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下的民主政治，正处于一种同时处于高度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状态之中。一方面，身份政治、移民问题等等一系列的议题充斥着公共空间，而这也伴随着相较于千禧年时代越来越高的投票率;但同时一些学者也观察到，这些高度政治参与实际上没有换来实际上的「政治效果」，政客的实际行动与竞选纲领之间的背离越来越明显，而且背后的根本机制，是政党与社会团体作为一般民众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中在不断衰退之中。以至于一些政治学家指出，在国家政治与大众观点之间存在一片空白。这个时代应当被称之为「后政治」的时代：新自由主义以来高度的原子化与社会中层团体的流失，导致了「高度的政治参与」与「聊胜于无的政治后果」同时存在。
而本次刊登的文章《在去政治化的泡沫与民众的愤怒中，新右翼正在崛起》指出，这一空白成为了当前极右翼不断崛起的环境与条件。文章的作者指出了当前欧洲与美国极右翼政治的四个特点：第一，极右翼政治的生存建立在这一片空白之上;第二，这些政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重新恢复了阶级政治，即将新自由主义抛弃于排斥的工人阶级以一种保守的方式重新政治化了;第三，极右翼在这一片碎片化的土壤之上，正在将「传统的民族主义」重新政治化，将其打造为一个核心的政治议题与意识形态;第四，这一系列政治组织建立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核心媒介是「新媒体」——对于新媒体的使用没有将碎片化的民众整合起来，而是通过对于特定政治议题的影响，引发与驾驭一系列短暂且情绪化的社会运动，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新型策略没有改变「有政治参与、无政治后果」的总体现实，但是帮助右翼以一种「碎片化社会运动」与「技术官僚政治」结合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一系列议程。例如乌尔班与特朗普通过其选举后的多数支持，系统性地破坏司法独立与媒体独立。而这样卓有成效的民立，腐化实质上让其所代表的政治集团主张的政策被保护了起来，免受波谲云诡的民意与碎片化的运动破坏，最终成为了难以根除的「政治遗产」。这一借助后政治时代的民主逻辑、建立「非民主的政治」，最终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保守议程的策略，事实上与1930年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策略如出一辙。
而面对这一困境，作者也对进步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在新左看来，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个问题：「这样的政治空虚的后政治年代，左翼为何失去了优势?」
延续作者的思考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原因：首先，工人组织的社会资本与团结，本来就是左翼对抗右翼经济资本的利器。工人曾经组建工会、集体行动、用存钱罐筹款、忠诚地支持工人政党，而正是这一系列的社会资本积累，不断对抗着财团与资本家的巨额政治捐款，实现了上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成就。而当新自由主义将矛头对准这些中层社会团体，工会在打击下不断衰落之后，左翼事实上缺乏了其最为核心的支持——基层组织的支持。而第二个是原因：本文作者不断谈到的「缺乏政治后果的政治参与」，本质上不只是因为国家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的失联，更是因为「政治可能性」本身在不断地被压缩。比如「再分配政策」：不是民众所支持的再分配政策没有实际效果，而是再分配政策会被目前的政治精英集团以及技术官僚所一致排斥。而这造成了一种左翼无能的现状。最为刺目的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反对欧盟财政紧缩政策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一旦当选之后，欧盟的压力与自身的妥协导致激进左翼联盟背叛了自身的选民，选择了欧盟所施加的紧缩政策。这意味着，只是靠着一时接近民意上台的左翼在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环境，时常会畏手畏脚——但左翼最为核心的吸引力，正是在于再分配乃至于革命的勇气。而与之相对，右翼民粹主义所主张的那些政策，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实无伤大雅。因此，右翼政客与政治经济精英之间有更多的妥协空间。毕竟，左翼要求精英消失、一无所有者得到一切;而右翼民粹最只是要求精英扮演「民族」的守卫者。这样来看，显然是后者更加能够推行实际有效的政策。
因此，我们对于当前结构之下「左翼政治」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持审慎的悲观态度。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限制，实际上打断了左翼的一条腿——基层组织;而在另一条腿方面，结构性限制导致了一次又一次选举上的背叛，左翼反而显得比右翼要无能的多。
