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在《健康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针对近万个中国家庭可支配时间的追踪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引人深思，中国有41.7%的劳动者正处于“时间贫困”状态。
这意味着，每十个劳动者中就有四人受困于可支配时间的稀缺。
他们或许收入尚可、有车有房，生活还过得去，但每天真正能由个人自主支配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早上赶着上班，白天被工作填满，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还要处理家务、孩子和各种工作消息。
等一切终于结束，已经接近深夜。
这时候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了，于是只能抱着手机熬夜刷短视频放松一下，第二天在睡眠不足的疲倦中被闹钟惊醒，又陷入了日复一日的循环。
明明还活着，却感到生活不属于自己。
这就是时间贫困。
为什么会陷入时间贫困?
因为时间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必然产物。资本对劳动者的榨取，已从工作场所延伸至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法定的八小时蔓延至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只要资本仍主导着生产过程，它就必然将一切时间转化为可供榨取的对象。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看清现代劳动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时间是如何被转化为商品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与自然规律、农业生产周期紧密相连。农民按照季节安排农活，手工业者按照任务安排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忙一些，闲时也可以相对松弛。此时的时间尚未被抽象为均质的、可计量的单位，社会中并不存在统一且精确的时间标准。
资本主义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工场手工业需要协调大量工人的劳动，时钟由此成为必要的管理工具。14世纪以后，机械钟逐渐普及，城市生活开始被钟声统治。时间被精确计量，小时、分钟、秒成为普遍的尺度。更重要的是，时间被转化为了商品。劳动不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变成了在规定时间里持续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劳动力商品时指出，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者在完成维持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劳动之后，还会继续劳动，创造出超过工资价值的剩余价值。
这一形式巧妙地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
因此，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成为必然。
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每天劳动14至16小时是常态，童工、女工同样被卷入这种长时间的残酷劳动之中。时间成为资本增殖的燃料，人的生命被无情地简化为抽象的劳动时间。
这种转变伴随着暴力与抵抗。
工人们最初难以适应工厂严苛的时间表，经常在周一旷工休息，雇主则通过罚款、解雇等强制手段推行时间纪律。学校按照铃声划分课时，以培养学生的时间纪律;监狱、医院、军队同样实行着严格的时间表。
时间被彻底抽象化、数量化，成为可以精确计算、交换和管理的对象。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简洁而精准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时间伦理。时间不再是生命流逝的自然过程，而是可以投资、增值的资本。
浪费时间即是浪费金钱——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构成了现代人时间焦虑的文化根源。
自此，时间成为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一。
工人运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时间展开的斗争史。
从英国《工厂法》限制童工劳动时间，到1886年芝加哥工人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缩短工作日”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核心诉求。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属于自己。这个口号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因为八小时归谁，从来不只是一个劳动制度问题，它其实是在问，一个人每天究竟有多少时间真正属于自己?
经过长期的浴血斗争，八小时工作制在20世纪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放弃了对时间的榨取，它只是转向了更为隐蔽、更为精细的方式。
资本如何拿走你的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资本的本性是自我增殖，而增殖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雇佣工人的抽象劳动)。
资本购买劳动力，购买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的使用权。于是，如何延长劳动时间、如何提高劳动强度、如何把劳动者的每一分钟都转化为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必然的操作。
一百五十年前，这种操作表现为把工作日从10小时粗暴地延长到12、14甚至16小时;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它变成了数字技术、弹性工作制、绩效文化、隐形加班。
内在的逻辑是一模一样，把你的时间尽可能的变成利润。
所以大多数打工人觉得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同样的工作时间里塞进越来越多的事情，工作结束以后，私人时间仍然被工作占用。
结果就是大多数人陷入了时间贫困。
先看几组数据背后的机制。
第一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直接延长劳动时间。
