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的同志中，有时候，会出现互开左籍的这样一种情形——将理论分歧上升为立场审判，把思想交锋异化为敌我切割。我想，这其实是一种根植于特定社会土壤的宗派主义表现。
说到宗派主义，最经典的当属宗教中的宗派斗争。例如，基督教在历史上就不断进行着分裂：从大公教会分裂出东正教、新教，新教内部又分裂出路德宗、加尔文宗、再洗礼派等无数派别。每一派都手持《圣经》，每一排都宣称自己掌握了上帝的绝对真理，并将其他派别指认为异端，甚至不惜刀兵相见。宗教派别为何无限可分?根源就在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非实证性。既然“真理”源于对超验存在的不同解读，缺乏客观实践的检验标准，那么任何自洽的解释体系都可以宣称自身为正统。同时，这种无限可分的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例如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宗在日内瓦的崛起就不仅仅是教义争论的产物，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教会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可以说，每一个教派的形成，都植根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特定民族的认同建构。而，教义的差异，往往是现实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冲突的外衣。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通过复杂的政治、文化环节间接实现的。
说完宗教，再看资产阶级，其内部同样也充满了无休止的互相攻击与分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右翼阵营，从蒋介石到汪精卫的改组派，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到第三党，无不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正统传人，而视其他派系为假三民主义，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旗帜下斗得你死我活。经济上的不同垄断集团、政治上的不同派系，为瓜分剩余价值、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明争暗斗，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另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原子化个人，其世界观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组织上也必然表现为派系林立、貌合神离。
看来，无论是宗教，还是右派的宗派主义现象似乎都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宗派主义的本质，是把特定群体的狭隘利益和片面认识，包装成普遍真理，继而以此划界排外。离开改造世界的实践，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无法将理论斗争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继而陷入唯心主义和唯我论的认知模式，是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狂热性，则是其组织上不断分裂的社会基础。
宗派主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斗争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时，便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宗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指出他们“牺牲阶级运动的现实性去迁就自己宗派的教条式要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则指出宗派主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更是言明：宗派主义是党风不正的集中体现，搞小圈子，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其本质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搬到共产党里来。这些论述都直指问题的关键——宗派主义在组织形式上拉帮结派，在思想根源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绝对正确的幻觉，在社会根源上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狂热性的组织化投影。
当然，反对宗派主义，不是反对理论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正常的理论斗争，恰恰是唯物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例如毛主席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都不是为了争谁才是正统，不是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为了回答——革命怎样才能获取胜利?——这一生死攸关，涉及所有劳动者利益的根本命题。这种正常的思想斗争始终以组织团结为前提，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最终目的，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对本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上来。正常的理论斗争，出发点是革命全局利益，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目标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教育群众，最终壮大革命力量。而宗派主义呢?则是以狭隘的派系利益为圆心，用贴标签代替说理，在“唯我独左”的幻觉中不断自我纯化，甚至内斗，最终把同志推向敌人一边。前者是“为了劳动者阶级的共同目标而战斗”，后者是“为了一个小团体而争斗”。
那么，为何宗派主义会在左翼内部反复滋生?我觉得客观原因有三点。其一，漫长的私有制历史和小生产汪洋大海，为宗派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小布尔乔亚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狭隘性、散漫性和个人英雄主义，极易崇拜“绝对真理”而排斥集体智慧。这种阶级烙印不是短期内能够涤荡干净的。其二，革命低潮期的政治压力，是宗派主义的催化剂。当革命陷入低潮，缺乏真实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实践来检验各种理论主张，思想分歧便容易向内坍缩，并因缺乏客观的检验标准而趋于无限细分。许多所谓“左”的激进姿态，恰恰是精神小资产阶级在残酷环境下革命急躁病与悲观失望情绪的投射。其三，从认识论根源看，任何个体的认识都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处境、实践范围和思维局限，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但这种适应绝非同步完成的。不同经历、不同岗位的同志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形成差异性的认识，这本是认识发展的正常规律。若不能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这些差异，思想上的正常分歧就会被强化为组织上的对立。
互开左籍正是这种宗派主义逻辑的极端表现。它将“谁是革命者”的标准从客观的阶级地位和在重大斗争中的现实表现，变成了对某些抽象教条的表态，它让思想派性上升到了组织派性，让本应在共同敌人面前并肩作战的阶级队伍，陷入无穷无尽的内耗与猜忌，使亲者痛、仇者快。历史一再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而互开左籍就是在亲手拆毁堡垒的砖瓦。
克服宗派主义，是一场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持久战。根本路径，是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使我们的理论，是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着的”，将分散的精力投入到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调查研究中去，统一于改造世界的共同实践。在方法上，既要严肃对待原则分歧，又要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严格区分思想斗争与组织打击，决不应该将认识问题政治化、将同志关系敌对化。尤为关键的是，必须承认并尊重认识的差异性——由于人的社会经历、文化素养和理论接受过程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存在不同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思想生态。我们应当承认并接受思想派性的客观存在，并认识到思想派性若能置于实践检验和民主讨论的框架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活力来源。但是，若将思想派性固化为组织派性，构建绝对的排斥机制，那恐怕扣滑入了错误的泥潭了。
自我改造是艰难的。生长于春风中的笔者也长期浸染于个人奋斗、精神优越感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从一名精神小资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是一痛苦且持久的过程。即便今日，笔者写作时也难免出现一些精英主义的刻薄、深入群众时的疏离感和面对批评时的虚荣心，等等，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我身上的烙印。这使我更加确信，反宗派主义绝非仅是针对他人的批判，它首先应当是对自身灵魂进行叩问的匕首。唯有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道一声：同志，我们该共同面对的是这个真实的世界，而非彼此想象出来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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