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一宣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百年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也是唯物史观在国家命运问题上的彻底贯彻。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政策，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实践中确立的立国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今天，当有人在开放的名义下试图消解这一原则、把中国发展的基点重新系于外部力量的意志之上时，重温这一政策的理论根基与历史逻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主宰命运的政策源于对“谁创造历史”这一根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支配历史观领域的基本上是唯心主义。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圣贤创世观念的影响，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少数杰出人物“洗刷国民思想”。只是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彻底转向群众史观，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转变不是单纯的思想趣味的更替，而是阶级立场与历史方法论的根本重塑。既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国家命运的主宰权便理所当然地属于人民自己，而非属于任何外部的恩赐者或内部的代替者。毛泽东同志后来把这一原则贯彻到革命与建设的全部领域，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到“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其哲学根基正在于此。否认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在理论上便是退回到唯心史观的旧梦，在实践上便意味着把国家的方向盘交给异己的力量。
独立自主不是策略性的权宜，而是制度化的立国原则。把独立自主仅仅理解为在困难时期的一种应对手段，是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一种浅薄化解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七大正式将独立自主确定为党的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明确确立“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意味着，独立自主已经从革命年代的经验上升为一种国家制度层面的根本原则，它规范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性质：外援可以争取，但基点必须放在自己力量之上;经验可以借鉴，但道路必须由自己选择。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其中“独立”被置于首位，绝非偶然。一个在命运问题上依附于他者的国家，不可能真正享有自由，更谈不上民主与富强。因此，任何试图把中国的发展重新引导到依附轨道上的主张，无论以何种“开放”或“接轨”的名义出现，在实质上都是对毛泽东同志所奠定的立国原则的背叛，是不能够被允许的。
否定人民主宰命运，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区别于以往一切剥削制度，根本之处在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同志所确立的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政策，正是这一本质在國家战略层面的集中体现。倘若人民不能主宰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便只剩下空洞的形式。而对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原则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则的重申与捍卫。倘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动摇，让外部力量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去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便会发生蜕变，毛泽东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便会毁于一旦。
坚持这一政策，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而是拒绝依附。需要澄清一种常见的曲解：似乎强调人民主宰自己命运、强调独立自主，就是在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部条件对立起来。他所反对的，是把外部条件当作立足点，把外部模式当作不可移易的教条。在延安时期，他一面号召“自己动手”，一面并不拒绝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在建设时期，他一面强调“以苏联为鉴”，一面并不排斥从西方引进必要的技术。问题的实质在于：学习外国是为了增强自己主宰命运的能力，还是为了用外部标准消解这种能力?如果是前者，对外开放便是独立自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是后者，那么所谓的“开放”便不过是依附的另一种说法。毛泽东同志所确立的原则，恰恰为在开放条件下保持主体性提供了判别标准：一切吸收借鉴，必须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为底线。
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政策，是毛泽东同志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制度遗产之一。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经历了革命与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变动、各种外部压力与诱惑交织的形势下，这一政策不但不应改变，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动摇这一政策，就是动摇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根本地位;改变这一政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毛派同志应当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为把中国人民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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