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等合作营造经济安全新生态
自1943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国家安全”概念，长时间以来政治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几乎成了国家安全的同义语。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安全有了新的内涵，人们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的安全称为传统安全，把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指的是一国经济整体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冲击，或即便遭遇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间相互交往增加，彼此依赖加深，经济风险在国与国之间传递，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有着显著差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集中体现在：
市场竞争造成两极分化。国际市场竞争远较国内市场竞争为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在管理经验、技术工艺、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难以望其项背。在一国国内，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反垄断等法律来规范市场秩序，但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来规范市场，“丛林法则”居主导地位，竞争态势有利于跨国公司，其结果必然是强胜弱汰，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扩大开放威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开放使发展中国家更广、更深地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并轨加快。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外生变量越来越多，这将考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在“外生变量内在化”现象中，最值得关注的要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输入。在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国际原料燃料与中间产品价格的涨落、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产品需求的起伏以及本币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升降，都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侵害。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由此决定了“美国霸权→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承启→一般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垫底”的“金字塔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一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益上浮、风险下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而成为易被侵害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凭借知识、技术、人才以及销售网络领域的垄断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并不断巩固“微笑曲线”价值链的高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将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凭借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长期局限于劳动与资源密集的加工及原料与燃料的生产，获取的只是一般的平均利润。与此同时，为应对新兴市场的竞争，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和国民生活富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垄断优势，更加关注知识产权，这虽有促进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其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面，但滥用WTO相关规则，动辄制造贸易摩擦，甚至以经济制裁相威胁，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
容易遭受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继续扩大，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黄金与期货石油等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与积聚。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社会至今远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娴熟驾驭开放经济的经验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动荡对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汇率稳定、外币资产价值等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风险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传递，对金融等相关产业产生冲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一百多次，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由此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引发社会乃至政局动荡。
发达国家维护经济安全不遗余力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发达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很多因素并不是发达国家所能够预料和掌控的，诸如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转移、国际资源激烈争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际援助负担增加、国际货币失调与金融市场动荡等等，使得发达国家越来越疲于应对。由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日等经济强国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竞争力，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经济安全。
利用综合优势维护经济安全。就经济安全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较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有众多重大的海外利益，如国际资源、国际投资与国际市场等，直接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如何保障海外利益是发达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历史上，西方列强惯用三类手段保障海外经济利益：一是军事，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当今美国一直强调它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各个战略要冲都建有军事基地，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其军事霸权。二是技术，跨国公司在技术及管理上的独特优势可以增加行业准入壁垒，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这便是发达国家十分关注知识产权的关键所在。三是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与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世界众多国家都依赖这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英美正是利用这一垄断优势对“利益攸关方”给予惩罚或奖励，使其重视英美的海外利益。
借用金融寡头维护经济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寡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金融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在国际市场的众多行业、领域逐渐确立起垄断地位，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到饮食娱乐等各行各业。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图景日益复杂，而在这些激烈竞争的背后，充斥的是金融寡头翻云覆雨的金融操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资源的争夺，而国际资源争夺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已清晰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金融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该国对国际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国际资源争夺战的实质是金融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实力最为发达，金融寡头发育也最为成熟，国家政权与金融寡头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共同谋取经济与战略利益。
