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8 年 5 月 7 日，著名思想家萨米尔·阿明教授应邀到访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主旨演讲。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由该所所长汪晖教授主持，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慕唯仁（Viren Murthy）副教授担任特邀与谈嘉宾。
本篇演讲整理稿分为三部分，本文为第三部分。
2018年5月8日，北京，萨米尔·阿明教授与薛翠合影（刘健芝拍摄）
中国的使命与人类未来：坚守主权、重建国际主义
当代西方已然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西欧、美国，以及情况较为特殊的日本等传统西方民主国家，纷纷进入了我所定义的“极权主义制度” 发展阶段。当前西方社会已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垄断权力体系。该体系不仅垄断了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将体系外的各类主体转化为垄断资本的分包者，更全面掌控了政治制度与选举政党体系。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最终都沦为垄断资本的附庸。
客观而言，1945 年前后的社会民主党人曾为工人阶级利益作出历史性让步，这种让步并非所谓的修正主义，而是有限却关键的社会进步，切实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如今，这些力量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 即原始自由主义的复辟，转而标榜 “社会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缺乏逻辑支撑：社会主义与资本自由主义无法共存，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本质是资本逐利的自由，而非劳动者的自由，这一本质从根本上剥夺了民主的合法性。
1915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疾呼：“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在当代西方社会，民众依然拥有投票权，多数国家维持着多党制或半多党制，部分地区的选举流程甚至不存在舞弊行为，但这样的自由投票究竟有何实质意义？选举结束后，议会往往会宣称自身无权决策，一切必须服从 “市场” 的要求，而 “市场” 不过是垄断资本的委婉表述。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曾直言：“民众可以自由投票，但欧洲议员的决策必须在市场划定的边界内进行。” 若民主的最终结果是被资本束缚手脚，那么选举的价值便荡然无存。我的一位幽默的经济学家朋友写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专业的经济学家，如果他们都只是在重复同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供养他们？
与此同时，垄断资本实现了对信息传播与媒体舆论的全面控制。过去的媒体尚且存在多元声音，如今全球媒体却在不断输出同质化内容，沦为服务金融贵族的 “意识形态工具”。垄断资本还完成了对文化领域的重塑，个体被资本逻辑格式化，看似拥有自由独立的身份，实则沦为媒体的被动消费者与观众，不再是具备主体性的劳动公民，这便是垄断资本塑造的新型极权主义。相较于传统法西斯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更为温和，无需民众主动拥护，只需让大众陷入沉默、接受 “别无选择” 的现实即可。但这种温和的极权主义并非永恒，一旦全球范围内的反抗力量崛起，便会露出凶残本质，将民众的示威与制度反抗定义为犯罪，因为任何反抗都是对其统治根基的威胁。
当前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已走到历史临界点，未来发展面临两种极端可能：最好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率先觉醒，通过持续斗争唤醒广大民众，让全社会认清资本统治的本质，进而制定系统性的斗争策略，开启摆脱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最坏的结果，则是资本统治进一步强化，全球陷入更深重的危机。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正是找到破解资本主义危机的路径，这也是我著作《走出资本主义危机》所探讨的核心命题。
当代帝国主义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其本质发生了根本性质变。传统帝国主义以单一国家为主体，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对立，甚至爆发战争；而如今，美国、欧洲、日本结成了紧密的集团帝国主义，成为历史上首次形成的帝国主义利益共同体。
这一集团帝国主义的证据无处不在：在美国主导下，西方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军事联盟体系，盟友虽拥有表面的话语权，最终却必须服从美国的战略决策。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向南方国家转移，集团帝国主义为维持统治，不得不依靠越来越多的暴力手段。他们比任何国家都清楚，自身已无法永久主宰世界，却依然通过深度联合，操控中小国家执行针对全球南方的遏制战略。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人类总量的85%，未来几十年将逼近 90%，却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支配。
南方国家的民众必须认清现实：我们无法在现有帝国主义体系中实现平等发展，集团帝国主义绝不会接受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更不会主动放弃霸权、心怀善念。当下部分中国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中国凭借高速经济增长，能在现有全球化体系中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西方最终会接受中国的复兴。这是极其危险的幻想，西方集团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中国崛起，若不摒弃幻想、做好斗争准备，不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中国必将遭遇全方位遏制，甚至面临军事冲突的威胁；中华民族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
基于以上分析，我得出两个核心结论：第一，美欧日三巨头绝不会接受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即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西方也不会接纳。苏联的历史就是最深刻的教训：叶利钦曾天真地认为，抛弃社会主义、全面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俄罗斯就能被西方接纳，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平等伙伴。但苏联解体后，西方的真实行动是全面瓦解俄罗斯经济与工业体系，将其沦为供应原材料的附庸国，本质上就是西方的殖民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与当年对苏联完全一致，他们从根源上拒绝中国崛起，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帝国主义的霸权本质与险恶用心，在具体行动中暴露无遗：美国以 “无核化” 为借口，将朝鲜、伊朗列为军事打击目标，这绝非偶然—— 两国分别紧邻中国东部与西部边境，是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同时，美国长期支持 “藏独” 分裂势力与新疆境内的极端宗教势力，甚至公开制定分裂中国的计划，试图将中国分割为在全球体系中地位不同的区域。这些机密文件早已公之于众，美国多位总统均认可这一战略，克林顿政府甚至曾公开设想针对中国的毁灭性战争。
面对帝国主义的全方位遏制，中国应坚守两大核心原则：首先，保持战略清醒，认清西方的真实企图，这是应对挑战的前提；其次，坚守金融主权，避免全面卷入由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金融全球化。