当然，文章作者所谈到的政治虚空，不意味着左翼应当彻底绝望，不再积攒其政治影响——DSA与德国左翼党的成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民众普遍对现状不满的时代中，更加鲜明的左翼立场比中庸温吞的改良之貌更加能够取信于民。而这一政治空虚，更不一定始终对左翼不利。当政治经济上结构性的困境更加严重、精英之间的斗争与内战更加激烈;当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在某些历史时刻成为可能之时，左翼才会真正展现出其比右翼更加「有为」的一面——只有我们才敢触及这个社会最为深切的沉疴：阶级之间的压迫;也只有我们才敢于提出那个真正能够改善每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
去政治化的泡沫与民众的愤怒中，新右翼正在崛起
这或许是新政治时代的黎明：一种全新的右翼政治正在挑战自由主义在过去八十年间的正统地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的运作方式。
政治学家彼得·梅尔2006年发表在《新左评论》上的精彩文章《统治虚空》(Ruling the Void，后于2013年在他身后结集出版为《统治虚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深刻揭示了当时的政治动态，也相当准确地预示了后来的趋势。梅尔的核心观点是，当时出现了“双重退出”现象：向下看，公民正在离开大众选举政治的舞台——选举投票率下降、党员人数锐减、党派认同瓦解、对制度的信任持续走低，都是明证;向上看，政治阶层也在退出。政党已经脱离公民社会，变成国家的影子延伸。政治家不再充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而日益变为同质化的职业阶层。梅尔认为，精英倾向于通过“去政治化”来管理这片虚空：他们把有争议的决策交给非多数决机构，如央行、法院、监管机构，尤其是欧盟这样的组织来定夺。
梅尔指出，这些力量是“相互强化”的。他写道：“公民从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精英则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去追求自己的共同利益。”他的分析基于他与政治学家理查德·卡茨在1995年提出的“卡特尔政党”理论。梅尔所说的“虚空”，正是政党不再连接二者之后，在冷漠的选民与自我封闭的统治阶层之间出现的那片空地。
在梅尔看来，欧盟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它是由各国领导人刻意打造的一个与大众争议隔绝的领域，一个“有政策而无政治”的空间。他用“非政府组织加法官”取代大众参与这一说法，精准概括了技术官僚治理的兴起。2009年欧元危机爆发后，他从一位敏锐的政治学家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先知”。下面这段话集中概括了他的核心观点：
“这种双向脱离可能带来两个结果。首先，由此产生的空隙有时会助长民粹动员，这种动员通常来自右翼但并不绝对。换句话说，由于这种退出，政治阶层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就在许多民主国家成为了争议焦点。其次，正如上文所述，公民与政治领袖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也助长了精英对更多‘非多数决’决策方式的需求，也助长了要求非党派、非政治机构——如法官、监管机构、央行和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
梅尔的结论十分直接：政党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对技术官僚与民粹之间辩证关系的精彩描述，在欧元危机期间真的变成了一剂毒酒——宏观经济政策日益被移出政治竞争的领域，交到非选举产生的官僚和律师手中。在爱尔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债务国，国家主权严重削弱，欧盟委员会官员几乎成了“准总督”。这催生了反建制政党的民粹主义回应，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与金色黎明党、西班牙“我们能”党与呼声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与北方联盟。这一动态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分析，例如克里斯·比克顿和卡洛·因韦尔尼齐·阿切蒂在2021年出版的《技术民粹主义》(Technopopulism)。
多年来，批评者从供需两端对梅尔的论点提出质疑，即精英(供给端)和公民(需求端)是否真的在持续脱离政治。
2014年，刚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承诺精英将回归政治，宣称他要领导一个“政治委员会”，而不是只会机械执行规则、统一标准的技术官僚机构。这一趋势在2015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特朗普再次当选后进一步加速。事实上，布鲁塞尔在财政政策上变得更灵活(放松标准，并通过“下一代欧洲”计划和新冠复苏方案共同举债)，在移民政策上更政治化(日益收紧边境，甚至设立难民中心)，在防务(增加军备、支持乌克兰)和绿色转型(先加速，后因政治变化而放缓)方面也更加积极。在德国等关键成员国，也出现了部分摆脱“债务刹车”和将财政政策宪法化的迹象，尽管操作方式是由一位竞选时承诺不这么做的总理推动的，仍带有精英合谋的色彩。但多数人认为，这些微调仍发生在政治职业化的整体趋势之中。
在需求端，即公民层面，2013年之后，多场争议巨大、影响广泛的投票重新调动了大量公民参与：英国脱欧公投的投票率达到72%，2020年和2024年的美国大选投票率都很高，2019年和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也创下199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虚空地带并不安静。与之相伴的还有文化战争、“黑命贵”运动以及加沙抗议。政治已渗透到文化生活的许多领域。
