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肯定过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写下了它的判词。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一个时代，看的从来不是道德姿态，而是它在矛盾运动中充当了什么环节。
我坚持一个观点：“改革开放好，好就好在短期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促进阶级斗争。”
前半句是经济学的判断，后半句是政治学的判断。这篇文章论证的是后半句。正如资本在历史上不自觉地充当了学校，它以最残酷的方式教育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本文要回答三个问题：经济发展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自发地唤醒阶级意识?它是怎样唤醒的?有什么凭据?
一、计划经济时代，左派的幼稚病
列宁在1920年写过一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评的是另一种幼稚：拒绝妥协，拒绝一切旧形式，以为纯洁比胜利重要。而二十世纪中国左派的幼稚病，形态恰好相反——不是左得过头，而是左得不够：政治勇气有余，制度能力阙如。
首先，是话语的浓烈，与分析能力的稀薄。那个年代，阶级话语铺天盖地，人人都有立场，处处都在斗争。但请注意一个细节：识别“走资派”的标准，由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提供，而不是由生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于是，会喊“打倒走资派”与会识别走资派，成了两种能力。判断正确与否，不需要对现实负责，只需要对表态负责;不需要论证，只需要立场。话语越浓烈，分析的学费越低——人们以极低的成本熟练掌握了阶级分析的词汇，却没有机会练习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到有一天标准答案不再下发，问题重新摆在每个人面前，才发现手里只有口号，没有解剖刀。
其次，是对毛领导下的政治中心的依赖。运动的一切勇气，来自一个共同的信念：他老人家健在。这不是对毛泽东个人的不敬——恰恰相反，正视这个结构，才是对他遗产真正的忠诚。他把官僚体系当作必须反复清扫的对手，却只能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与之作战;而群众的力量始终没有制度化的形态，每一次冲锋，都以回到他的裁决告终。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不是通过论证解决，而是通过争相证明自己对中心的忠诚解决。派性的病理正在于此：当政治正确性的最终裁判权属于一个人，派系竞争就退化为表忠竞赛。一些研究者后来梳理各地群众组织的构成，发现两派的分野往往不在于纲领，而在于与党组织距离的远近——社会利益的裂缝，借政治口号显形，却始终没有机会借政治程序弥合。
最后，是革命委员会的失败。1967年“一月革命”之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按“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组建，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下层利益——它本应是人民监督第一次获得制度形态的尝试。但它的权威来自中央的承认，而非选民的授权;巴黎公社的原则写在纸上，没有落进程序。它没有独立于行政官僚与军队的权力基础。于是我们看到它一步步空转：到文革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群众组织代表维护下层利益的功能名存实亡——远在伟人去世之前，革命委员会就已经死了，留下的只是名称。1979年7月，一纸修宪决议，它与人民政府之间完成了更名，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这不是被某个阴谋一网打尽。这是结构对运动的终审判决：运动没有沉淀为制度，伟人一死，运动的一切成果都需要重新靠个人威望保卫;而官僚体系从不依赖任何个人，它依赖的是职位、档案与编制。
幼稚病的总账是三笔：话语代替分析，中心代替制度，运动代替秩序。清算这笔账，不是控诉前人，而是清点遗产。历史唯物主义的反讽在于：消灭市场的社会试验，同时抽干了阶级意识自发生长的土壤;而旧意识形式瓦解之后，支配关系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藏进了行政关系和福利关系，等待下一次显形。把遗产清点完，才能看清后来发生的事：当市场重新登场，人们手里没有解剖刀，只好从头学起——用账本学，用工牌学，用劳动合同学。
二、剥削如何重新变得可见
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它重建了雇佣劳动制度，从而使剥削重新变得可见、可计量、可感知。这个过程大致分为四步。
第一步，1986年，劳动合同制进入中国。当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自十月一日起施行。从制度层面，工人从“企业的主人”重新变成“劳动力的出售者”。一纸合同，把劳动关系还原成了交易关系。
第二步，九十年代末，数千万工人被买断工龄，抛向市场。据劳动部门的统计与研究机构的整理，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全国累计有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仅1997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下岗职工即达一千一百五十一万人。国企改制与下岗的浪潮，使“领导阶级”的身份与“自谋职业”的现实之间的裂隙，第一次大规模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这些年《钢的琴》《漫长的季节》一类影视作品被反复观看，正是因为那道裂隙还横亘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第三步，二十一世纪初，数以亿计的农民为了谋生成为工人。这些农民工第一次同时面对两份账本：一份是家乡土地的年收入，一份是城市工厂的月工资。两份账本的差额，就是他们对“剥削”二字最朴素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积累主要依赖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即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的不合理差额;而改革开放后的积累，越来越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与出口导向。积累机制变了，但积累中的不对等，第一次以最直白的方式呈现在每个打工者眼前。
