说“花钱很多”?
为什么仅仅为了后续研制经费3千万人民币，卡住不付，强行下马?
明明是自力更生造出了大飞机，反说“把握不大，办法不对”。难道“自力更生”造出飞机，“办法不对”吗?
一连串的谎言，掩盖不住“造不如买”的“买办战略”本质。
了解了这些情况，回答了上述问题，下马运十大飞机的原因就十分清楚了：整个就是一场对台戏，锋芒直指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路线，死心塌地要走“造不如买”的洋务主义路线。实实在在的战略马屁、战略投降，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战略误判”能够交代清楚的。
秦桧杀岳飞是为了讨好金国。下马大飞机和几百项科研项目，当然也是为了讨好，讨好谁?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大飞机生死存亡，是一笔辛酸血泪账，绝不是“造不如买”那么简单，它承载着道路之争、路线之争的重负和中国人民的荣辱。
《运十》大飞机融汇了中国科技人员的荣光和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骄傲!绝不能让汉奸卖国贼玷污了!而大飞机“造与买”包藏弃正取邪的耻辱，世人永远不能忘记!
光刻机的悲哀
中国光刻机研制起步并不晚，1962 年，我国已经能运用光刻技术，使第一代硅平面晶体管顺利诞生。1966年前后，我国首台65型接触式光刻机问世。从时间上看，与世界首台光刻机诞生相比，仅仅相差不到五年。
八十年代中期，外购现成光刻机开始松动便捷，“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八个字，犹如病毒一般蔓延开来。这股歪风一旦吹起，所影响的可不单单是光刻机。
随着成功上天的运十飞机被砍掉，远程轰炸机、武装直升机等，一口气有 31 个项目下马;海军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大型驱逐舰、航母预研等 11 个项目停止。全军所砍掉的国防科研项目超过 90 个，其中许多都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并非无法完成，而是被禁止继续进行。
光刻机领域的状况更为糟糕。经费来源断绝，研发团队分崩离析，人才大量外流。1994年，武汉一家芯片光刻机元件厂，破产改制后竟然转行去售卖副食品;一家半导体工厂去卖咸菜酱油。这不是段子，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那十几年间，有多少技术骨干改变了职业方向，又有多少积累付诸东流，简直难以计算清楚。
直至2002年，国家方才再度将光刻机纳入“863重大科技攻关计划”。1985年至2002年，共17年空白期。脱节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至今仍在偿还这笔债务。与国际水平比，从最初仅相差四年，直至落后超过二十年，无论怎样计算这笔账都令人心生不甘。每当翻阅这段历史，都会为那些科研人员感到心疼，为国家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感到懊恼。
六十载光阴流逝，有一个规律格外明晰：依靠自身力量奋斗之时，与世界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而依赖外部购买之际，差距却持续扩大。“造不如买”这短短四个字，使国内外中间商大发横财，却耽搁了整个产业的发展。三十余年兜了一个大圈子，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到最后依旧得回归到自主研发这条老路上来。
“造不如买”是唯实践主义的典型表现，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教训是惨痛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等于盲人骑瞎马，后果必然是夜半临深池。
下马——下的是社会主义这匹马
小岗村分田单干，实质是下马。下的是农业集体化这匹马，重走几千年封建地主统治小农的个体经济回头路。
解散人民公社;大飞机、光刻机下马;所有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被下马的几百项科技项目，其中包括核武器等等，都曾经有上马下马的苦难经历。陪伴这些科研、工农业建设项目下马的，是成百上千万工人农民的工作生活跌宕。
所有这些项目下马的原因，表面上是经济遇到困难，需要调整，而实质是中国社会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经济困难，仅仅是一个下马的借口而已。
过去七十多年共和国建国史，遇到过两次大的下马风潮，每次都造成巨大损失。其中下马的损失要比马上花销大得多多，结果也是令人痛心。不妨看看两次下马的实况：
第一次大规模下马风潮，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经济上确实是暂时困难。毛主席又退居二线，正好给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理论趁虚而入的机会，甚至有人趁机做大灾情——例如河南省委对信阳地区不发、迟发救济粮，造成批量饿死人。三年当中，大批国企下马，工人下放，产业废止，人财物的浪费不计其数;
第二次大规模下马风潮，发生在十年运动之后。与撤销人民公社、运十大飞机停飞、光刻机下马同步，同时下马的共几百个科技项目、大小三线和几千万工人。十年运动中的政治、经济、科研、教育、文化艺术、以及社会进步等成果，统统下马、被全盘否定。不仅如此，紧接着企业改制，几乎所有公有制、集体企业都改成民营企业，这是一次比较彻底的私有化改革。造成了经济上天文数字的浪费和政治生态、社会进步断崖式倒退。
回到最初“为什么要下马”这个问题，把过去几次下马风潮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下马”是针对“上马”的一种特别的阶级斗争手段。
所有解散、下马、撤销等等，都向着一个焦点集中：从社会主义骏马上撤下来!回到旧的所有制，回到阶级社会、向着复辟阶级剥削的方向。
究其原因：党内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压根不同意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论断。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把自己的主张隐藏起来，等待时机。他们虽然未必具备资产阶级的基因，却信奉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条。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和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所决定。
因此，看待和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着眼点，还是应该回到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来。十年运动中严肃地重申了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和两种斗争也并不是十年文革才提出来的。而是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选择什么道路，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如何进行的明晰回答。
可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并没有认真执行党的决议，更没有认真接受会议精神，他们在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心中选择了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
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混迹于革命队伍的地痞流氓黑社会分子，是无产阶级异己力量中最危险的一股。他们寄生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却对社会主义抱着敌对心理，只是投机且相随，寄生等机会。甚至并不真心欣赏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满足于地主阶级剥削手段的原始性、局限性。而是醉心于在革命队伍中进行投机活动，攫取政治地位，以谋求最高权力，为去除共产党领导，实现黑社会式统治创造条件。
为什么实现去共目标之前，要选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千方百计拒绝社会主义呢?就理论而言，资产阶级政权，在任何时候都留有黑社会的一席之地，而社会主义却绝没有“唯实践主义”——黑社会的容身之所。
中国革命实践，一度被“唯实践主义”操控，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几乎被带进苏联之覆辙，走上党组织改名换姓、亡党亡国的绝路，社会主义事业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一段弯路的教训，中华儿女要世世代代永志不忘。
(文中引用资料摘自网文，在此致谢!不另注释，敬请原谅!)
2026年10月13日于江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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