一些评论家将这些趋势视为对梅尔论点的直接反驳：看，虚空地带已经被民众的愤怒填满了。但政治思想史学者安东·耶格尔在其新书《超政治：极端政治化却无政治后果》(Hyperpolitics: Extreme Politicization without Political Consequences)中，有力地维护了梅尔的理论框架。耶格尔将过去一个世纪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大众政治”时代——政党、工会、教会、大规模党员的世界，这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其次是“后政治”，它定义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其间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历史终结”论以及去政治化的技术官僚治理。再次，“反政治”是2010年代的特征，第一波反建制民粹起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当前的特征则是“超政治”：政治无处不在，渗透进食物、音乐、体育和身份认同，却似乎什么都改变不了，因为将激情转化为持久权力的传统基础——政党、工会和公民团结——已经被掏空了。耶格尔这本书的副标题本身就是他的核心论点：“极端政治化却无政治后果”。政治化已经与组织脱节。有情感，却没有基础。
耶格尔的理论表明，超政治化的公众既可以比梅尔所描述的卡特尔政党晚期那种冷漠的公民显得更为政治化，同时在组织层面又被掏空得同样彻底。耶格尔实际上是以梅尔关于政治“空心化”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正是由于各类中介组织的逐渐消失，政治化才演变成一种弥散于社会环境之中、间歇性爆发、且很少产生现实后果的状态。耶格尔的《超政治》可以被视为《统治虚空》的续篇。他认为，进入公民与国家之间那片空白地带的，只有政治情绪与氛围。即使政党成员数量持续下降，选举投票率仍可能突然上升。在他看来，这并不构成悖论，而恰恰是“超政治化”的表现——那片虚空依旧是虚空。
我认为，将左翼的大量行动主义定性为“超政治”和缺乏后果的政治化，是公允的。“黑命贵”运动和“占领华尔街”或许是此类短暂爆发又迅速消散的运动的典型代表。
在右翼阵营中，意大利的焦尔吉娅·梅洛尼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她所属政党的后法西斯主义渊源、那段在网上广泛传播的“Io sono Giorgia”(“我是焦尔吉娅”)演讲，以及她对“上帝、家庭、祖国”的反复申述，更多体现为政治氛围层面的转变，而非实质性的制度后果。她执政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恰恰是她在填补政治虚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她力推的制度改革方案，包括允许选民直接选举总理的“总理制改革”，以及被批评者认为会削弱司法独立的“诺尔迪奥司法改革”，均在议会陷入停滞，并在3月的全民公投中被否决。梅洛尼的执政路线遵循财政正统原则，并保持与北约的一致立场。从很大程度上说，她重新回到了去政治化的政策领域，并未对既有格局进行拆解。
特朗普总统任期的许多方面也呈现出同样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伊朗的战争堪称新超政治的典型——声势浩大，最终却并无实质意义。当然，这场战争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与破坏，扰乱了能源市场，也给全球数亿人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核计划、政权性质，也没有改变其与邻国的关系。
然而，梅尔和耶格尔的制度主义视角，仍可能忽略全球政治中正在发生的一个新转变。这一转变以众多所谓“新右翼”力量的崛起为标志。很难否认，新右翼的某些政治实践已经产生了实际后果。尽管这种后果或许无法用传统政党组织形态的标准来衡量，但确实体现在公共领域本身的转型之中。在我研究新右翼的过程中，我逐渐相信，一批新的政治运动或许能够永久性地填补梅尔所说的虚空，而且填补方式不同于传统政党——它们可能创造出一种21世纪的新型大众政治，并带来真实而持久的后果。
维克托·欧尔班或许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他成功地将一套明确的政治学说，与对匈牙利政治体制的全面重塑结合起来。这套学说最早系统呈现在他2014年的演讲中，当时他公开主张建立一种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非自由民主制”。与此同时，他推动制定了新的《基本法》，控制了新闻媒体，建立了有利于执政党的选区划分制度，在法院中安插政治盟友，并培植了一个忠于自己的寡头集团。欧尔班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泡沫，而是一种能够长期维持的政治秩序。诚然，他在2026年4月的选举中落败，但那已是他执政十五年之后的事，而且反对力量只有通过一场大规模的反向动员，并在相当程度上吸收和运用欧尔班本人的政治手段，才最终实现了这一结果。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经历，同样是新右翼超越“超政治化”的一个例证。该党试图复制欧尔班的政治议程，包括在宪法法庭中安插立场相近的法官，将国家电视台TVP改造为国家宣传工具，并推行一系列可能使司法体系政治化的改革。该党的政治方案最终在2023年的选举中被选民否决，当时投票率超过74%，创下波兰历史纪录。然而，这些改革并非没有留下深远后果。那些已被执政党掌控的制度机构，在政府更迭后依然继续存在。2025年6月，获得法律与公正党支持的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赢得了总统选举。如今，他通过创纪录数量的否决决定，并持续将议案提交给仍带有明显党派倾向的宪法法庭审查，来阻挠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恢复法治秩序的努力。他甚至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一部全新的宪法。英国脱欧以及改革党在英国的崛起，也同样表明：新右翼即便没有复制二十世纪群众型政党的组织方式，仍然能够产生真实而重大的政治后果。
