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四章 坚定走自己的路（中）连载12
安全也是“硬道理”
安全是主观感受，即免于恐惧，也就是安全感。先看“杞人忧天”的故事：天是不会掉下来的，这是客观的，即使掉下来也是“大个子”顶着。那个多愁善感的杞人为何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关键在于他的主观感受，是他自己觉得天会掉下来，因此他感到安全受到威胁。
安全是客观状况，即免于威胁。再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成语，它所描绘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客观状况。但是，“盲人与瞎马”都无法感知，危险只是他人的描述。只要盲人能悬崖勒马，或瞎马处于某种原因在悬崖边掉转方向，盲人与瞎马都不会坠落悬崖，他们的感觉永远是安全的。
因此，安全是主观感受与客观状况的统一。主观与客观两大因素都应具备，偏离了统一，对安全的理解都会失之偏颇。一叶扁舟航行扬子江上，船上有水手、一般乘客（包括小孩）、猪。突然，狂风大作，卷起惊涛骇浪，扁舟危在旦夕。这就是安全的客观状况。但是，对于不同的主体则有不同的感受，“浪里白条”水手镇定自若，经验与游水的能力使等闲视之；不会游水的，则呼天抢地；懵懂的小孩他们的反映由携带他们的大人决定；而船舱里酣吃酣睡的猪根本就无知无畏。
全面理解“安全”概念内涵，必须集中体现在主体对危险、威胁源的认知与应对能力。首先，如果主体不能认知危险及其程度，如船舱里的猪、如懵懂的小孩，或如盲人瞎马，他们是无法准确判断“安全”与“危险”的。“初生牛犊不畏虎”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其次，不同的应对能力的主体，对于同样的危险或威胁，其安全感是有很大差别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讲述这样一个类比故事：在野外旅行的人，当遭遇一头熊瞎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如果是一般的人，只有选择装死；如果你是一个长跑冠军，你的第一反映是迅速逃窜；如果你是个猎人，则你想的是如何进行反击；当今美国不只是一个猎人，而且是个持有双筒快枪的猎人，你说这熊对美国这个猎人能构成威胁吗？
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相辅相成
就国际关系史来看，弱国、小国、穷国比强国、大国、富国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弱国、小国、穷国缺乏必要甚至充裕的物质财富作经济基础来维护国家安全。因此，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惟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维护传统国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国防力量，但是国防力量的基础是经济力量。马克思说过“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保障。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经济活动不仅是人民福祉的源泉，而且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它可能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
惟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消除威胁国家安全内在因素。国家安全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而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矛盾的缓和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即良好的社会基础的形成，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基础薄弱，社会基本矛盾长期停留在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短缺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社会矛盾丛生，社会风险易于积聚。堡垒最易于从内部攻破。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前苏东国家发起的一系列“橙色革命”就清晰印证了这一点。
惟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公正、公平与合理参与国际分工。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规则优势”，主导并竭力维护“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高端，以此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因此，惟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较强的竞争力，才能进入国际分工体系高阶梯，突破技术封锁，修订游戏规则，使之更加公正、公平与合理。
惟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有效抗御外界各种风险的能力。经济全球化使金融市场动荡逐渐趋于常态，但是参与国际分工、进入国际市场是越来越多国家的必然选择，由此必然因开放而带来风险，所以一国没有与开放程度相匹配的经济实力，就很难防范国际风险与应对国际危机。此外，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之事例比比皆是。冷战时期，美国不断使用经济手段对苏联加以牵制与遏制，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最终达到摧跨其政权的目的。70年代，为遏制拉美日益增强的国家主权意识，美国使用经济大棒，要相关拉美国家在200海里经济区与美国经济援助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防范国际政治讹诈与威胁的有效手段。
国家安全则是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而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可以增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迟滞或经济危机直接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不断增强需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
经济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经济越发展，经济实力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财富与其它可选择各类手段增多：一是可以直接更新武库、扩充军备、完善国防；二是增加科研经费，研发尖端军事技术；三是大批招募、培养从事国家安全的专门人才；此外，经济发展积累起庞大的物质财富，可从容应对全球化下的各类经济与社会危机，增加对外经济援助与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等等。由此，国家安全当然也越有保障。经济越发展，越有条件摆脱对大国的附庸状态，增强国民自信心与自豪感，安全感当然会得到极大提升。相反，经济发展迟滞，财政捉襟见肘，国家就缺乏必要物质财富和相应手段来多方维护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世界历史已经多次证实，经济迟滞尤其是危机将给国家乃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直接导致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执政，由此将两国以及世界拖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世界大战。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以来，拉美与东南亚等诸多新兴市场出现经济与金融危机，相关国家不仅国防力量严重受挫，而且社会动荡加剧，甚至直接导致政权更迭。经济发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生存能力、抵御内外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麦克纳马拉(McNamara)早在60年代末期即指出，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美国的安全不仅仅在于或首先在于军事力量，同样重要的是国内和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稳定”。“安全是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可言”。[ 转引万君康等：《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1年第9期。]
