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现象的引入
我回老家时发现了一个现象：从我对我的家人和其它为数不多的一些年轻人(县城年轻人口流失极其严重)的认可的观察中，县城里的年轻人——主要是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光谱非常窄，基本集中在两个方向上：要么是极端民族主义，要么极度倾向建制(其实似乎可以概括为同一种保守主义方向)。究其原因，民族主义叙事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外部解释。你穷，是因为外部有敌人，有坏人暗中背叛了民族。这是一种“受害者—捍卫者”的叙事，它把阶级矛盾偷换成民族矛盾，把生产关系问题翻译成忠诚与背叛的问题，这类现象在短视频平台中出现大量极端叙事后更加普遍;而建制叙事提供的是一个内部解释：你穷，是因为治理还不够完善，秩序还不够强大(城市资本主义的下渗还不够完善)，需要更强有力的经济政治管控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问题—解决方案”的叙事，它把阶级矛盾翻译成管理问题，把剥削翻译成暂时的失调，落脚点则是不会彻底的调和。
这两种意识形态倾向看起来是对立的——一个指向外部，一个指向内部;一个怀疑体制，一个信任体制——但它们在底层是相通甚至是互相共存交融的，因为它们都是自发形成的意识形态，天然拒绝了阶级分析。它们的宣传，从来都不问“你的劳动力被谁以什么方式占有了”这个问题。它们用一个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替代了那个真正的问题：要么是“谁在害我们”，要么是“谁该来管”。这两个问题都不需要你理解生产关系，都不需要你认识剩余价值，都不需要你搞清楚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它们只需要你愤怒，或者只需要你信任。
它们为什么在县城同时流行?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原理，因为县城处于产业链末端，这点我在几天前的某篇不幸被下架的文章中有所提及。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能向县域下沉，教育资源被抽走，上升通道窄化，少数滞留且拥有一定知识的年轻人面对“努力却无法改变处境”的困境时需要一个对自身安全但却可以发泄的解释，而皇汉和建制就是相对安全的，现成的、可用的、不需要深度学习的解释。它们不是正确的解释，但它们是存在的解释。
县城的教育体系从来不会提供阶级分析工具。学校教你且逼你考试，但从不教你理解你所在的社会结构。一个县城年轻人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社会的全部知识大抵是“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都是对的，但它们只提供“结果”，而不提供“工具”，因而只好促成年轻人们生长出建制或民族主义这样先天具有先验论性质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年轻人问“为什么我家还是这么穷”“为什么我考出去了也买不起房”时，课本里的话帮不了你，因此民族主义和建制成了唯数不多可用的解释框架。它们的吸引力不在于正确，在于现成。不需要额外学习，不需要深度思考，拿起来就能用。县城年轻人的愤怒和焦虑需要一个出口，而它们是最近的两个出口，仅此而已。
二、根源：为什么身处矛盾最深处反而意识不到
列宁在《怎么办?》里明确说过：工人的自发意识只能达到工联意识——涨工资、减工时、改善条件——无法自动抵达对制度的整体否定。身处矛盾最深处，恰恰可能是离“认识到矛盾的本质”最远的地方。这一普遍真理具体到县城这个特殊处，展示出这么几层障碍：
第一层，日常生存耗尽了反思精力。县城产业工人和基层脑力劳动者(管理者，比如小公务员)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回家只想休息。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多余的知识追问“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他们有限的的精力和知识完全是为维持生存而服务的，从没有留给“阶级分析”四个字。这从不是个人思想觉悟或“认知”问题，这是异化劳动对个人的压迫使然。
第二层，解释框架被提前垄断了。根深蒂固的建制是一个已经做好的答案，它辅助生长千年的小农封建思维，最终的结果是“不需要你自己去想”。建制顺承了革命叙事这套合法的外衣和民族主义这位上瘾药剂而告诉你“新时代需要新治理和新复兴”，可这个答案恰恰避开了那个真正的问题——你被谁以什么方式占有了你的劳动?它们避开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偶然，而是因为它的功能就是避开这个问题。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遮蔽。
第三层，阶级分析的工具被系统性排除了。在学校里不教，在主流媒体上不出现，在短视频里被简化为“阴谋论”或庸俗化为“网左”“反社会”。一个县城年轻人即使感受到了“不对劲”，也没有词语来形容这种不对劲，因为他的字典里没有“剩余价值”“生产关系”“阶级位置”这些词。他甚至就连“内卷”“压力大”“不公平”这些词估计都看不到，即便这些词甚至只能描述的是感受而不是结构。
第四层，替代叙事提供了虚假的出路。县城里深入人心的保守主义叙事给他一种使命感和安全感——“我是伟大民族的捍卫者”“我是伟大国家的亲生儿”。这两种弥赛亚的感觉比“我被廉价雇佣、我的青春被消耗”更容易接受。前者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后者让他觉得自己被伤害，虽然后者才真正能让他面对那个真正的问题。
这四层障碍叠加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闭环。日常生存不给你时间思考，现成答案不让你自己思考，工具缺失让你不知道怎么思考，虚假出路让你觉得不需要思考。这从不是某一个人“觉悟不够”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功能就是让身处矛盾中的人意识不到矛盾的本质，而它很成功。
三、三代人的意识形态是怎么形成的?年轻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县城主流意识形态的现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存活着的三代人携带已经死去的那些人和历史的残骸而层层叠加的结果。第一代人的割裂感的创伤、第二代人的保守、第三代人的迷茫叠加才形成今天这副模样。