996、大小周、隐形加班，本质上都是在拉长劳动者的工作日，让资本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攫取更多的无偿劳动。马克思将这种手段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是资本最原始、最粗暴的剥削方式。
许多人误以为996只是互联网行业的特产，实际上它早已渗透至各行各业。究其原因，当所有企业都在延长工时的时候，不跟进的企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不是某个资本家的个人选择，而是资本竞争强制所有资本家必须做出的生存选择。
第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劳动强度。
有一个叫做“多维时间贫困”理论，指出时间贫困由三个维度共同塑造：
长度(可自由支配时间的绝对量)
强度(单位时间内需要处理的事务密度)
质量(时间的碎片化程度与体验)
其中“强度”这个维度，恰恰对应了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迫使劳动者在同样的时间内产出更多的价值。
表面上看，你的法定工作时间并未延长，但在这段时间内，你被要求处理的事务量却翻了几倍。KPI考核、OKR管理、敏捷开发、实时响应……这些现代管理技术将劳动者的每一分钟都填塞得满满当当，连上厕所都需要小跑。
这不是效率的提升，这是极限的榨取。
早期的泰勒制科学管理将劳动分解为基本动作，旨在消除一切“浪费”的时间;而这种管理逻辑在数字时代得到了全面升级，软件可以监控员工的键盘敲击频率、鼠标移动轨迹，甚至通过摄像头分析面部表情。
劳动时间不仅被延长，更在密度上被强化到了极致。
第三是数字技术对生活时间的殖民。
CFPS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2年，在职人群的日均业余上网时间从0.33小时猛增至4.02小时，十多年间暴涨11倍。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彻底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边界。
你人坐在沙发上，大脑却还在回复工作群的消息。这根本不是休息，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加班。
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时，主要关注的是生产领域;但今天的资本已经借助数字技术突破了生产与生活的物理边界，将劳动者的全部清醒时间都纳入了“潜在的劳动时间”。
微信工作群的消息、钉钉的已读回执、飞书的实时协作，这些数字工具赋予了资本随时随地召唤劳动者的权力，将“下班”这个概念彻底消解。
三重榨取叠加的结果便是，劳动者的时间不仅在长度上被极限压缩，在强度上被无情拉满，在质量上更是被彻底切碎。你自以为拥有的那一点自由时间，其实既不自由，也不属于你——它仅仅是被彻底榨干后剩下的残渣。
20世纪以来，人类生产力大幅跃升，自动化、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按照常理，技术进步理应大幅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让人们获得更为充裕的自由。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1930年乐观地预测，到21世纪初，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然而讽刺的是，如今的现实远比当年预测的还要残酷，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时间并未出现显著减少，美国、日本、韩国等甚至固化了过度劳动的社会文化。
究其根本，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技术应用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为了“解放人”，而是为了“增殖资本”。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变相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缩短。
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迫使企业必须不断采用新技术，并同步压低劳动力成本。工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不得不被迫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或更高的劳动强度。
流水线的加速、绩效考核的精细化、实时监控系统的普及，将工人的每一分钟都严密地纳入管理闭环。工人在下班后往往精疲力竭，所谓的“自由时间”实际上仅仅是用于恢复劳动力的生理耗损，以便第二天能够继续投入被剥削的循环。
这种恢复时间并非真正的自由，它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
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作毫无阻力地侵入私人领域。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让员工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被彻底消除。下班后处理邮件、周末参加线上会议已成为职场常态。劳动时间在形式上似乎变灵活了，但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24小时全天候待命”的窒息状态。
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辛辣讽刺的，正是这种机械时间对人性的吞噬。而在后福特制时代，弹性积累体制兴起，标准的雇佣关系开始瓦解。零工经济、临时工、项目制工作使得劳动时间重新变得极度不确定和碎片化。
平台资本主义更是通过复杂的算法，将完整的劳动过程拆解为按单计酬的零散任务。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在表象上似乎拥有了极大的时间自主权，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上线工作，但在深层逻辑上，他们却被平台算法实施了更为精确的控制。
系统实时监控着他们的地理位置、移动速度、接单率，并通过严密的奖惩机制，不断诱导和逼迫他们延长在线时间、提高工作强度。
骑手为了维持足以生存的收入，不得不与时间赛跑，闯红灯、超速逆行成为被系统默许的常态。
他们的时间被压缩到了物理极限，每一分钟都被精算和压榨。
这种隐形的控制比工厂时代的钟声更为严密可怖，因为它不再依赖外部监工的鞭策，而是通过算法制造出一种“自我逼迫”的机制。
劳动者看似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因为不这样做收入就会面临断崖式下跌。在时间自主权的虚假表象下，隐藏着更深层的异化，劳动者将自身视为一个独立承包商，主动将自己的时间商品化，完成了残酷的自我剥削。
时间贫困并非全球划一的通病。
同为工业化国家，德国人年均工作仅1332小时，法国人1498小时，英国人1533小时。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会如此之长?