第四步，2010年代至今，平台经济的算法把剥削推进到前人想象不到的精度。这块全新的、由资本所掌握的生产“土地”里，每一单的抽成、每一分钟的时限、每一次评分，都在把“你的劳动值多少钱、被拿走了多少”量化到小数点。
四步走完，值得再看一眼这个过程的内核。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在东方获得的物质形态：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润，必须把劳动者集中起来、组织起来、教育起来——而中国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样本。数亿农民工的进城，不是简单的“劳动力转移”，而是无产阶级第一次以完整的、无遮蔽的形态被再生产出来。剥削重新变得可见，只是这个过程的表皮;它的内核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阶级被制造了出来——连同它的痛苦，连同它的潜能。
《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支配关系的显形，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观愿望，而是它的客观产物。
三、可见之后：固化、收缩与再分化
剥削重新变得可见之后，便是支配关系的相对固化。高考仍然是改变人生的重要通道。有极端一点的学校在墙上贴过标语，说“生命可以轮回，高考只有一次”——这话显然不符合辩证唯物逻辑，但它反映了筛选分级之后的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考上大学后找工作依然困难，通过筛选之后人生似乎定下轨迹，没有出路，没有变数，一眼望得到头。这不是读书无用论的变调，而是阶层固化之后的客观反映。
固化遇到年轻人，便是大规模的收缩。2025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8.9%，为统计口径调整后的并列最高值;2026年8月，这个数字再次出现，重回该高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教授团队的测算指出，不工作也不上学的“隐性失业”青年约有一千六百万;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两亿。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事实：当上升通道收窄，收缩就成了理性选择。老板的压榨、平台的算法，像层层的网络吞食着人的精气神——杀死过去的往往不是未来，而是“没有未来”。于是脱贫了的人们普遍开始收缩力量，非暴力不合作，“躺平”了。
而躺平之后的闲暇，恰好为思考留出了空间。人们开始追问：我遭遇的这些，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享受着封建残余的彩礼，接受着资本市场的压榨，面临着社会主义的要求?
问题一旦被提出，就不会轻易消散。但在追问走向哪里之前，还有一层结构必须看清：比固化更深地阻碍阶级意识的，是分化。同一个工厂的围墙之内，正式工与派遣工干着同样的活，签着不同的合同;同一条流水线上，有编制的与外包的在食堂里坐成两桌;两亿灵活就业者中，有人用平台谋生，有人被算法驱赶。户籍制度又在横向上切了一刀，把劳动者切成本地人与外地人。两个拿同样工资的工人，很难产生“我们”的感觉——分化是比剥削更深的障碍：剥削制造共同的敌人，分化却制造彼此的陌生。第一节课没有完成的功课，第二节课以更严厉的方式继续开考。
四、理论的苏醒：历史这位仁慈的教师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记下过一条规律：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而中国的这堂课，没有按这个剧本重演。它没有重演为笑剧。它重开了一遍——学费更贵。
第一节课，教师是毛泽东，教具是政治运动，教室是整个国家。他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阶级斗争的真理交给刚刚握有工具、却尚未读懂图纸的人民。课上了十年。人民记住了词汇，考砸了实践——运动被叫停，组织被解散，循环在“再实践”之前被截断了。《实践论》写得明白：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一轮都比上一轮高级。第一节课的循环被拦腰截断，多数人没有毕业，只带走了半本笔记。
然后是第二节课。教师换了，是市场;教具换了，是生活本身;学费，是数亿人的离散、数千万人的下岗、整整一代人的疲惫。这一课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裁决者，也无需谁从外面向里灌输——老板按月送达工资条，平台按单结算抽成，答案以账户余额的形式每月准时送达。一个人可以拒绝一本书，但无法拒绝自己的账本。
还要补一句：这一课从什么时候算正式开课?不是九十年代。那时下岗工人的痛苦最直接、最具体，但他们是被体制抛出的、失语的一代——苦难没有话语资源来接住。真正大规模的回头翻笔记，发生在第二节课上到中途：当矛盾从“转型阵痛”变成“结构性常态”，当新一代——市场经济的原住民——的房子、教育、996不再需要一个“转型”来解释，当互联网让被冷藏的左翼话语重新可及——重修才成其为可能。
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历史的总结总是迟到。但他低估了这位教师的耐心。人们不汲取教训，它就把课再讲一遍。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课上到中途，学生们开始回头翻第一节课的笔记。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翻到了什么?