经济稳定、持续、协调与快速发展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经济的稳定性反映经济各要素之间和系统内部纵向、横向和其它联系的稳固性和可靠性，反映承受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经济发展不仅是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协调进步，如果经济增长导致地区、城乡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的扩大，那么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将趋于脆弱。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开放，国家利益不断突破原来的国家界限，国家安全在不断向世界各地延伸。因此，只有通过稳定、持续、协调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显着增强，人民安居乐业，国内社会矛盾缓和，各阶层和谐相处，才能有效保证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尤其是美、俄等国政府日趋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先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国家安全要素中，经济安全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规定：执行国家安全政策时把对经济安全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经济安全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日本发布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对经济安全的定义是：“经济竞争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 转引马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
经济利益是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发展、昌盛的最根本利益，在诸种国家利益中居于最主要地位，国家利益一旦抽去经济利益，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国家经济竞争力是一国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能力。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态势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由此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六个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生活水平、高失业和不均收入分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悬殊。力量的悬殊不仅表现在富国占有控制国际贸易格局的支配地位，还表现在富国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穷国转移技术、外援和私人资本的专断权力。[ 转引万君康等：《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1年第9期。]
从总体上说，“经济安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家经济主权保持独立。经济主权不仅表现在领土的管辖与治理，而且在全球化下更主要体现主权国家对国内经济事务的自主决策。自然环境能够得到合理保护，正常的资源需求得到稳定供给，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市场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缓和，政治安定，经济基础稳定与持续增长。社会总供求大致平衡，经济结构协调合理，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相对有利，不存在对国家政治经济构成直接威胁，经济发展的进程能够经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冲击。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体现在微观方面的国民、企业与中观行业的竞争力，而且更重要的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集中体现在货币与财政政策独立有效运用。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独立自主决策同时也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独立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安全的“硬道理”愈发凸显
由于生存条件艰巨，中华民族因此很早就有了很强的危机意识。《周易》就告诫，“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东邻日本，是个人多地狭、资源贫乏而又多灾的国家，每年发生有感的地震约1000多次，全球地震的10％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由此国民培育出浓厚的危机与防灾意识。尤其是在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后，日本对建筑抗震提出了统一标准，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机制，还设立了“防灾日”。经过多次灾害的历练，日本不断加强安全能力建设，从而成为能够有效防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先进国家之典型。
相较日本人，当今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淡薄多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太平盛世的情绪弥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些人甚至提出要修改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其实我们也遭遇了众多自然灾害，人为灾难也未少见。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由此产生一大批孤儿、孤老和孤残，经济损失（按现在来衡量）达6000亿元人民币。然而，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来看，最起码从建筑质量要求来看，我们并没有充分吸取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有报道显示，处于地震带汶川等县市，很少有学校教育学生如何防范地震，有学生因对地震“敏感”影响课堂秩序，反倒成为同学嘲笑以及老师处罚的对象。