过去两年里，我投入了大量时间，与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政治人物、政治战略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交流。这些人分别隶属于新右翼的不同政治运动，主要来自欧洲，也包括以色列和美国。许多人认为，这些运动不过是打着恢复美好往昔的旗号，重新包装一些陈旧观念。但在我看来，右翼适应这个当代世界的方式，具有某种极端现代性。我归纳出它们在运作方式上的四项共同特征，而所有这些特征都可能最终终结梅尔所说的政治虚空。
我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些政党将这片虚空视为新右翼天然的生存环境。它们最推崇的思想家，如阿兰·德·伯努瓦、帕特里克·德尼恩和约拉姆·哈佐尼，都主张自由主义正在掏空我们的社会，使个人在全球性挑战面前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冷战后的全球主义形态尤其如此。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最终会导致社会原子化，因为它忽视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集体认同形式——如家庭、族群和民族——而这些在自由主义框架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些思想家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最初或许出于善意，也颇具吸引力，但逐渐消磨了国家之间的差异，取消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抽空了社会的意义。新右翼批判的核心在于：自由主义所创造的深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使人们在面对全球化的新危机时感到无能为力。
为德国选择党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贝内迪克特·凯泽，在其2023年著作《危机的汇合》(Konvergenz der Krisen)中指出，这些危机从根本上损害了传统政党的合法性，并为新兴力量提供了发展空间。凯泽认为，“永久危机”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社会中深度互联的必然结果。他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认为这些冲击将造成统治精英权威的全面危机。梅尔所说的卡特尔政党，曾努力将政治决策排除在公开争论之外。而新右翼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则是把每一场危机都重新归结为同一项指控：精英的行动并非为了你，而是为了银行、大公司和全球精英，国家已经丧失了控制能力。新右翼并非进入一个既有的虚空;它更像是梅尔所描述的政治虚空的“创业者”，主动经营和利用这片虚空，将去政治化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原材料。
德国选择党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典型。该党由一批经济学界人士创立，最初于2013年以一个疑欧派“教授党”的面貌出现，旨在挑战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反复提出的主张——即德国继续留在欧元区以及出手救助希腊都“别无选择”。然而，随着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德国选择党开始转向反移民立场。新冠疫情期间，该党又采取了反疫苗立场。2018年绿党参与组建执政联盟后，德国选择党还推动了一场反对绿色政治与环保政策的“绿色反弹”。
新右翼的第二个维度是阶级政治。梅尔的分析中，分配政治几乎被忽略，这一点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而新右翼政党却早已意识到，工人阶级选民是它们构建选举基本盘的关键所在。在梅尔看来，选民远离政治是一种冷漠;在新右翼眼中，这却是一群可以被争取的对象。政治虚空在工人阶级这一侧从未真正空置，反倒成了最肥沃的政治土壤。牛津大学教授彼得·普尔泽在20世纪60年代曾写道：“阶级是英国政治的基础，其他一切都只是修饰和细节。”然而到了2024年，这一判断已不再适用于那些长期主导英国政治的传统政党。