这不是“好极了”么?资产者为了自己的利润，集中了、组织了、教育了劳动者;而第一节课没有毕业的人民，在第二节课的账本上，终将完成马克思在一百七十八年前写下的判词。人民没有听懂的地方，历史没有发怒，它只是仁慈地——把课再讲一遍。
他们翻到的，是毛泽东思想。有这样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指引人们找寻解放的方向。他晚年认识到，如果没有思想层面的彻底警醒，不防修反修，党内迟早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第二节课的学费，被这句话提前几十年点明了价格。方向与代价，交由历史评说;而教训本身，两种立场各自记下。
凭据之一是书的去向。《毛泽东选集》的销量自二零一五年前后起逐年回升，购书主体日益年轻化;在B站、小红书等平台，重读《毛选》的解读视频与讨论小组以百万计，相关播放量累计以亿计;北京、广州等地多所高校的图书馆借阅统计中，《毛选》位居前列。弹幕与评论区里，年轻人用毛主席的语句造梗、解惑、互相应答。
凭据之二是人的去向。2008年到2019年的十二年间，韶山全年游客接待量从约三百六十万人次增长到约二千五百六十三万人次，增至约七倍。202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仅12月25日至26日两天，韶山景区就接待游客11.157万人，比2022年同期增长712.93%。湖南省的“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自2023年4月开展以来，至2025年1月已吸引全省五十三万多名师生参与，带动市场化研学九十余万人。自发的瞻仰与组织化的研学是两回事，但两股人流朝着同一个方向。
当然，有人会说：去韶山、读《毛选》，是否只是怀旧消费、红色旅游?不排除其中混杂着各种动机。但有一个机制值得注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来源及法理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教义，是通过教育长期传授的。哪怕传下去的只是词汇而非能力，当人们认清现实，理论就可能活过来。一个外卖骑手未必读过《资本论》，但当他算清每单的抽成，“剩余价值”四个字就不再是考点，而是账本上血淋淋的差额。词汇在胸腔里沉睡多年，一旦与现实对上号，苏醒是瞬时的事。
即使没有毛泽东，人们也终将意识到阶级的问题——那是马克思预言过、历史唯物主义推导过的必然;而他让这一进程提前了几十年。预言只需要逻辑，而历史需要火把。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发展了经济，重建了雇佣劳动制度，使支配关系重新变得可见、可计量、可感知;经济发展带来的固化、收缩与分化，把压迫明晃晃地摆在人们眼前;脱贫之后的闲暇与停滞期的收缩，为思考留出了空间;而第一节课留下的半本笔记，为这场重修预备了词汇。于是，经济发展成功地唤起了阶级意识。
这不是发展的善意，这是历史给重修者排定的课表。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润把劳动者集中起来、组织起来、教育起来，而被集中起来的劳动者，终究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马克思在一百七十八年前写下的预言，正在它的东方延续部分里，安静地兑现。
同志，你去过韶山吗?
看呐，那里的星火，正越发年轻。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