如果简单将当今中国人定性为“缺乏危机意识”，也是不全面的。中国从古到今，都非常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建立里一整套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这也应是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但是，稳定不等于安全，稳定有太多的主观臆断与政治色彩，安全不仅有面临危险的主观感受（安全感），而且还有置于危险境地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古代，从禹汤开始，历经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诸多王朝，如果遭遇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宰相通常是要辞职的，皇帝也会发“罪己诏”，历数自己的“罪过”，请求老天的饶恕。如此，人们心理平静，社会安定。2001年1月，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里氏7.9级地震，夺走近两万人生命，数十亿美元的财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富庶的古吉拉特邦的经济一下子倒退了20年。当时当地的穆斯林普遍认为，是无节制的电视节目惹怒了真主，所以安拉就以地震来惩罚人类。于是，穆斯林居民纷纷砸毁电视机，人们的心理由此平静，社会由此安定。
但是，我们知道，上述处理问题的“有效”办法，显然不是“科学”的，只是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并没有改善安全的客观状态，因此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其实我们长期以来片面追求表面稳定而忽视实质安全的做法，也是经不起推敲与实践检验的。唐山大地震时，地方地震监测站震前曾有预报，但是当时的中央专注于批判“右倾翻案风”，地震局的领导也不得不讲政治。但是，秩序稳定与政治高压能抑制住大自然的巨大能量释放吗？改革开放后，改革、发展与稳定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国家专注于经济建设，所以倍加珍惜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误解了“稳定”的内涵，为“稳定”而“稳定”，想怎么“稳定”就怎么“稳定”，粉饰太平下往往会掩盖更多更大的危险。
自然、科学、规律，是不讲政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驾御规律，对自然、科学、规律的傲慢与无知，过去、现在都会付了出沉重代价。因此，再高尚的人群都应在大自然面前保持百倍的谦逊，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基础之上。
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了我们一个“试金石”，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即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显然相应地内涵于三个“有利于”，提高安全感、增进安全状况应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宏观领域看，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题，尤其是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们对“安全”概念有了新的感知与理解，原来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似乎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而其它诸如金融危机、资源环境危机、恐怖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微观方面而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早就揭示，当人们生存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安全的需要会日益迫切。宏观趋势与微观理论反复印证，当今中国，在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后，居民对安全的需求迅速提高，安全与发展同是“硬道理”，安全可能还是更大的“硬道理”。
发展的“硬”道理为何越来越“软”
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发展，都依赖发展，所以对于中国，不仅是过去、现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都将是硬道理。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发展这一“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发展观被严重扭曲，导致我们在发展规律的把握上、发展理念的创新上、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发展难题的破解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发展的“硬”道理因此也就越来越“软”。
发展规律：经济化。长期以来，我们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长期以来被曲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被理解演绎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不断提高，经济规律被当成“万能规律”。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告诫梁惠王：“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然而多年来，我们多项工作的实际指导方针，就是一切向“钱”看，或看钱是一切，不断放大、夸大乃至迷信经济手段、市场功能，功利主义弥漫社会每个角落。因此，诸多社会事业甚至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被纷纷市场化，那些难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纷纷被边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8日引用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龙生的话说，汶川以前曾多次发生大地震，但内地相关地质部门并未加强对震灾的监测。陈龙生分析，唐山大地震后中国“曾大力加强震前预报”，并于上世纪70-80年代建立起“全面检测地下水变化”的机制。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防震工作反而“停止”甚至“严重退步”。
经济规律：简单化。与多项无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相反，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事业则兴旺发达。“超常发展”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普遍的“口头禅”，著名的“深圳速度”（一周就能盖起一层楼）被广泛学习效仿、无限延伸演绎。我们曾不断被讲述这样的故事：在西方甚至几年盖一栋小楼、一两百年盖一处教堂，讲述者由此讥讽那是“蜗牛”速度，是资本主义帝国斜阳的特征。