据政治学教授约翰·柯蒂斯观察，工党和保守党如今的阶级构成已十分相似。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是个例外，该党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社会阶层位置最低的人群中最受欢迎。根据YouGov在2025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从工党转而支持英国改革党的选民，拥有大学学位的可能性只有继续支持工党者的一半，二者分别为25%和51%。”这一趋势在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从1998年的48%下降到2025年的12%。与此同时，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选举中获得了38%的工人阶级选票，比2021年上升1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该党在全体选民中的得票率为21%。在法国2024年提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获得了59%的蓝领工人选票。而极左翼、社会党、右翼共和党及其盟友、以及马克龙的中间派加起来才勉强得到41%。在美国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66%的白人工人阶级选票，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仅有可怜的32%。
新右翼似乎成功让最反政治的选民重新政治化了，不过，这种再政治化并未采取梅尔所推崇的制度化形式。引导民众的是政治领袖，而非政党。许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新右翼领袖——比如特朗普和法拉奇——在现实的分配冲突中，或许维护的主要是精英利益。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点并未削弱他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张。像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青民盟这样的政党，则可以说明它们如何将资源和支持转移给这些关键选民群体，其中也包含在选举前夕作出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的夸张承诺。
在政策层面，这些政党可能也在发生静默的转变：它们正从吸纳由反政治情绪驱动的抗议选票，逐渐转变为能够将某些社会群体的偏好转化为新型政治议程的政治运动。新右翼的政策试图通过抵制全球化，来争取那些感到自身社会地位正在下降的工人阶级选民。其议程主要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移民、贸易、外交政策以及国家重塑。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一项相互贯通的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其核心目标在于，宣称要将传统主义版本的民族文化重新置于公民生活的中心。文化并非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它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为了抵制自由主义和所谓“觉醒”文化造成的离心力量，新右翼尤其重视那些旨在重建民族主义文化认同的政策，并以对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解释作为这种认同的核心。柯蒂斯及其合著者在讨论英国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如下概括：
“对改革党的支持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抗议’。虽然与一般选民相比，该党支持者确实更有可能面临生活成本困境，更关心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也更不满国家治理方式，但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社会保守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体现在他们对移民、平等政策和福利支出的态度上，并且同该群体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它们由年长选民以及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组成。”
然而，新右翼填补政治虚空的主要方式，在于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梅尔和耶格尔之所以认为新右翼的崛起不会产生实质性后果，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主要关注传统政党的结构与作用。新右翼则通过重新发明政治本身，成功填补了这片虚空。它面临的最大机遇，来自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以及主流媒体守门人权力的削弱。新型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为新右翼政治人物和评论者提供了塑造大众叙事以及组织自身的新途径。
信息生态系统一旦分裂，政治便开始演变为一场围绕“谁有权定义意义本身”的斗争。新右翼知识分子罗德·德雷尔援引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流动的现代性”时刻：在这个时代，事件变化太快，制度和实践还来不及稳定下来就已发生改变。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绝对可知的真理，转而依赖情感或个人主观感受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自由主义政治对理性、客观事实和专业知识的强调，反而使它在新的注意力经济中处于结构性劣势。