县城小资产阶级里(它占据了一个县城主要的人口和劳动力，后文中有关于这一阶层的经济学数据分析和阶级分析)，第一代人(1940～1950s出生)出身中农以上，后来通过读书、当兵、进厂等方式脱离了体力劳动，成为基层脑力劳动者。他们是那个时代“上升”的成功者，因此他们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因为这句话在他们身上兑现过。这是他们传递下去的第一条线：读书有用，吃苦值得，上升是可能的。同时，第一代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家庭被抄没、成员被批斗或下放、子女被剥夺升学机会。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本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文革中断了他们的学业。恢复高考后他们已不再年轻，失去了那个窗口。他们许多人本身就是持有小农思想的小资，同时进步的革命给予他们的第一印象却非常不好——从此他们不再信任“革命”这个词。他们听到“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时，听到的不是解放，是恐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立场问题，这是心理学的创伤记忆。他们的抗拒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不是思想落后。他们对“升官发财、爱国忠君”的执念和对保守的执念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套东西有多好，而是因为这四个字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这是他们在废墟中找到的唯一安全屋。
第二代(1960～1980s出生)继承了第一代的小农思想底色，同时在体制内习得了“服从上级、维持稳定、不惹事”的官僚习惯。他们是教师、乡镇干部、卫生院医生、信用社职员。他们属于“无产阶级中的特权层”或者传统定义中的“小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工资生活，但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脆弱的。县城小资的保守，不是因为他们过得好，而是因为他们恰好站在“不掉下去”的边缘。他们没有大资本可以依靠，没有足够的资产抵御风险，他们的一切随时就会被从省城或者上海深圳的资本风暴冲烂。他们是体制内的基础组成部分，但也是最容易感到不安全的那一部分。收入不稳定、养老金不足、子女教育的焦虑——这些东西真实地压在他们身上，但他们无能为力，所以他们不敢改变、不愿改变。改变意味着失去仅有的一点稳定。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体。既有第一代传下来的“忠君爱国、升官发财”的传统观念，又有体制内习得的“服从稳定、不惹事”的行为逻辑。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保守派——保守派知道自己保守——他们是认为自己就是“正常”的人。可他们的“正常”，就是默认当前秩序的保守，谁想改变它，谁就是不懂事、不成熟、不安全。这套价值观经过两代人的传递，已经沉淀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它不再需要被宣讲，它被认为是“本来就是这样”。
第三代是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和父母有一个关键区别：他们成长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但世界观的成熟却是在互联网全面铺开之后。他们的世界观形成期，信息环境不是网络而是家庭、学校、村社，但他们的世界观观的成熟期，是在外地城市的大学或者网吧的台式机上度过的。他们相对更年轻的一代或者大城市的同龄人们的确具有保守的倾向，但对于老一辈却是实打实的叛逆分子。互联网确实切断了许多东西，但对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之间出生的人来说，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定型了。他们不像更年轻的一代那样在信息海洋中长大，他们的信息环境是有限的、可控的、单一的。当他们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没有足够的分析工具，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源来支持自己做判断。所以他们也会退回传统——那是他们唯一确定的东西。而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话术的抗拒，是家族创伤的传递，是生存策略的选择，是保护脆弱安全感的防御机制——当然本质上更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天然阶级恐惧。三件事叠在一起形成了一堵几乎不可穿透的墙。一套传统观念经过这两代人的传递后，真正影响并塑造的是1970年代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人——那些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形成世界观、进入社会的几代人。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家庭和学校，不是来自网络。他们的价值观是稳定的、封闭的、自洽的，不是靠讲道理能改变的。而200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则直接暴露在互联网的信息场中，会面对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和意识形态光谱，他们与父辈之间的断裂是真实存在的。
四、论县城小资
县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依我看就是名为“县城小资”的这样一群掌握了县城主流话语权的人。县城小资是谁?他们是县城的教师、乡镇干部、卫生院医生、信用社职员、事业单位办事员。他们的月收入大多在三千到六千之间，高于县城平均工资，但远谈不上富裕。他们有一套不大的房子，可能还有一辆代步车，有稳定的工作，有体面的身份。他们是传统叙事中“混得不错”的人，是社会眼中“有本事”的人。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县城小资”的月收入大致在四千到八千元之间，而2025年，荆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833元(月均约3,986元)，事业单位专技岗、教师的实际到手收入普遍高于这个平均数。这些人主要包含在荆门199.5万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群中，遍布于这座城镇化率已达63.32%(城镇人口约160.5万)的城市里。他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构成了县城社会的脊梁，也构成了县城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街上的行人、学校里的老师、医院里的医生、单位里的办事员，大多属于此类。他们的收入在县城里算体面，但谈不上富裕，普遍面临房贷、子女教育等压力。“不掉下去”是县城小资最真实的生存焦虑，也是理解他们一切政治态度的起点。