近年来，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在强调“快”的同时，注意“好”的效果。但是，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盛行，“形象工程”竞赛登峰造极。动辄就要搞地区最好、全国最好，如今还纷纷要搞全世界最好。在建筑行业，大都是炫耀设计的潮流、装修的现代、环境的新奇，有的甚至把建筑空间可以大拆大改当成卖点；房屋销售中罕见将楼盘的结构特点和质量标准作为广而告之的重点；写字大厦动辄高百米，外表通常都是鱼鳞般吊挂着厚重石板或钢化玻璃，平时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一旦遇上地震或强风，瞬间可能成为杀人凶器。
发展目标：异化。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不断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以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象变魔法一样，从地底间唤出巨大的经济增量，GDP世界第四，很快就是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炫耀，这就是“财富”。我们殚心竭虑，不断通过优惠不能再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最后终于把“人间天堂”改造成了“世界工厂”，我们心满意足，这就是“财富”。当然，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们认为这就是“财富”，是硕大无比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财富。然而，我们这些“财富”的寿命往往只有二、三十年，而巴黎老城区几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我们的街道修了挖、挖了修，早就有“马路拉链”一说。有专家出来解释，这是经济活力的体现。然而，一场大地震过后，这些原来反复被炫耀的财富与政绩，瞬间变成了瓦砾、垃圾与过眼云烟。
发展理念：僵化。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而且还有落后挨打的痛苦经历，所以对西方顶礼膜拜的思想严重，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文明的，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模仿的。西方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还是眼睁睁走上了这条不明智的道路。城市化也在亦步亦趋。城市在无限扩张，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的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人口只好向空中集聚。
“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总结唐山大地震有三条教训：一是建筑工程安全应在首位；二是城市“生命线”（包括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十分重要；三是城市绿地是一个有效的“救生圈”，足够的绿地可以起到隔离作用。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充分吸取这三大教训，建筑质量、“生命线”与“救生圈”很少齐备，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更是等而下之。所以，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毫无疑问会造成严重后果。
发展成果：两极分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毋庸置疑，即便我们剔除很多虚假的财富，我们还是创造了巨大真实的财富，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国际社会那么招人妒忌，应对年初冰雪灾害和现在的震灾也就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了。但是，巨大财富总量的分配严重不均。“大中城市似欧洲，边远农村象非洲”已经是当今中国的生动写照。我们还坚定地保留社会主义称号，但是我们的收入差距在整个世界已为数不多。国际专家估算的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吉尼系数，中国已大大超过警戒线。
对比富裕的大城市居民与欠发达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发展差距更加强烈。近些年来，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但是，和富庶的大城市相比，这些从耕地中崛起的小城镇往往在建筑安全标准的执行上非常宽松，农村则毫无标准可言，因此在遭遇地震冲击后，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损失惨重。此外，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阡陌纵横，道路四通八达。但是，在偏远的西部尤其是那里的山区，很多地方还没有实现“三通”，地方的所谓经济中心，往往也只有一两条像样的道路。汶川地处四川崇山峻岭之中，大地震发生后，山体滑坡、涵洞塌方，道路即被堵塞，数千年前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记忆重新再现。发展的巨大差距不仅为自救与救援设置了重大障碍，同时也为灾后重建带来了巨大困难。
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应有新思维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进行曲”以危机开始（美国新经济泡沫与“9·11”恐怖袭击），最后又以危机结束（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世人对经济增长、生活改善、繁荣之憧憬，犹如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转瞬间就破灭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人们期盼峰回路转，否极泰来，但是中东大动荡与日本大地震接踵而至，冲击着国际社会尚抱一丝希望的幼芽。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如此令大小不一、强弱不等的主权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
新时期，新特征
令世界各国陷入越来越深的安全困境，主要不再是传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对抗，而是金融风险、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传染疾病、恐怖袭击、社会动荡、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一系列越来越凸显的“非军事安全”问题，亦即“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非传统”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掺合下，在别有用心分子的搅合下，在羊群效应、预期效应的作用下，演变成为复合型危机，如此令习惯以维护国防安全、政治安全为要职的主权国家政府疲于应对。
“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相互交织。早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存在诸如山洪爆发、河水泛滥、野兽袭击、瘟疫流行等威胁人类生存或令人类恐惧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都是所谓“低级政治”问题。国家出现后，人们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军事、外交等“高级政治”问题，解决这些政治密集性问题集中于高级政治组织即主权国家政府。冷战结束后，世人的政治热情衰退，诸如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低级政治”问题凸显，对于这些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或主导“低级政治”问题，高级政治组织出现严重不适，而且全球化、信息化使诸多“低级政治”问题日趋复杂，一些表面看上去“低级政治”问题，如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有着国家博弈等极其复杂的政治动因，如此更使政府一筹莫展。
