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1971年8-9月》
最近读国际共运史，越来越感觉到毛主席这段话的真理性。
在十月革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会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会首先在俄国发生，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就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来看，最强大也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是德国。那时的德国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高度发达，这意味着产业工人也高度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政党里面，是最有影响力，规模最大，领导工人最多的政党;德国的工人民主运动的条件要好得多，那里有相对合法的政治环境，遍布全国的地方工人支部、工会组织、工人报刊等等都能在合法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
这里面任何一个条件，都远远不是俄国的工人运动能够比得上的。
彼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畸形，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沙皇贵族的组织下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普及程度远不如英、法、德这些西欧国家，光从国内生产的角度看，简直可以说它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大国，以至于民粹派长时间认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而俄国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不但发展要晚很多，更严峻的形势还在于，它是一个处于残酷的封建专政制度控制下的政党，它没有一丝一毫的空开合法的环境，它的司令部只能设在国外，它的行动是秘密半秘密的形式，它的报刊不能公开发行，甚至来往信件要用隐形药水来写。
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是俄国，而不是德国，原因何在?
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面，有一条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英国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国家，但是那里的工人运动长期受工联主义的分化，缺乏有力的革命政党;法国工人人数较少，还长期迷信无政府主义路线;最有潜力，影响和规模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在后期完全沉溺于议会斗争和经济斗争，把改良当作了最终的奋斗目标，其结果是蜕化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这些西欧工人运动中所碰到的问题，是否在俄国出现过呢?毫无例外，统统都出现过。民粹派主张依靠农民，经济派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变种，孟什维克则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这些形形色色的路线最终被列宁路线克服，于是才有了最终十月革命的胜利。
有人觉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俄国处于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但它完全推导不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因为稍微了解俄国革命史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如果没有列宁主义下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俄国革命的顶峰到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就算结束了，不可能有后来的无产阶级夺权，也不可能有后来在内战中对白军的完全胜利，这些都不是仅仅因为薄弱环节的原因就可以获得的。
同样地，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是正确的路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时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发展远比俄国还要畸形弱小得多，同样地，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力量就更加渺小了。而它面对的敌人，又是异常强大的，这个敌人不但有帝国主义这个后援队，而且第一次大革命后的国民党，还是一个已经夺取了政权，并且相对地稳固了政权，且拥有一支庞大的近现代军队的全国性政党。
正是因为过于悬殊的力量差距，使得斯大林长时间里都不相信中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因为对比十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来看，中国这边要想取得胜利，需要面对的环境又要比俄国当时的环境恶劣得多。在这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完全不够充当主力军的作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跑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把农民当成主力军，马克思主义里面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理论和这样的经验;十月革命的暴动模式，非常依赖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战时沙皇军队深陷前线，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契机，而当时的中国，是不具备这样的历史契机的。
换句话说，如果单用十月革命的经验去看，那中国的革命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它之所以又取得了成功，还是因为它执行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
在俄国，是列宁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中国情况也是一样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提出了议会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路线，这种主张在国际共运上是很多的。后来的“左倾”盲动和立三路线，则是刻板地模仿十月革命经验的结果。而统治了苏区长达四年，把此前积蓄的力量十之八九全部葬送的王明路线，说得官方一点是执行的共产国际路线，但究其实质，根本就是斯大林路线。
最终，是在经过无数次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才确定了毛主席的路线。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即说：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这里所说的领路，指的就是革命的政治路线。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各自国家具体情况的正确路线，因此才会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后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取得相当程度的巩固以后，一个关于如何防止新的国家机器蜕化变质，演变成一台官僚特权机器的重大课题又被摆上了国际共运的历史前台。
事实上，列宁很早就作出过相应的理论探索，并尝试在实践上采取了一些布置，但是由于去世得早，实际上并没有摸索出一条相对成熟的路线来。在他去世后，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得最早的人是托洛茨基，但很可惜的是，因为派系斗争的原因，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几乎完全被斯大林搁置了。
等到赫鲁晓夫一上台，就不是搁置不搁置的问题了，而是完全把一条稳固和强化官僚特权的制度固定下来，并将其理论化和系统化。
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当作修正主义的起点，喜欢从当时的经济基础上去找原因。其实原因根本不在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样的形式上的变化，不在于国有化程度是高一些还是低一些，集体农庄是多几个还是少几个，这些都是表象，是形式上的变化。说到底，这些集体农村，全民企业，还不是当初从资产阶级，地主豪绅手里夺过来后改造而来的。只要路线正确，没有集体化可以有集体化，没有全民企业可以有全民企业，反过来也是一样，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后来不是全部都丢掉了么?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核心就在于抛弃阶级斗争，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把官僚特权合理地固定下来。这样的政治路线一确定，哪怕你就是把全国所有的农庄和企业全部国有化，它的实质也不过就是官僚们的“国有化”而已。
归根结底，还是政治路线的问题，路线一变，就什么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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