而在这些表象之下是一种长久的、细密的、无法消除的不安全感。他们的工作稳定，但收入增长极慢;他们有一套房，但可能还有二十年的房贷;他们有一辆车，但油费和保养让每个月都紧巴巴。他们的脑力劳动者数属性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中的特权层”，但这个“特权”只意味着他们比县城普通工人稍微好一点，好到不至于“为五斗米折腰”，好到不至于绝望——但好不到哪里去。
同时，县城小资绝不是城市小资。城市小资是消费主义塑造的，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的、精致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的焦虑来自“我够不够特别”“我有没有过上我配得上的生活”。但县城小资的意识形态是生存焦虑塑造的。他们不谈论生活方式，他们谈论“这个月工资发了没有”。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个人主义的——他们是家庭主义的、关系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他们的焦虑来自“我能不能保住这份工作”“孩子能不能考上好学校”“老了以后怎么办”。他们不是在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是在努力维持“不掉下去”的现状。
县城小资的阶级位置介于工人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县城小资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工资为生，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无产阶级没有区别。但他们的职业属性(脑力劳动、体制内身份)、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于普通工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尊重、有话语权)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被夹在中间：向上看，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遥不可及;向下看，是产业工人、外卖骑手、超市收银员，他们害怕掉进去。这解释了他们的几乎所有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他们支持秩序，因为他们害怕混乱会让失去稳定;他们支持保守，因为他们害怕改变会带来风险;他们不相信革命，因为革命意味着一切推倒重来，而他们的位置在推倒的过程中一定会消失。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对某种美好未来的想象，而是对一种可怕未来的恐惧——回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上，或者被无产阶级的怒火吞噬。
县城小资的意识形态不是他们的“错误”，而是他们的“防御”。他们传递“忠君爱国、升官发财”的传统观念，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些观念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这些观念保护了他们。在县城这个封闭、单一、资源有限的环境里，这些观念是唯一被证明“有效”的东西。一个信奉“升官发财”的县城小资，在现有的规则下确实更容易生存。他不是被洗脑了，他是被规训了——被现实规训了。现实告诉他：信这套，你活得下去;不信这套，你活不下去。
县城小资对革命话术的抗拒首先是阶级利益的抗拒。革命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颠覆，而现有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石。他们被体系容纳、被给予相对稳定的位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期待都依附于体系的延续。因此，当他们听到革命话语，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创伤记忆中的恐惧，更是切身的阶级敌意——一种对自身物质基础的威胁。这让他们即使是最温和的“革命”主张，也会被视为生存威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抗拒是理性的，不是愚昧的。
县城小资是未来“县城联动城市”的新形式斗争前的“沉默地带”。他们没有主动参与压迫，但他们构成了现行秩序的群众基础。他们不站在资本家一边，但他们站在“稳定”一边——而稳定在当前的结构下就是维护现状。他们不会组织起来反对你，但你很难争取他们。他们不会举报你，但他们也不会帮你。他们的存在是县城意识形态工作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你无法绕过他们去接触工人和年轻学生，因为他们是教师、是干部、是家长、是社区的管理者。你也不可能说服他们——他们的立场是物质决定的，不是认知偏差。你只能在他们允许的缝隙里工作，不触动他们、不威胁他们、不刺激他们。
县城小资是继续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是队伍的一份子和解放的对象，但绝对不能是先锋队，因为他们不是将要带领改变的那群人——他们太害怕失去自己已有的东西了。他们也不是改变的主要阻力——真正的阻力在更上层。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随波逐流的中坚，是事后才会选择站在胜利者一边的那些人。
对县城小资，我们的策略不应该是争取他们或者像某段时期一样全面伤害他们，而是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恐惧，理解他们的防御，理解他们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找到不触动他们也能向前走的团结他们的道路。
县城小资不是什么坏人和阶级敌人。他们只是历史条件和阶级位置的产物。正如刘慈欣在《三体1》中说的那样——“他们是历史”。县城小资的最终解放不是靠劝说或者新一轮的扣帽子打压，而是靠历史的进程：当矛盾的积累使维持现状不再可能时，他们的选择才是真实的。而那时他们已经不是县城小资了——他们要么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么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没有中间地带，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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