“非传统”与“传统”相互转换。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彼此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国内，若经济长期迟滞、社会矛盾激化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军事冲突，最终威胁国家安全。在国际，传统安全问题会直接带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在前南地区使用贫铀弹，都导致严重的生态与人体灾难；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也会直接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诉诸武力和战争，例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恶斗、达尔富尔的部落冲突主要是对水资源争夺的结果。以“非传统”手段追求“传统”安全目标的，在国家博弈中越来越明显，美国即以“反恐”为名，而发动对伊拉克与阿富汗的侵略战争。转基因食品、流感疫苗等生物技术使用，本身只是一类非传统问题，但别有用心者也可以将其当作生化武器，通过隐蔽的“非军事”手段，达到军事手段同样要达到的目的。
“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彼此并存。当今国际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长期处于无序或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只能根据“自助”原理，或增加自身实力，或结成联盟，或形成均势。因此，传统安全体现排它性，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各国维护自身安全理性竞逐的结果，就是纷纷陷入非理性的“安全困境”之中。非传统安全传统的“对抗性”存在，走向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对抗性，合作的可能性大于竞争。但是，非对抗性并非必然带来安全上的合作。由于人类的竞争、国家的博弈、利益的角逐历久弥新，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缺乏互信，合作机制难以建立，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难以用集体力量有效应对共同的安全困境，“人类大家庭”依然遥不可及。
确定性与不确定同时存在。大国之间兵戎相见渐行渐远，为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础，为发展中国家积极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提。但是，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几率减少，并不等于大国之间的就能和平相处。强权国家为谋求特殊利益，总是想方设法要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因此，尽管世界总体和平，但是地缘动荡不断。此外，传统以外的不安全因素呈现明显的多层次、跨国家、泛领域、无界线等多种特征，发作的时间和地点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常常是以令人猝不及防的危机形式爆发出来。西方将“人的安全”定位于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将“社会安全”定位于国家安全的基础。但是，西方的“人的安全”明显具有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在不断拔高的“人的安全”下，“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强权国家采用军事手段来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因此，在非传统安全研究如火如荼、舆论不断升温的情势下，国际社会动荡、经济动荡、政局动荡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
安全困境加剧，成因复杂多变
全球化乱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将机会撒播到世界，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依据自身优势，程度不一参与国际分工，由此脱离了贫困，部分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全球化也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出魔鬼，将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弱势群体拖入“撒旦的磨坊”。全球化使国际分工愈加细密，国际市场连成网络。然而，分工越细密，网络越宽广，节点越多，也就越脆弱，越容易崩溃，而且“一毁俱毁”。在全球化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四处流动，时时流动。人们发明了户籍制度与签证制度管理人流，发明海关制度来管理物流。对于泛滥成灾的资金流，对于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信息流，国际社会迄今尚无基本的应对共识，越来越束手无策。
信息化乱了时空。现代传媒、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爆炸，泛滥成灾。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信息的泛滥，使信息安全的攻防成本严重不对称，攻击者可以利用极小的成本（一台价值几百元的电脑）、极隐蔽的手段（任何一个网吧）即可发动攻击。一个普通网民，通过散布“完全可以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谩骂，参与制造或引发“网络洪流”、“信息海啸”，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别有用心者抑或国际强权，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恶意制造或有选择发布信息，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达到错乱思想、引发社会动荡、颠覆政权的目的。金融大鳄利用全球化与信息化，于斗室之中，键盘敲击之间，即可让大宗商品、金融资产价格潮涨潮落，甚至掀起金融危机。
金融化乱了市场。金融本来基本职能就是融通闲散资金，增加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但是，金融资本通过经济金融化、金融杠杆化，使财富越来越虚拟，流动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便于劫掠；使金融从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异化为统治、驾驭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利用优厚报酬，像黑洞一样吸食优质资源，从事着置人类道德与良知于不顾的金融创新（索罗斯有言“我们只按规则行事，道德不属于我们”），将欺诈作为谋取钱财的基本手段。霸权、强权越来越多地借助金融手段，掠夺弱小国家与弱势群体、中等国家与中产阶层。经济金融化正令资本主义走向疯狂。
