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问题，决不是什么青年人一时兴起的“懒惰病”，更不是什么所谓“境外势力煽动”的简单产物。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302页)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个人如何愚蠢堕落的唯心主义。倘若没有深刻的社会矛盾，没有劳动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普遍压迫，没有资本对人的体力与精神的双重榨取，那么任何外部鼓噪都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青年中的倦怠、反抗与消极，归根到底，不是某种观念凭空产生了现实，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生产了这种观念。
因此，那些把“躺平”斥责为单纯道德堕落的人，只是暴露了他们自己对唯物主义的无知而已。他们像一切庸俗的资产阶级说教家一样，只会责备受苦者，而不敢丝毫触及制造苦难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恩格斯揭露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页。)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以利润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那么“内卷”就绝不是偶然失序，而正是这一制度下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的必然表现。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这个规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286页。)
马克思几百年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竟精准击中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免令人唏嘘。老板“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丑恶嘴脸仿佛近在眼前，实在令人厌恶。张雪峰式的“奋斗神话”，不过是要无产者彼此竞争，以便资本更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力。今天你被要求“努力”，明天你就会因别人更“努力”而贬值;今天你被赞扬“拼搏”，明天你就会在更高强度的剥削中被抛弃。于是，“内卷”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恶果。躺平则是在这种压迫之下群众自发产生的消极反抗。它当然不是出路，但它也绝不是应被简单咒骂的“原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经济派观点，另一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派观点。前者盲目崇拜群众自发性而无条件支持躺平，后者完全否定自发性的意义而歇斯底里地咒骂躺平。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形而上学地谈论“抽象意义”上的躺平，而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不妨看列宁主义的分析：“‘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页)类似地，同毫无底线地为老板卖命、与同胞恶性内卷相比，自发的躺平怠工无疑是幸福;但同成熟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相比，躺平则变成了祸害。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让躺平从幸福变成祸害，让工人从自发走向自觉。列宁在分析工人运动时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17页)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不能引向暴力革命。今天群众以“躺平”形式表达不满，正说明他们已开始本能地拒绝资本纪律;问题不在于嘲笑他们“不够彻底”，而在于革命者能否把这种消极抗拒提升为积极斗争。
这不是采取什么方法的策略问题，而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的原则问题。毛主席说得深刻：“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这段追问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呢?大学生说“太累了”，不是错;工友拒绝无意义的内卷，也不是罪。真正错误的，是革命者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以老爷姿态斥责他们“幼稚”。鲁迅那句“救救孩子”，不是怪罪孩子幼稚无知，而是针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剥削制度。青年不是生来颓废，而是在被异化、被压榨、被原子化的现实中被迫呻吟。对于这种呻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只会咒骂和镇压，而要为兄弟姐妹长夜漫漫的阶级苦难感同身受，更要为迷茫的孩子指出拂晓何方、前路何在。
躺平本身不是革命。它若停留于小市民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不过是从资本的流水线上退到废墟中独自腐烂。列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从不向自发性屈服，而是要求把零散的不满锻造成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于甘地式“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怠工，而必须走向有组织的政治罢工和革命暴动。
马克思主义者既不高高在上地指责群众消极无为，也不随波逐流地放任他们遁世沉沦(何况工友们大多也只是嘴上一说，在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下，谁又能真正躺平?);我们将躺平视为群众在旧世界压迫下的一种自发的、不成熟的反应，并努力把这种反应提升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我们的任务，不是做站在后面冷嘲热讽的庸人，更不是做站在对立面的坏人，而是做站在前面的组织者、宣传者和领导者。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反内卷若只停留于情绪宣泄，则终归会被现实吞没;但若它能够在革命理论指导下，转化为反对雇佣劳动制度、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那么它就将不再是“躺平”，而是觉醒。群众可以，也必将从自发走向自觉，而革命者的责任，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把“活命哲学”的消极火星，引向彻底改造世界的燎原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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