暗箱操作集体维护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及其对单个主权国家经济产生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往往是一国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应对的，因此西方七国（G7）率先展开大国经济协调。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只能看到G7领导人步入会场与最后发表联合声明的两端，其余的闭门磋商不得而知，世人只能从国际经济事后发展的态势——G7日趋富庶繁荣，全球失衡日趋加剧，国际金融日趋动荡——来判断：G7维护成员国及其大企业的利益，忽视甚至牺牲发展中国家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G7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和激烈反对。为提高代表性与合法性，G7在1997年吸纳俄罗斯而出现“G7+1”后，又安排一些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列席其延伸会议，但仍不让后者参与重大国际经济协调议题。
利用保护主义维护经济安全。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不断调整，发达国家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由此出现就业岗位转移以及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症候群”。解决问题的办法理应是国内转移支付，即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收益部分转移给受损者。但是，发达国家却没有相应的作为，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年均收益是1万亿美元，付出的年均成本是500亿美元，但用于消化经济全球化成本（如给相关失业者补助）的支出仅为10亿-20亿美元。不仅如此，它们还转移国内视线，将压力外泻给新兴市场，使后者成了某些发达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由此，在“国家安全”口号下欧盟内“经济爱国主义”兴起，在“公平贸易”幌子下美国内保护主义抬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积极鼓吹与实践者，用胡萝卜引诱或用大棒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门。但是，面对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的不断滋长，WTO体制下多边贸易谈判却越发艰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思路
增强经济实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础。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根源在于缺乏必要及充裕的物质财富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实力。但是，只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增强经济实力的不二法门就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生存能力、抵御内外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著名学者麦克纳马拉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指出，“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也是经济结构的协调。如果经济增长导致地区、城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将趋于脆弱。因此，只有通过稳定、持续、健康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才能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提高国家竞争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前提。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的综合，不仅涉及国民的文化素质与创新意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及政府的廉洁效能，而且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产业的合理布局、地区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兴利除弊，必须直面并应对几重障碍：一是不合理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上浮、风险下沉”的政治经济格局。二是在诸多方面得到母国强力支持的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竞争力，不仅仅是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不仅仅是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且要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诸如保护幼稚产业、敏感产业等政策措施，扶植民族企业成长壮大。发展中国家惟有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才能突破技术封锁，改变越发不利的贸易条件，逾越国际分工等级体系，使国际经济秩序趋于公正、公平与合理，从而赢得相对适宜的外部经济环境。
增加经济安全合作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中存在两个突出现象。一是竞争性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往往以邻为壑，在获得稳定可靠的资源保障时，经常忽视、排斥他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各种方式垄断或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在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却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安全；后者也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获取安全保障。二是发达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安全上具有明显优越地位。比如，美国一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仅国际商品要在美国市场实现“惊险一跃”，而且国际资本也以美国作为最后的“避风港”。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变等因素，已经或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安全的原有格局，美国同样陷入安全困境。鉴于竞争性安全观的最终结局总是趋于“零和”，发达的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难以摆脱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已无法闭关自守，发达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惟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能营造出国际经济安全的新生态。
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的的确确是新的而又紧迫的话题。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被权贵主义（中国化的自由主义）取代的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怎样坚持与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话题。[ 1985年，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发出了警告，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1页）。中国社科院发布《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强调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全方位、不对称依赖的道路，不仅是市场、技术、品牌、资金的依赖，而且还有人才、理论思想与体制秩序的依赖，这些依赖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这里集中分析理论思想的依赖，这是长期以来对西方为我们培养的“人才”依赖的直接结果。
理论思想是新自由主义。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举起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时候，她断然强调世界“别无选择”，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罗纳德·里根政府在美国呼应了英国的政策主张。如此，自由经济理论纵横世界：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会自动迅速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管制只会阻碍创新；央行应该独立，只专注于控制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最大效率创造财富，把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物质财富当作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目的，而且任何人能够使用任何手段致富，市场没有道德，只有规则。