1979年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90年代全面参与贸易全球化，进出口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资本投资全球化，既吸引外资进入，也稳步推动对外资本输出。但中国始终坚持自主制定全球化规则，不允许外资在华肆意妄为，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优势。
更关键的是，中国至今未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国有银行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牢牢掌控人民币汇率定价权，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制定，而非被所谓的 “市场” 操控，这一战略选择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从经济数据来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 占全球 18%，按现价美元计算占 16%，两项数据高度接近，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对比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金融全球化参与度为50%，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全面推进金融全球化，使其参与度达到100%，结果是印度经济被西方垄断资本操控，沦为资本分包商，大量经济利益流向西方。中国至今仍掌握金融主权这一 “核心武器”，绝不能主动放弃金融自主，一旦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西方垄断资本会立即利用金融工具遏制中国发展。坚守金融主权，是中国应对国际挑战的决定性保障。
1950年，浙江省嘉兴镇东乡农民土改胜利完成后，农民高彩官和家人手拿领到的土地证图源新华社
关于 “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的讨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提问方式。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绝非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完全私有，尤其是土地私有化，而中国农村土地始终实行集体所有、村社管理，致力于保障农村家庭平等享有土地权益，这一制度虽未完全实现理想状态，却为农民、工人和中产阶层的广泛联合构建了社会基础，这是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同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发展的另一大 “核心武器”。若放弃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土地完全商品化，中国将重蹈巴西的覆辙。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全球 6%，却养活了全球 22% 的人口，粮食自给自足的成就，与土地非商品化的制度密不可分。
巴西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7倍，却因长期实行土地私有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农村人口锐减至不足10%，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国绝不能走向这样的发展道路；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必须应对的第二大核心挑战。
中国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与全球所有国家一样 —— 如何应对走向衰落的资本主义，这既是美欧日三巨头内部民众的挑战，也是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共同使命。当前全球范围内反对垄断资本、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运动层出不穷，这些斗争具备充分的合法性，但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无论是地方、国家还是全球层面，都未能形成统一力量，只能采取被动防守策略，试图捍卫已有的权利，将战略主动权完全交给敌人。我们必须实现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变，提出另类的发展方案，要求垄断资本适应人类的共同需求，而非让全人类屈服于资本逐利的逻辑。这一目标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斗争与积累，更需要打破分散局面，形成全球联合力量。
国家依然是改变全球力量格局的核心载体。人们仍需通过国内斗争与选举推动政府转型，进而重塑国际秩序。马克思早已认清这一本质，因此他不仅撰写《资本论》剖析资本主义规律，更作为第一国际的创始人，推动全球无产阶级联合。马克思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并非抽象的道德人道主义，而是基于共同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联合，这是第一国际的核心使命。此后，第二国际推动西欧工人阶级组织化，列宁领导建立的第三国际，首次实现了西欧与亚非拉人民的全球联合，成为国际主义的典范。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圣马丁堂成立，即“第一国际”，马克思是该机构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当代世界需要重建新型国际联合组织，而非仅仅停留在世界社会论坛等对话平台。自由辩论具备一定价值，但无法形成统一的斗争战略，只有建立真正的国际联合，才能凝聚全球反抗力量，制定共同战略，最终实现推翻资本统治的目标。
我无意刻意将 “革命” 加以特殊强调，此处所谈的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进步，为未来迈向社会主义道路铺垫基础、创造条件。毛泽东同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历史耐心，他从未将1949年的胜利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既非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孙中山与国民党尝试建立却最终失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质是人民共和国，这一定位有着本质区别。
在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社会发展存在两种走向：既可以稳步迈向社会主义，也存在倒退至资本主义的可能，毛泽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我们必须认清当下在通往共产主义征途上所处的历史方位。
张汝为设计，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在马克思以及我看来，共产主义绝非空想乌托邦，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形态。这一社会形态以团结取代资本赖以存续的竞争逻辑。资本体系下，竞争无处不在：企业之间相互角逐，劳动者之间彼此博弈，国家之间相互对抗，甚至还衍生出基于肤色对立的族群纷争，这也是我所坚决摒弃的。而共产主义立足于团结原则，实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全球范围内的携手共生，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境界。
再回看毛泽东同志，当被问及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多久、国人是否具备足够耐心时，他答道：“大概要一千年。” 这固然是夸张的表述，意在指明共产主义绝非朝夕可成，但前进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让我们一同将今天的理想变为明天的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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