克里斯·海斯在其近作《塞壬的召唤》(The Sirens’ Call)中指出，人的注意力是一种有限资源，正在被大规模商品化和收割。他将当下的注意力比作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曾经高度专业化、难以被替代的劳动力，在机械化生产下变得可替代并被商品化。今天，注意力正在经历同样的变化：它被切割成可以交易的单位。能够激发强烈情绪的内容，比如愤怒、恐惧和群体忠诚，往往能获得最广泛的传播。因此，新右翼在争夺选民注意力时，常常能够胜过主流政党。气候变化或跨性别权利这类议题，已不再是科学或政策问题，而变成了划分群体的身份标记。曾经支撑自由主义的媒体，正把阵地让给一个为其挑战者赋权的信息空间。法拉奇曾对我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我就不会存在。”对许多新右翼政治人物而言，情况同样如此。波兰自由与独立联盟的一位高层今年向我解释说，新媒体是该党成功的关键：由于法律与公正党控制了公共广播，他们的阵营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只能转向社交媒体寻找替代平台。
梅尔始终是一名制度主义者，他对大众政党民主的衰落深感惋惜。他借助政党研究的分析工具，考察了政党作为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也正因如此，他没有充分预见到，填补政治虚空的不会是某种替代性制度，而是一种“后制度化”的政治形态——一种网络化的、情感驱动的、以领袖为中心的、跨国的新形态。新右翼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嵌入碎片化公共领域的超现代形式。
梅尔说得没错：一个退缩到国家保护之下的统治阶层，已经丧失了读懂挑战者的认知能力。他解释了主流政治力量为何会在智识上被彻底缴械。但他在写作之时，小布什还在执掌白宫，托尼·布莱尔仍在唐宁街10号，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20%，马斯克的名字还只是某款须后水的代名词。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早于iPhone的问世，早于脸书的崛起，早于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与邻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当然也早于人工智能的兴起。
然而，新右翼已经发展出一种能力，能把算法主导的信息空间转化为自己的天然领地。在这个空间里，公共领域高度碎片化，情绪压倒事实，社交媒体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新右翼并非简单地使用数字媒体，它本身就是最适应今天这个世界政治形态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政治化渗透进日常生活，却又与稳定的组织结构相分离。新右翼选择了一个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参与、却只能最小限度组织起来的空间作为自己的战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25年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有位演讲者会对我说：“砸烂东西本身就是目的。”在后梅尔的政治时刻，决裂的姿态本身就成了兜售政治产品的方式。不过，一旦新右翼掌控国家机器，它仍然能造成持久的后果。欧尔班建立的党国体制、国家保守主义网络、近年来形成的布达佩斯—伦敦—华沙—华盛顿会议网络，以及相关的智库和跨国协调机制，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新右翼是第一个破解了“超政治”难题的政治力量，这也是它不断获胜的原因。这场革命不仅关乎通过了哪些法律，更关乎政治本身正在变成什么模样，以及主流政党在面对新右翼时，被迫以怎样的方式去实践政治。这恰好是最具梅尔式色彩的结论：卡特尔政党开启了政党民主瓦解的进程，而新右翼正在将这一进程推向终点。取代旧格局的，不是一套新的大众政党，而是一套能够持续进行情感动员的基础设施，并借此重新定义政治游戏的规则。如今占据政治虚空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也不是转瞬即逝的政治泡沫，而是一种新的制度——它们栖身于虚空之中，也通过掌控注意力经济来不断利用这片虚空。
那么，进步主义者能拿出什么回应呢?他们常常陷入两种陷阱：一种是围绕身份认同展开的“超政治化”，另一种是“技术官僚交付主义”，也就是相信只要政府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成果，政治问题就会自行解决。他们还寄希望于新右翼因内部矛盾而自行垮掉。比如，新右翼一方面利用公众对传统政治的低期待和犬儒心态，另一方面又试图唤起大众激情，重新赋予公共生活以魅力和意义。这两种冲动有时会彼此冲突。特朗普可以通过在媒体上激烈抨击移民问题来提高支持率，但一旦他真的动用街头执法力量去落实相关政策，又可能失去一部分支持。
虽然新右翼的议程确实充满内部张力，但我认为，左翼和中间派政党不能坐等它自我崩溃。如果他们要在这个新政治时代展开竞争，他们就必须在真正有根基之处站稳脚跟，真诚地面对人们有关人口变化和经济衰落的恐惧。这对于形成一种执政理念，也即工人阶级选民不会被抛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塑造一种新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要能在情感层面上与新右翼所诉诸的国家、社群和家庭产生同等的感染力。如果说新右翼已经证明梅尔所说的政治虚空确实可以被填满，那么今天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就是：那些拒绝新右翼答案的人，能否用自己令人信服的论据去填补那个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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