如果仅仅用民族文化或吃苦耐劳的习惯来解释，那是唯心主义。
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劳动者必须承受更长时间、更高强度的剥削。
在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以“世界工厂”的角色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其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是廉价的、高素质的、且具备超大规模的劳动力队伍。
所谓的“人口红利”，翻译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即是：国际与国内资本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购买到优质劳动力，然后通过极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榨取超额剩余价值。
当德国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每年享受30天带薪休假时，我们的工人却每天工作10小时、每年仅有5天年假——这中间巨大的时间差额，正是国际资本从我们的劳动者身上攫取超额利润的来源。
或许有人会反驳，如今我们已经实现了产业升级，不再是单纯的低端制造。然而，产业升级并未改变资本对时间的榨取逻辑，它仅仅是更换了一套更为现代的剥削形式。
互联网大厂里敲击键盘的程序员，与富士康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在“时间被榨取”这一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前者可能拥有更高的账面收入和更舒适的办公环境，但他的时间同样不属于自己;甚至由于数字技术的深度捆绑，他的时间更加不属于自己——他无处可逃。
一个外卖骑手被冷冰冰的算法驱赶着在街头狂奔，一个白领被严苛的OKR驱赶着在深夜的写字楼里熬夜，其背后的逻辑完全一致：资本通过迭代的技术手段，将劳动者的时间利用率推向极致。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推动原因，那就是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地位焦虑。贫富差距的扩大会直接促使人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以期换取财富和维持社会地位。
这种焦虑甚至形成了代际传递，敏锐感知到经济不平等的父母，更倾向于给孩子报满各种课外班，因为他们深切感受到了下一代即将面临的惨烈竞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这正是资本逻辑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渗透，当整个社会将“成功”唯一地定义为财富的积累，将“努力”等同于劳动时间的无上限投入，劳动者便会主动、自愿地将自己更多的生命时间奉献给资本的增殖机器。
不再需要皮鞭，不再需要监工，劳动者自己就会挥舞鞭子抽打自己。
这正是文化霸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完美内化为被统治阶级的日常常识。你以为是自己在“选择”加班奋斗，实际上，是资本的逻辑在替你做出选择。
时间贫困带来的后果，并不只是让人疲惫。它还会影响消费。
资本一方面拼命延长工时以增加产出和利润，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劳动者作为消费者来购买这些产出以实现剩余价值的变现。
当无底线的劳动时间吞噬了劳动者的生活时间，劳动者便丧失了消费的时间能力，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被系统性地阻断了。
加班越狠，市场越萧条。
资本越是疯狂榨取劳动者的时间，就越是彻底地摧毁了自己的市场根基。
有钱就可以买东西，但实际上消费也需要时间。
旅游需要时间。吃饭需要时间。逛街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陪孩子出去玩需要时间。甚至认真挑选一件商品，也需要时间。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人，即使收入很高，也未必有足够时间享受这些收入。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时间被工作压缩到极限，那么他的消费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企业一方面希望员工多工作、多生产，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些员工成为消费者，购买市场上的商品。
但如果劳动者每天都被工作占满，他就没有足够时间消费。于是出现了一个很荒诞的局面：一边拼命让人加班生产，一边抱怨市场需求不足。而那些正在加班的人，本来也是消费者。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压缩普通人的生活时间，那么最终被压缩的，不只是休息，还有消费和生活本身。
时间贫困还会影响到社会最基础单元——家庭。
很多婚姻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有时候，最简单的问题反而容易被忽视：
夫妻还有多少时间真正相处?有多少时间陪父母?陪孩子?
两个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孩子要照顾，家务要处理，老人要联系，手机里还有没回复的工作消息。夫妻之间能够真正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后，两个人每天谈论最多的，可能只是孩子、房贷、老人和各种生活琐事。
不是不爱了。有时候，只是没有时间爱了。
过度劳动会增加婚姻不稳定性。一个人越难从工作状态中脱离出来，他和伴侣对关系质量的评价往往也越低。
这并不难理解。感情需要时间。陪伴需要时间。沟通需要时间。就连一场争吵之后重新理解对方，也需要时间。如果一个人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运转，那么亲密关系自然会被挤到后面。
所以，所谓“平衡工作与家庭”，有时并不只是个人时间安排的问题，而是家庭分工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都忙，忙...忙点好”——2003年的公益广告《常回家看看》
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年轻人的生育选择。
近年来，为了提高生育率，从二孩到三孩，从补贴到减税，各种政策不断推出。但如果只从“养孩子需要多少钱”理解生育问题远远不够。
因为养育孩子需要的从来不只是钱，更需要时间。孩子出生以后，喂养、陪伴、接送、教育、看病、沟通，几乎每一项都需要父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今天的家庭养育尤其如此。
从幼儿园手工作业，到小学家校沟通;从兴趣班接送，到青春期陪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父母参与。
钱可以购买一部分服务，却不能完全购买父母的陪伴。
一个每天晚上九点以后才下班的人，回到家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照顾，又怎么有信心承担一个孩子未来二十年的时间需求?
所以，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不一定只是因为“不想负责”。有时候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清楚责任意味着什么。生育意味着把未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交给另一个生命。对于一个已经严重缺乏时间的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沉重的承诺。
于是，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出现了：
社会需要新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但过度压缩劳动者的时间，又会削弱人们养育下一代的能力和意愿。
一个年轻人连自己的生活都安排不过来，自然会认真考虑：我有没有时间养一个孩子?我有没有时间陪他长大?我有没有时间承担二十年的责任?
这些问题，单靠一笔补贴很难回答。
时间贫困最为恐怖的是人们正在逐渐接受这种时间贫困的生活方式。
我们被不断教育要自律，要高效，要学会管理时间。于是，各种时间管理课程、效率工具和工作方法层出不穷。这些方法当然有用，但它们解决的通常只是一个问题：怎样在现有条件下，把更多事情塞进一天?
