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一条消息突然在网上炸开了：“武汉大学7400多名退休教师，一年要领走9个亿的养老金。”
在当下的经济周期里，“体制内”、“高额退休金”、“9个亿”，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简直就是精准投放的舆论炸药包。无数人在评论区里破防、愤怒、痛骂。
但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看待任何问题，首先要剥开情绪的迷雾，去算一算最客观的账。
这个“9亿”是怎么来的?是某些自媒体拿着武大官方通报的7424名离退休教职工人数，按照人均月退休金1万元简单粗暴地乘出来的(7424×1万×12个月≈8.9亿)，然后大笔一挥，四舍五入成了“9亿”。
事实上，这7424人里并非全是一线教师，而是包含了庞大的行政、教辅、后勤等全体离退休人员。经过粗略的职称分层加权估算：教授级别的月退休金大约在1.2万至1.8万之间;副教授在8000至1.2万之间;而行政后勤人员则在6000至9000元。
全年的总支出，实际盘盘账，大概在7亿到8.5亿元之间。与网传的“9亿”虽然有两成左右的偏差，但大体量级的确摆在那里。
于是，很多人的愤怒更深了：“凭什么他们退了休，不干活了，一个月还能拿一万多?”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去看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的愤怒只停留在“他拿得多，我拿得少”这种眼红上，那我们就永远看不清，这场舆论风暴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一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武大的老教授们拿一万多的退休金，到底“合不合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现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分配体系内，这个数字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高校里，这只能算中等偏上。
高校属于财政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
这些老教职工，工龄普遍在30年到40年以上。在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之前，体制内实行的是退休费计发办法，替代率极高;而在2014年并轨之后，国家为了保证体制内待遇不下降，强制性地配套了“职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
长达四十年的高基数缴费，加上财政托底的职业年金补充，造就了这套坚固的养老保障盾牌。
也就是说，这每个月一万多的退休金，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是完全合法、合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一辈子后，理所应当的待遇。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为什么一个完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退休待遇，会被挂在热搜上，遭到全网近乎歇斯底里的群嘲和声讨?
因为这个数字，像一根尖锐的针，狠狠地刺痛了今天中国社会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神经——养老公平的巨大鸿沟。
二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当我们跳出“体制内”这个温室，看一看广大的企业退休职工，这本账就变得异常沉重了。
根据统计，目前我国企业退休职工的月均养老金，大约在3640元左右。请注意，这是平均数。如果看更能反映真实状况的“中位数”，这个数字仅仅只有3050元。
3050元对10000元。
这是三倍的差距。
大家同样是劳动者，同样在改朝换代、筚路蓝缕的建设年代流过血汗。凭什么在老去之后，生命的标价被拉开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很多人说：“2014年不是搞了养老金并轨吗?不是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吗?”
这正是这套分配体系最隐蔽的残酷之处。表面上，体制内外的基本养老金制度确实并轨了;但实际上，机关事业单位普遍由财政强力兜底，建立起了覆盖率极高的“职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
而广大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呢?为了生存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了，谁有能力、谁有意愿去给工人交企业年金?
直到今天，全国企业年金的覆盖率依然不足5%!
这叫什么?这叫“明面上的并轨，结构上的双轨”。制度性的待遇差距，不仅没有因为并轨而消亡，反而以更加合法、更加隐蔽的方式被固化了下来。
三
但是，同志们。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体制内的一万”和“体制外的三千”之争，我们就彻底掉进了资产阶级“底层互害与中产内耗”的陷阱。
在这场全网沸腾的喧嚣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却在舆论的喧嚣中悄然失声。
在这张巨大的社会财富分配网里，他们不仅没有第一支柱的高基数，不仅没有第二支柱的职业年金，他们甚至连基本的生存尊严都在风中飘摇。
他们，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村老年群体。
今天，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每个月只有区区100多元到200多元。
100多块钱!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这笔钱能干什么?买两袋米，或者几盒最基础的降压药，就没了。
难道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劳动吗?难道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不配拿退休金吗?
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新中国的工业化历程，你会对着这100多块钱流下血泪。
共和国最初那三十年搞工业，最苦的其实是农民。靠着“工农业剪刀差”，他们把地里种出来的粮食、把一家又一家的血汗，一点点送进城市，硬是托起了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家底。
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又是这群人，放下锄头，背上蛇皮袋，像潮水一样涌入沿海的血汗工厂，成为了撑起“世界工厂”和“中国奇迹”最廉价的耗材。
他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剩余价值，奉献了中国崛起所需的全部底座。
可是今天，当他们老了，干不动了，病痛缠身了。这个飞速狂奔的现代社会，给他们开出的历史结算是：每个月100多元。
与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差距，不是两三倍，而是惊悚的几十倍、近百倍!
四
为什么我会对网上炒作“武大教授领一万退休金”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
不是因为这一万块钱不该拿。而是因为我们的舆论场，已经变得极其扭曲和慕强。
社会的镁光灯永远打在“月入一万多不多”、“中产阶级的阶层滑落”这些议题上，为了几千块钱的差距在评论区里互相撕咬。
却唯独没有人，愿意低头看一眼那些每个月只拿一两百块钱、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只能在土地里默默佝偻着腰的农村老人。
这才是中国养老保障体系里，最黑暗、最痛心、最需要被彻底改革的死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任何分配制度，本质上都是阶级利益在制度层面的投影。
当一种制度，让体制内的高级脑力劳动者和行政人员能够安享晚年，却让构筑了这个国家实体底座的数亿农民和底层工人，在晚年丧失了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时。
这就不仅仅是“多与少”的数学问题了。
这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底色的路线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不把改革的尖刀，指向这套极不均衡的分配结构;如果我们依然听任财政的转移支付优先去填补体制内的“第二支柱”，而无视几亿农民的“第一支柱”还在地平线以下挣扎。
那么，今天互联网上针对武汉大学的这种戾气与撕裂，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它只会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演变成越来越剧烈的社会断层。
跋
1954年，老人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曾深情地说过一段话：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使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强，要使全中国人民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什么是全中国人民?
它不仅仅包括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教授，不仅仅包括坐在办公室里发文件的干部。它更应该包括那些在流水线上磨秃了指纹的工人，包括那些在黄土地上流尽了汗水的农民。
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拿到体面的待遇。
我们愤怒的，是这个社会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曾经扛起过这个国家最沉重苦难的底层劳动者，只配在晚年领着一百多块钱，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它的温度不取决于金字塔塔尖上的精英能过得有多优渥。
而取决于，它是否愿意弯下腰，去擦干金字塔最底座那些老人们浑浊的眼泪。
这笔历史的账，这笔道义的账，我们这代人，必须得认，也迟早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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