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根据发达国家有限的经验与自己的继承与创新的理论，给发展中国家亲手设计了一个脱离苦海的秘方，号称致富的“金马甲”。经济自由主义的僧侣们把“金马甲”鼓吹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这一条道路。“金马甲”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目标放弃充分就业，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弗里德曼的“金马甲”政策，不断激发“经济人”（金融家）的无限贪婪，将欺诈当做创新。自由竞争带来的是两极分化，强者自由地奴役弱者，社会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财富愈发以虚拟形式，追逐更大的虚拟财富，导致危机不断发生。多年来，中国大学的经济讲堂近乎完全为西方经济学（实际就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所垄断，由于经济学成为所谓“显学”，官僚与商僚鱼贯而入，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无限泛滥，言必称“比较优势”，以新自由主义教条取代马克思主义教条。
发展方向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国开放？”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思路清晰、简单——“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通过不断推进改革与开放，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后来一些食洋不化的人士狗尾续貂，几乎全盘抄袭美国模式——股东资本主义，片面强调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股东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高薪但缺乏道德与法律约束的职业经理，低社会保障与福利等等。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在大学讲坛上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并美其名曰这是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然而，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规模干预市场的行动清晰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美国自己所否定。透视此次金融海啸，不难发觉：凡是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如冰岛），与美国关系越紧的国家（如英国），对美国经济依赖越大的国家（如阿根廷），受伤就越重。世纪金融大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美国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穷途末路。高高飘扬的自由经济的旗帜不可避免地滑落了。有人不免要问，美国的“今天”出了严重问题，中国还有“明天”吗？因此，中国要描绘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就必须告别所谓的“后发优势”，坚定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集约式增长与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方法上是“打左灯向右转”。从90年代中期（标志性的就是中国权力推动加入WTO）以来，中国首先在经济而后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逐渐泛滥起自由主义，但是无不是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的旗帜。
“打左灯向右转”最集中与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以所谓“产权明晰”瓦解国有企业，严重侵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产权清晰”的指导思想下，纷纷被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手术台，就象对待连体婴儿一样，进行分离手术。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由此实现厂长经理向企业家富豪蜕变，国有经济向权贵经济蜕变，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角而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打左灯向右转”一个重要借口就是“与国际接轨”。这个“轨”现在来看越来越清晰，首先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就发展中国家“正确”的政策所达成的共识。财政约束、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建议的三个重要支柱。[见[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46页。在“华盛顿共识”诞生、“哈佛报告”抛出、应美国的要求国际组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西方多家研究机构（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世界自由经济指数等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此，有理由猜测，所谓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自由主义流行是被精心谋划的。]在中国“华盛顿共识”在实际工作不仅切实执行，而且还被发扬光大，即所谓“四化”，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其次，是有选择之“轨”， 只接右“轨”不接左“轨”，精英集团心中的“鬼”。实践中，凡是能挖掘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墙角的就实现市场化，积极推行，对于拉美因新自由主义泛滥危害而政治上选择左转的，则避而不谈；对政府官员（精英分子）行政有利、能甩包袱的就“与国际接轨”，对政府官员不利、增加社会责任的就不“与国际接轨”；企业高管尤其是金融业高管的薪水“与国际接轨”，工会组织与工人权利则不“与国际接轨”；官员贪污腐败的惩处“与国际接轨”（免除死刑——“非暴力犯罪不判处死刑”）[ 以后只有穷人犯罪才判处死刑，官人和富人犯罪不再判处死刑。中国的法学精英一齐高喊这是和世界文明接轨，却故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都没有规定刑期上限，就是说可以不杀你，但要你最终死在监狱里。唯独中国是既不判处死刑，又规定最高刑期不超过20年。]，小民百姓基本权利维护（尤其是圈地拆迁）则不“与国际接轨”；统计中，能反映出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如包含外资的GDP）就“与国际接轨”，但是能折射出改革开放出现问题的（反映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就不“与国际接轨”。
一方面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为名，以法律保护权贵利益，例如有极大争议的《物权法》让一些“蜕变”合法化，让一部分深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行为合法化；另一方面，却肆意破坏践踏宪法。例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是，相关部门、人士不仅不愿、不敢维护国有经济，发展与壮大国有企业，反而侵蚀国有经济基础，不断摧毁国有企业。十多年来，“打左灯向右转”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确立起“权贵+买办+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必须肃清新自由主义流毒
西方主流学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丛林法则”，依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编造了一套核心为“强者奴役弱者是合理的”自由经济理论。长期以来，经济学各类相关“经济定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经济模型（如国家发展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的建立要仰赖一系列假定，数不清的假定使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本身就遭致广泛质疑。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更多也只是科学建立的初级阶段，远没有达到自由经济学家所鼓吹的已是尽善尽美的地步。经济学较其他社会科学应用性更强，对现实世界更加关注，以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现实问题。自由经济理论是强者送给弱者、富人送给穷人的礼物，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让强者自由奴役弱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人看成“理性”而“自私”，并不理解人的“群”而“社会关系”的本质，需要一定的“组织”与“协调治理”而且人类社会越发展，“组织”与“协调治理”越复杂，而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经济理论支撑的经济学是伪科学，是一种经济神学。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但在被政治化与范式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但是，一些食洋不化的中国学者与学者型官员则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与神灵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必须肃清新自由主义流毒，矫枉纠偏。
破除“与国际接轨”的神话。认清“华盛顿共识”的实质与危害，这是美国强权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但是不能以各种借口和理由非法侵占公有财产；中国鼓励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鼓励适度竞争，但是反对市场化与市场万能；在国际社会本质无政府，强权当道的前提下，自由更多是强者的自由，是跨国公司与跨国垄断资本的自由，经济领域的自由同样与行为体的能力、地位相适应，与不妨碍他人、他国正当经济利益为前提，当今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四流”都是根据国家利益被有选择地限制；在国际社会本质无政府，强权当道的前提下，国际化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化，因此更应审慎，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行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而危害国家利益之实，应该被制止与纠正。
