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在现代化中占据核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清晰地证明：
经历完整、充分的工业化，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就会繁荣富强;
在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落伍，如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就会衰败;
工业化进程被中断，如阿根廷等拉美诸国、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就会落入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而被工业化遗忘的国家，如诸多非洲国家，近乎与现代文明、繁荣富强绝缘。
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如今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误导下，中国打开了城镇化、金融化等魔瓶，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中断危险。
西方反华势力阻止、误导中国工业化
近代以来，欧洲、西方列强为了取得“阳光下的地盘”——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资源与市场——而一直在相互争斗与厮杀;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战胜国对付战败国(普法战争后普鲁士之于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法、英之于德国，甲午战争后日本之于中国等)的杀手锏，就是毁掉其工业设施与工业基础;此外，强权国家对弱势敌手动辄叫嚣“炸回到石器时代”，不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
所有这些都揭示：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富强的秘密与关键。
印钱、投机远比工业制造容易、轻松，以金融手段掠夺远比军事手段掠夺来得容易、轻松。西方列强在自己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还努力限制和遏制竞争对手、殖民地从事工业化。
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颁布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条例，如《制铁条例》禁止美洲殖民地制造各种铁器，连马蹄钉都要进口;《制帽条例》则规定美洲殖民地不许缝制皮帽。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休谟强调：“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当美国牢执世界工业化之牛耳时，为防止挑战者“篡夺”自己的工业霸主宝座，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自己的高新科技与设备被竞争对手掌握。一直到1979年，美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1949年)的基础上出台了《出口管理与控制法》，规定不仅美国公司的技术贸易要受美国的管理与控制，而且其他国家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要受美国的管理与控制。
英国的工业革命由纺织业开启，第一桶金主要是由纺织业积累的。但是，英国的纺织业本身无任何竞争优势，完全是在高额关税与强权政治保护下逐渐成长的。为了鼓励本国纺织品发展，同时抑制殖民地印度纺织品的发展，英国采取严重失衡的关税政策。1814年英国对来自印度的纺织品的进口关税是70%～80%，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纺织品的关税只有3.5%。
英国控制伊朗后，在伊朗大肆开采石油，但是，为了抑制伊朗能源工业的发展，老奸巨猾的英国在开采石油时的用电，竟然用进口煤炭、燃煤发电提供，而白白浪费掉采油过程中冒出的油层气。
在最大也是收益最丰厚的殖民地印度，英国统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于一点，就是吸取在北美统治的教训，不让印度走向现代化、工业化，而是努力使之传统化、农业化，为此不惜恢复王室以及消失已久的种姓制度。
今天，国内外自由主义者为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殖民主义政策目标，让中国牢牢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战车上，成为美帝国体系的附庸，竭尽全力以 “华盛顿共识”来取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努力让中国通过各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如贸易、金融、地产等——去制造财富，而不是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如关键零部件与重要原材料等高端制造——提升制造财富的能力。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为此不惜杀鸡取卵，在混合所有制等各种名义下变卖国有企业，向外资转让民族企业的股份，使中国偏离工业化轨道，抑或让中国工业化主导权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
部分学者专家鼓吹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
多年来，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不少内陆，首要选择就是迅速把自己的GDP搞上去。当然，不容否认，在“唯GDP主义”下，中国的工业化、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美国从建国到19世纪下半叶，用了100多年，GDP达到世界第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也是用了100多年，使GDP达到世界第二;然而，新中国用了60年的时间，就使GDP达到世界第二。
有机构分析，未来十年内，中国会超过美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这些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不能陶醉，因为GDP很可能不能说明什么。在1840年之前很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世界，然而经过鸦片战争的检验，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实际不堪一击。
由于存在很多重复建设，产品低端同质，恶性竞争，国内外市场需求很快就一个接一个趋于饱和，由此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中国的基础原材料、纺织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甚至所谓新兴行业——光伏器材等，无不处在产能过剩的痛苦境地。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以壮士断腕的劲头与姿态，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是由于缺乏各类相应的自主创新——长期不重视研发而偏执于引进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成效不彰。
有鉴于此， 一些专家学者为迎合利益集团的需要，采取“鸵鸟政策”，从产能大面积过剩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服务经济。
实际上，就英、美、德、日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与自由贸易不可得兼。工业化必须在适度保护中成长，高关税以及各种非关税壁垒为一国(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垄断市场、高额利润积累(以便扩大投资与研发)等。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可以实现经济繁荣，积累肥膘但无法强健筋骨。
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在外资的激烈竞争与跨国垄断资本跑马圈地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积累的不是工业化的钢筋铁骨，更多的是通过自由贸易而积累的财富肥膘。如此，变成了外汇储备与对外贸易的世界第一大国，GDP的世界第二大国。相关人士与媒体常常陶醉于此，其中不乏几分炫耀。然而，鲁迅先生说得好，倘是个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本文摘选自江涌《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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