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方，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干部讲“姓马”讲得头头是道，群众听“姓共”却觉得与己无关。仿佛“姓马”是党内的事，“姓共”是将来的事，中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壁。
“姓马姓共”的原话，出自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姓‘马’姓‘共’。”这说的是党校的办学方向，但道理不止于党校。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这一信仰最终要落到人民身上。“姓共”不是给群众贴标签，而是指群众对共同富裕、共同事业的认同和参与，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归宿所在。二者本是一体，割裂开来，便都失了本义。
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明确论述。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姓马”如果只停留在读了多少原著、写了多少笔记，到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面前却绕道走，那就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是站在劳动者一边，让发展成果落到大多数人身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论述得十分具体：要“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群众的“痛痒”，正是检验“姓马”是否落地的尺度。
反过来，群众“姓共”也不是谁强加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群众判断一个干部“姓”什么，不看表态看实效。谁把共富的路铺到脚下，谁在柴米油盐、住房等具体事上靠得住，群众就认谁、跟谁走。“姓共”是群众在获得实惠、感到有奔头的日子里逐步认同的。
连接点不在口号里，在行动中，更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根本工作方法中。毛泽东说得透彻：“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河南开封鼓楼区建设“共富工坊”，不是干部在办公室里设计出来的，而是支部了解到留守妇女和困难群众有就业意愿却难以离乡的实际，才利用闲置厂房、把岗位送到家门口，据当地公开报道已带动450余人就近就业。浙江嘉善缪家村党组织书记陆荣杰，群众叫他“跑鞋书记”，常年跑农户、跑田头，2025年带领片区几个村“握指成拳”组团发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1828万元。这些办法不是从本本上照搬来的，而是从群众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跟着干、得到实惠，“姓共”便有了可感温度。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群众对“共”的认同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共同劳动、共同受益、共同担当中逐步生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提出：“第一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第二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陕西潼关一些村子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做实，收益按“1342”机制分配，分配方案公开，村民代表参与议事监督。集体的钱怎么来、往哪去，大家看得明白，参与和监督的劲头随之增强。西藏申扎县买巴乡党员边桑发起志愿服务队，把个人帮扶扩展为团队服务，把“党员带头干”拓展为“众人一起干”。这些都不是由谁代替群众确立信仰，而是群众在共同实践中逐步认同并践行“共”的价值。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替群众“姓共”，而是创造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共同事业。
与其说这是两个“姓”，不如说是一条首尾相顾的逻辑链。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种子只有扎进土里，才能生根开花。“姓马”是种子，“姓共”是土地。种子离开土地，便无从生根;土地没有种子，便长不出庄稼。共产党人因为姓马，所以必须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群众因为在共同事业中获得实惠、增强主人翁意识，所以认同“共”、跟党组织走。检验这条逻辑链是否闭合，标准并不复杂：不是看口号喊得响不响，而是看群众在具体利益安排中是否享有参与权、监督权、获得感，是觉得由别人替自己作主，还是觉得自己真正作了主。
打通那层壁，靠的不是更多的阐释，而是更多的行动。让“姓马”在解决群众一件件操心事烦心事中显出分量，让“姓共”在共同奋斗、共同受益中生长出认同。两个“姓”真正合在一起之处，就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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