却很少有人会想为什么一个人每天会有这么多事情?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量本身已经超过正常范围，那么再好的时间管理，也只能让他更加高效地承受这种压力。问题可能不是你不会安排时间，而是别人安排给你的事情太多了。
这也是“自律”有时会变成另一种压力的原因。
一个人晚上十点还在加班，别人说他“有责任心”。一个人六点准时下班，却可能被认为“不够努力”。一个人周末什么都不做，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甚至坐下来发一会儿呆，都可能产生负罪感。
于是，休息开始变成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情。忙碌成了努力的证明。加班成了敬业的证明。随时在线成了职业素养的证明。慢下来反而成了一种错误。
这时候，外部压力已经进入人的内心。没有人逼你，你自己也不敢停下来。这才是时间贫困最难解决的地方：它不仅拿走你的时间，还会改变你对时间的看法。
最终，你甚至会主动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时间交出去。
处于时间贫困状态的人，他们可能并不贫穷，却越来越疲惫。他们可能收入不错，却没有多少时间真正享受生活。他们想运动，却没有时间。想读书，却只能在深夜挤出一点时间。想陪孩子，却总有工作消息。想陪父母，却总是在加班。想和伴侣好好吃顿饭，却发现两个人都已经累得不想说话。
于是，时间贫困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开始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可能有房子，却没有时间待在家里。可能有钱，却没有时间消费。可能有伴侣，却没有时间交流。可能想要孩子，却没有时间养育。可能想学习，却只能把学习安排在疲惫的深夜。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因为从早到晚，所有时间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在今天可以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理解：原本应该由人支配的生活，反过来开始支配人。
劳动本来应该是人改造世界、创造生活的一种方式。
但当劳动占据了人的全部生活，劳动就可能反过来成为生活本身。
一个人每天醒来就是工作，下班以后想着工作，周末还在处理工作，休息只是为了第二天继续工作。
那么，他真正拥有的生活还剩多少?
这就是时间贫困最深的后果。
人不仅失去了时间，也逐渐失去了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生活方式还可能传给下一代。
父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不断给孩子安排课程、考试和培训。孩子从小就被教导如何利用时间，如何提高效率，如何不断进步。等他们长大以后，又可能把同样的生活方式复制给自己的孩子。于是，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被时间追着跑。
最后，他甚至无法想象另一种时间富裕的生活方式。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劳动者争取到的很多权利，本质上都与时间有关。
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带薪休假，都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在长期的劳动斗争和社会改革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1886年芝加哥工人的口号，到今天仍然值得重新理解：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属于自己。
这句话最重要的地方，不只是“八小时”。
而是：属于自己。
因为休息不是工作之外可有可无的东西。
学习需要时间。陪伴家人需要时间。参与社会生活需要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能需要时间。甚至坐下来什么都不做，也需要时间。自由时间不是奢侈品。它本身就是人的生活。
马克思曾经讨论过自由时间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从单纯满足生存需要的时间中逐渐解放出来，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提出，应该使劳动者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
这些话放到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时间休息，就很难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没有时间学习，就很难提升自己;没有时间参与社会生活，也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成员。
所以，解决时间贫困当然需要个人调整，也需要企业改善管理，更需要劳动制度真正得到落实。
但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个人。
一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人，不应该只被告诉：“你应该学会时间管理。”
一个下班以后仍然不断收到工作消息的人，也不应该只被要求：“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
真正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劳动时间应该有多长?下班以后，劳动者有没有权利不工作?企业能不能无限制地占用员工的私人时间?
技术提高效率以后，节省下来的时间究竟应该变成更多利润，还是也应该变成更多自由时间?
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谁有权决定劳动者的时间?
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始讨论“断联权”，即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有权不回复工作消息、不处理工作事务。
这说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数字时代的劳动权利，不能只保护办公室里的工作时间，也必须保护下班以后的生活。
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争取的也不再只是工资，还包括配送时间、算法规则、休息时间以及对工作节奏的控制权。
他们争取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
我们经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劳动时间可以被计算，可以创造价值，也可以转化成收入。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钱花掉了，还可以再赚。时间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个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父母的衰老只有一次。夫妻能够相伴的岁月也只有一次。一个人年轻时想读的书、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也不可能无限期等待。
所以，时间从来不只是钟表上的数字。时间就是人的生命。
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也不应该只是让人赚更多的钱、生产更多的商品。还应该让人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真正支配自己的时间，他才有可能休息、学习、思考、陪伴家人，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能，也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我们真正需要争取的，从来不只是少加几个小时的班。而是让劳动之外的时间，真正回到人的手中。
时间是生命，夺回时间，就是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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