自由化乱了思想。自由化是共同体的大敌，自由化会鼓励自私自利，侵蚀共同价值，失去既定方向，最终会瓦解共同体，出现“国家认同危机”。经济自由主义本只是一类思想流派，但是被金融利益集团与强权国家操纵，包装成为普世价值与经济定理，在世界流传。经济自由在一定时空中，的确可以带来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但是，在丛林法则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自由是特定群体的自由，是强者的自由。经过自由主义思想清洗的人士，很容易将西方的问题“内化”为自己的问题；接受了普世价值的人士，也很容易将自己“升华”为国际主义者。对于后进国家而言，稳定发展、安全发展比自由发展更加重要，但是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家，很自然地选择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的危险道路。
两极化乱了基础。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自由化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一端，积累着富裕与繁荣；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一端，则积累着贫困与动荡。酒肉臭与冻死骨并存，减肥与挨饿同在。世界在加剧失衡，国际在加剧动荡，全球在加剧不安全。一些遭遇“资源魔咒”的国家和地区、一些挣扎于贫困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些被世界发展与繁荣边缘化乃至绝缘化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海盗、恐怖分子的渊薮与温床，整个世界由此失去了稳定的基础。
更新观念，积极应对
没有绝对的国家安全。在风险常态化的今天，实现相对安全应当成为安全工作的指导方针。安全维护需要支付成本，安全维护要合乎经济，不可不计代价地维护某一类安全，如此方可实现可持续安全。当今世界，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当局要识别最紧迫的安全，千钧一发的安全，一旦爆发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安全隐患。当局尤其注意，切免被相关利益集团绑架，而对一些并不急迫的安全问题，作过度反应以及过多投入。面对安全目标的无限扩展和资源有限的现实，要在动态平衡中把握安全度，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安全目标的优先性，为此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信息透明机制、危机反应机制、舆论监督机制、部门协调机制以及国际合作机制，不可让问题恶化到不可收拾地步，方才启动早已锈蚀的或根本不存在的安全机制。
要在发展中保持安全，以发展促进安全。如果说传统安全主要涉及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那么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的是竞争与发展问题。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不安全因素，就是发展缓慢，停滞不前。所以，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环境恶化、恐怖组织等等问题主要是发展停滞、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对于一些适度发展的新兴市场而言，发展是硬道理，同样，安全也是硬道理。不发展危险，不公平发展、不合理发展更加危险。这也是先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启迪。加快落后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实现更加公平与均衡的发展，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发展，对于解决非传统安全、乃至解决传统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自助”是安全的最切实保障。资本跨国流动，带来了人员、价值、公民身份的双重认同，双重认同模糊了国家认同，使主权国家认同趋于“碎片化”，如此导致后进国家的安全面临空前挑战。因此，节制资本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是全球化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前提。在全球化大势下，开放是实现一国发展的有效途径，是系统保持活力的有效方法。但是，只有牢牢把握住开放主动权，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政权安全的最大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国际力量多极化是必然的政治选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思想上，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中国古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备战而不忘战，才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好保证，才能为非传统安全奠定坚实的传统保障。
应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实现集体安全。全球化、信息化、自由化令人类的物理距离越缩越小，但是心理距离越拉越大，出现所谓“认同危机”。非传统安全涉及不同层次、涵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有着跨国性特征，但是其威胁大多发生于国家内部，植根于社会体制，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和结构性根源。与传统安全因素相比，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过程长、难度大，需要综合应对。因此，要取得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动以及最后的胜利，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责任你我他，安全靠大家”，形成安全化的“认同普遍化”。为此，必须加强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村社建设，将每个机构、每个组织、每个公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政府要发挥积极领导作用，努力建设一个政府“宣布为危险”、机构“认定为危险”以及公众舆论普遍地“认可为危险”的安全机制，将“低级政治”的安全问题落实到基层，实现集体安全。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安全。非传统安全带来的“生存性威胁”理论上高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的“主权性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传统安全反映世界和平困境，非传统安全着凸显出世界的发展困境。各国即使是出于自利考虑，也会因为“自助”上的乏力，不得不做出“互助”的姿态，与他国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人类社会已由“独白时代”、“对话时代”进入“合作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世界大厦将倾时独善其身。当今世界的诸多安全问题，来自国与国之间信息不对称、战略不互信而引发的摩擦。因此，国家之间平等相待，以诚相待，可以促进跨国治理，实现互利共赢，确保共同安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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