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冷战时期开始，我们说世界上形成了一个两极阵营。这两极分别指的是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两极格局的时间持续了40多年，随着1991年底苏联解体，第二年我们也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实际上也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然，在这个胜利被确立之前，已经经过了很多年的过渡期。
资本主义的这一次胜利，不仅仅是标志着过去两极阵营的瓦解，而且开启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期。
从这个时候开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危机，与全世界深度绑定。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可以向那些从社会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商品，而且可以向他们转移过剩产能，以及进行资本输出。
对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一方面把过剩的产能和资本输出出去，另一方面，自己则掌握着关键的核心技术、专利、金融资本等等，以便获取天量的利润。
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分工中，只能承接一些落后产能，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出专利、出设计、出品牌，发展中国家出廉价劳动力、出自然资源、出土地厂房，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二、
没有任何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愿意一直接受这样的全球分工，但是他们大多无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竞争关系。这其中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中国。
这是因为中国与一般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是一个经过了彻底的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又经过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有过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国家。
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意味着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意味着一旦转向资本主义，天然就有资本垄断的优势。不仅如此，对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它还意味着拥有一个彻底扫除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土壤……
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另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就知道。在一个没有完成反帝反封任务的国家，不但工业基础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无从谈起，而且浓厚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
很多人都知道印度存在着严重的种姓制度，但是不清楚的是，这种制度不单单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剥削印度劳动人民，而且严重地制约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低种姓的印度人，从他们出生那天起，就意味着只能做一些“低贱、不洁”的工作，这些人不能自由流动，不能从事稍微高端一些的工作。这种不能从事指的是连尝试的路径和机会都没有。比如一个低种姓的人，在印度的种姓制度里，这类“贱民”是不干净的，他们碰过的水不能喝，他们坐过的椅子不能坐，与他们一起吃饭是会被玷污的。
在这种制度和文化控制下，低种姓人群的教育、就业门槛是被完全锁死的。
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封建的经济土壤没有被革掉，土地高度垄断在地主手里，农业机械化严重不足，近3亿的劳动力不但没有最基础的扫盲，而且连自由流动都被完全限制。
这些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上上世纪都已经被资产阶级革掉的东西，还大面积的存在于印度的土壤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挑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任务自然无从谈起。
三、
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了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和产能输出的同时，自然也彻底改造了自己的制度，将自己完全融入到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不可避免地一并承接了过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很难再延续过去通过产能转移，通过居民债务的方式化解危机的老办法，于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激化，发达国家国债极速攀升。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若干年的产能转移后，自己也遭遇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危机。
于是，它们延续了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办法，开始用凯恩斯主义的方式，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来拉动基建，拉动城市化建设，以便消化过剩产能。
但是由于私有制这个最核心的基础存在，于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基建和城市化建设一并而来的，是天量的地方债务。一开始，这种地方债是可以通过居民债来循环的，因为基建和城市化进程，一并带动了节节攀升的房价，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地方债似乎就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和企业税收来填补。但是，当大家都追求快速发展，追求自己任上的政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优先考虑当下的债务问题，而是认为只要这个循环逻辑还在，就可以一直把这种高债务的模式持续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80后和90后作为承接天量债务的主力军，不但为2008年的过剩危机奉献了他们的青春，也一并献上了他们的未来。
由于上面我们说的那些特殊和优越的条件存在，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跃成为一个可以挑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超级大国。
从2018年的贸易战开始，实际上标志着过去那种全球化分工模式的逆转。以前大家是分工合作的关系，你出钱出技术出规则，我出人出地出资源，你负责专利、设计和品牌，我负责生产、加工和组装。
但现在不同了，双方从过去分工合作的模式，逐渐转向了相互竞争的模式。过去你有的，现在我也要有。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会遇到产能过剩的危机，当它们也将之前那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手段都用尽之后，当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已经无力再背负更多债务的时候，那么双方激烈争夺世界市场的紧迫性就极端突出的表现了出来。
这个世界市场，不但指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也包括双方本国之内的消费市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要搞国产替代，实际上是争夺过去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据的本国市场，而发达国家要搞贸易保护，实际上是排挤被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所挤压的市场。
2020年之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空间快速缩小，地方债、企业债、居民债都到了一个顶峰阶段，过去通过债务来承接过剩产能的路径，正在越走越窄。因此，在高端制造、AI、新能源、无人机、半导体等领域突破，就不但有过去的必要性，而且有当下的紧迫性。
因为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够通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来扩宽一条延缓本国资本主义危机的路径。
而俄乌战争之后，这种老牌帝国主义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不但加剧了，而且越来越呈现出阵营化、区域化的趋势。
也就是说，它们从过去相对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过渡到区域抱团和阵营对抗的局面。从根源上来说，这是全球化分工从过去的相互合作，效率优先，转向当下的相互竞争，相互遏制局面的必然结果。因为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因此大家都要优先保证自己供应链完整，保证自己有更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防止被对方卡脖子，防止被对方切断关键的生产链条。
但毫无疑问，俄乌战争中出现的经济制裁、能源切断、技术封锁、供应链断裂等现象，也确实大大加速了这种阵营化、区域化的趋势和速度。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则不但要强化自身的区域安全，而且还迫切希望通过控制全球能源，关键技术，来遏制和威胁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技术安全。
于是，一个新的两极格局事实上已经形成。
过去冷战时期的两极对立，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而今天的两极格局，则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对立。
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的这种对立，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反而低得多。而曾经那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与后发的新兴垄断资本的对立，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反而要远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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