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杰文斯、门格尔与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以主观效用取代客观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这场所谓的“边际革命”，表面上是一次理论革新，实则是经济学的一次大退步，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清算，以掩盖资本主义模式的剥削本质。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曾以“自我意识”的思辨取代现实的人的历史，那么边际效用论则以“主观评价”的心理抽象取代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二者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皆为唯心主义在各自领域的变体。
边际效用论的首要谬误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它将经济分析的起点设定为孤立个体的主观偏好与心理感受，把社会现象化约为个体行为的加总。布哈林在批判奥地利学派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社会学基础是“承认社会比个人占首要地位，承认一切经济结构的历史暂时性，承认生产的主导作用”，而奥地利学派恰恰相反，推崇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非历史观点，将消费分析置于首位。这一方法论本末倒置，将资本主义下的个人心理状态推导至整个社会运行规则，与坚持人性本恶的这种错误论调一脉相承(否认私有制才是驱动人性贪婪的动力)。
正如布哈林所揭示的，价值理论是“证明现代社会制度正确的一种理论方法”，这正是边际效用理论对于热衷于维护现存制度的阶级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所在。一旦承认价值由劳动创造，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事实便无法回避;而将价值归结为主观效用，则巧妙地绕开了这一令资产阶级不安的结论。边际效用论以“效用递减”“稀缺性”等概念解释价格现象，掩盖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
回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的实体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者社会内在固有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时期已初步区分了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与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此后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正是劳动价值论为揭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提供了科学基础。劳动价值论之所以科学，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先验的逻辑演绎，而在于它从社会生产的现实出发，将经济范畴理解为物质范畴与社会范畴的统一，从而揭示了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边际效用论以主观心理的“效用”置换客观社会的“劳动”，以个体的消费选择置换社会的生产关系，以超历史的抽象置换历史性的分析——这种置换的实质，不过是用意识形态的遮蔽取代科学的揭示罢了。前些时日，有某位经济学家公开称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那便是这种庸俗经济学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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