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现代化”相辅相成。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统筹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将有力促进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实现;工业现代化——工业化依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是民富国强的关键。近年来，世界银行以及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中国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为由头，不断鼓噪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样，可以转移国家工作重心，着手搞这个化那个化。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误导论调。
成功的工业化不仅培育出强大与高端的制造业，助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农业与国防现代化，改造和升级经济结构，而且还有效改造社会结构，培育和涌现大批产业工人，这既是培植工程师——技术革命的助产婆——的温床，也是厚植城市中产阶层——现代社会的稳定器——的土壤，为健康的城镇化提供牢固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为安全的信息化提供可靠的技术与设备前提，更为重要的是，成功的工业化是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的基础，是执世界经济之牛耳、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
“世界工厂”是经济大国工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工厂”不仅是世界一般工业品的制造中心，而且是高精尖工业品的制造中心，是利润品牌营销中心，是科技管理创新的中心，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发起的中心。历史上英国作为“世界工厂”，贡献了工厂制度，贡献了第一次技术革命;美国作为“世界工厂”，贡献了福特流水线与泰勒制，贡献了第二次技术革命;日本作为世界工厂，贡献了精益生产法，贡献了“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的优秀管理制度。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多年来，拼的是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与“廉价货币”，世界看到中国的贡献基本上都是组装、代工、贴牌的“中国制造”。
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工业强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多水分，主要是外国资本、跨国企业注入的。近百年来，这些“燕子资本”总是依照“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进行国际分工，造就一个个“飞地经济”，在世界成本洼地不断迁徙——转移工厂，大量“中国制造”实际多半是“中国组装”，大量“中国创新”实际是在中国登记的国际专利，大量“中国外贸”实际是跨国公司完成的内部贸易。若脱去这些水分，中国经济就会干瘪下来，实际上，工业化远没有完成。
有鉴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继续推进工业现代化，由现在的劳动密集、组装制造、外资引领的初级工业化，向着技术密集、高端制造、民族主导的高级工业化迈进。但是，一些歪嘴和尚给国家念起“转型升级”的经，不是向高端制造升级，而是向服务业转型升级，向贸易、物流、金融还有房地产转型，这不是升级，而是严重倒退。工业化的过程是经济越做越实、产业链越做长、国际分工地位越做越高的过程。然而，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近年来呈现的则是，经济越来越虚、产业链与国际分工地位停滞不前的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它们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所以，在世界经济中，西方国家又称“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涌起的财富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拉美等国出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工业化不能升级而夭折中断的结果。拉美等国工业化之所以夭折中断，是因为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的“海妖歌声”的引诱下，穿上了“弗里德曼的金马甲”(也就是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华丽外衣，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与国际化只能使产业越发泡沫化，经济越发虚拟化，社会越发两极化，政治越发附庸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整合、协调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三者关系;要积极推进、完成工业现代化，协调好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关系;要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信息化、金融化的关系;要应对来自因结构调整、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国内矛盾，以及中国快速崛起所引致的各类国际挑战;要通过“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相结合，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精心规划，认真落实，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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