破除“私有产权”的神话。多年来主导国有企业改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竭力宣扬“私有产权最优”的科斯定理，鼓吹经济私有化，侵蚀国有经济基础，支解国有企业架构，为跨国垄断资本并购扩张铺平道路。
破除“自由竞争”的神话。新自由主义者鼓吹市场全面开放，让中国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展开自由竞争，如此“鲶鱼效应”可以增进经济活力。但是，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多是噬血鲨鱼，众多弱小的中资企业根本不是其对手，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外资对中国市场形成控制或垄断。
破除“经济无国界”的神话。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认为跨国公司的崛起正使经济国界日益模糊，跨国公司的“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跨国公司已成为东道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应争取被外资整合”，然而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只要有国家边界，就有经济国界，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无数国际事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中国境内的三类企业似乎都面临“困局”。外企的困局是是否持续享有“超国民待遇”，更广泛地控制中国产业，获得垄断利润。国企的困局是维护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民企的困局是争取生存空间，获取平均利润。然而，必须面对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常识，那就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并不都是中国企业”，如同来到复旦大学并不都是复旦大学的老师与学生一样简单，来复旦的，有客人，有游人，还可能有贼；如果“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成立，那么中国人民就没有必要进行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了，最起码东北人民不再需要抗日了（日本军队在伪满政府那里注册了），到中国的日本军队都是中国人（在汪精卫国民政府那里注册了），他们到中国是建立“东亚共荣”的，比今天的“经济共生”层次要高得多；如果“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成立，那么“在美国（注册）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理应成立，但是把总部都迁到美国的联想集团，为什么美国政府拒绝采购它的电脑？
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革命首先要分清敌友，哪些是我们的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理论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令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利益日益凸显的今天，分清中国崛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依靠力量、团结与利用的力量非常关键。愚以为：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是狙击跨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是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力军。跨国企业是雇佣军，是中国经济的利用对象，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拾遗补缺，中国必须清楚，我们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
破除“GDP增长”的神话。新自由主义者只讲GDP（国内生产总值），不提GNP（国民生产总值）。能创造GDP的就是国民经济，刻意模糊创造价值与生产成本（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利润分配的真实关系，长此以往，必将使中国陷入“增长而不发展”的“拉美化”困境。因此，关注经济增长，但更注重增长的代价与利润的分配。
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脉相承”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这是关于政统、道统与法统的问题，是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总而言之，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问题。
西汉强盛与汉王朝维持400多年（前206年——220年）统治，关键在于萧规曹随，坚持儒家道统，坚持刘家天下血统，一脉相承。中华文明5000多年生生不息，关键有封建政统、儒家道统。苏联解体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在没有“一脉相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体制的“根本改革”，切断了历史。美国的经验显示，1787年宪法通过后，200多年间只修改了26处。苏联70年，先后通过五部宪法，1918年（列宁宪法）、1924年与1936年（斯大林宪法）、1977年（勃列日涅夫宪法）与1988年宪法。1988年最后一次修改时大刀阔斧、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半条文，但是只管了一年时间。到1990年宪法又经过两次修改。一位人民代表对国家根本大法修改的态度如此轻率而愤怒：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见雷日科夫《大国悲剧》）。
当今，中国决策者对待历史问题的认知可能存在问题。昨天你搞一套，今天我搞一套，明天可能他搞一套。缺乏“一脉相承”，缺乏历史的传承。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而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旋即率领政府内阁高官200多人到明孝陵举行隆重祭奠，告慰祖先夺回政权。尽管学者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对政统、道统、血统以及法统的尊重，恰恰是“中山先生”被海内外华人尊敬与拥戴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如何利用群众、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中国化需要积极继承与发扬光大。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发展。但是，中国革命自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国革命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包含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尝试，这些努力与尝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创造了一系列的思想条件。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后来遭遇了挫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发展，中国国情异常复杂，理论与实践没有很好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很多学者诋毁毛泽东思想，蔑视邓小平理论，并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社会精英对中国革命、发展、崛起的理论提升与经验总结。有人故意将邓小平理论歪曲为所谓“猫论”与“摸论”，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不断丰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总结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本站注：从今天官方主流抑毛扬邓看，作者这个认识恰恰混淆了真正的根源，从而会导致根本无解的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按劳分配；有计划调节生产；没有商品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逐渐消亡；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1992年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373页。）[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一个完整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理论不是僵化的理论。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要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11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上强调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于相互补充。在经济成果分配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在文化、教育、思想上，需要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如“孔子学院”的尴尬。解决政统、法统、道统与血统的统一问题。（第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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