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造假，是体制性造假
舞阳造假的根子，不在基层干部的道德和职业操守缺陷，而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逼迫——这一种“下必从于上、下无权监上”的体制性必然，是“数字出官、数字罢官”的考核机制逼出来的体制性悲剧。
其一，权力结构决定造假必然。
上级定指标、层层加码，基数虚高还要求年年递增，明知脱离实际也必须执行。下级只有服从义务，没有质疑权利，完不成任务就是“不作为”或被视为“无能”，要被约谈、问责、边缘化;想保位子、求进步，除了造假无更好选择。体制决定了只让下级对上级负责、不让上级对下级或对事实负责，造假就成了唯一出路。
其二，考核机制是造假的总推手。
一切以数字论英雄：招商看资金额、发展看GDP、政绩看排名。数字好看就评优提拔，数字落后就淘汰出局，只问数字不问过程，只看报表不查实地。商务厅明知数据不实，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变相纵容造假，上上下下都过得去。在这种“唯数字论”的体制下，实事求是成了“另类”或“麻烦制造者”，弄虚作假成了“政治正确”。
其三，监督缺失让造假肆无忌惮。
只有自上而下的考核，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内部监督是同体自查，群众、舆论、人大无从真正约束。造假成本极低、收益极高，不造假反而吃亏，体制天然倾向于制造假数据、美化假政绩。舞阳造假不是某个人的错，是整个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不改变权力结构、不重构考核体系和监督体系，再多的“查处典型”也挡不住无数的“舞阳”。
其四，商务局是个冤大头。
有人说，舞阳造假，主要责任是商务局。恰恰相反，商务局是个冤大头。舞阳造假，是体制性的造假倒逼到商务局造假。年初根据上级安排的各种指标，如：就业、居民收入、财税收入、GDP增长幅度等等，都得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人代会惯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到了年终，各种指标必须完成，如何完成呢?主要靠新增投资才能完成，商务局不造假，体制内的所有的指标都不能完成!商务局招商引资造假了，全局的各种指标任务就都完成了。一个商务局造假，才确保其他部门都“实事求是”了;如果商务局不造假，必然全都负造假之责!
舞阳造假案，如果板子最终重重打在商务局屁股上了事，这就证明这种处理也只是体制性造假的一部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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