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尽春花酒,梦中故里人。
久思前世事,难忘旧日辰。
上一期,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首先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呢?
有人认为,中国生产力落后,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状况,提出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明确中国必然要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发展方向,同时批评了“左”、右倾错误。
也就是说,伟人他老人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既不能左倾冒进,以为能立刻建立社会主义,因为此时缺少了公有制基础;也不能右倾倒退,认为不能搞社会主义,理由是不具备生产力条件;而是以此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阶段,逐渐向社会主义转变。
从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先后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一系列动作,为国家建设基本扫清了障碍,使全国人民建设的热情得到极大的凝聚,到1953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超乎意料地迅速恢复。
此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毛主席开始酝酿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开始,在毛主席号召下,我国一方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改造,做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和经济建设并举。目的是,在国家经济大力发展之际,也能让全国人民共同享受劳动成果。
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一是,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等形式,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二是,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和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以赎买的形式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事实上,此举是将单打独斗的个体纳入更大的合作互助的集体中。毛主席曾说,“1949年那样的胜利,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可他并不止于此,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第一步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在1955年11-12月,他感到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在握,便将关注的重点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经济问题。他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于是从1956年2月开始,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相当于通过边听、边议、边总结的方式,对我国经济建设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最后他从错综复杂的国家建设和社会矛盾中提炼出十个核心问题,即十大矛盾,形成了《论十大关系》。
一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八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是非关系;十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如何认识和看待这十大关系呢?我们直接引述毛主席的原话: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注意,伟人是如何划分国内外各派力量,以及如何团结与调动他们,尽一切力量为我所用的。)
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总体上,《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的经验,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意在通过十大辩证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可以说,《论十大关系》的出现,既有新中国建设与发展所至的结果,又有对苏联经验的反思而开始探索自己道路的觉醒。
毛主席早期对十大关系是相当重视的。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9年,他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说:“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1955年基本上完成三个改造,在年底和1956年春,找了三十几个部的人谈话,结果提出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意思是,从十大关系开始,中国才逐步走出自己的道路。
1960年6月13日,他在《十年总结》的一开头就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认为,《论十大关系》“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应该这么说:“十大关系”是纲,至今仍应以此为向导,为之做好注脚,不偏离航道。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具体探讨《论十大关系》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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