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1月13日阅马建猷(农业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一月三日来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
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 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据《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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