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萨米尔·阿明
被访者：萨米尔·阿明
主持人：刘健芝
文字整理：薛翠
2011年12月，三峡。萨米尔阿明与刘健芝合影。(全球大学拍摄)
【原编者按：2026年9月4日，是萨米尔·阿明教授诞辰95周年，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南南自主与团结”为主题举办纪念阿明座谈会。本次会议立足阿明思想遗产，旨在回望经典，赋能当下，聚焦全球南方发展困境与合作创新路径，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学术智慧。值此大会召开，我们重新将阿明教授十年前的访谈重新整理成文发表。尽管时间久远，但他的思想对今天我们理解世界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2015 年 10 月 10—11 日，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承办。萨米尔·阿明教授应邀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2日，阿明教授接受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作深度访谈。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年 9月4日—2018年8月12日)，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重要奠基人、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生于开罗，逝于巴黎，父亲为埃及人，母亲为法国人。
1957 年获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1963 年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并担任马里政府计划部顾问;1963—1970 年任职于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先后在法国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以及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等高校任教。1970—1980年出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1980 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1997 年起兼任世界另类实践论坛主席。
阿明一生笔耕不辍，代表作包括：《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3)、《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世界价值规律》(1978)、《去依附》(1986)、《欧洲中心主义》(1988)、《世界一体化的挑战》(2003)、《自由主义病毒》(2007)、《结束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2011)、《全球史：来自南方的视角》(2011)、《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2014)、《人民的春天》(2017);另有两部自传：《一生前望：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2006)、《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走向新的反帝国主义国际》(2019)。
全文分为3个部分，本文为第1部分。阿明以毕生共产主义信仰为底色，结合新编万隆会议前后埃及革命史料，复盘1955—1957年埃及共产党内部的革命路线论战，剖析全球南方国家解放运动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彼时埃及共产党形成两条对立革命路线：苏联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以及受中国新民主主义思想启发、依靠工农与城市贫民的人民民主革命路线，而教条主义思辨缺位导致党内思想陷入混乱。万隆会议后，全球南方分化出人民革命与国家资本主义两条发展道路，纳赛尔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曾通过工业化、民生改善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积累执政合法性，但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彻底转型溃败，从普惠良性发展转向两极分化。阿明进一步剖析埃及共产党发展短板，指出其因脱离群众、未构建落地的人民民主制度，错失革命机遇。同时梳理当下阿拉伯国家思想乱象，民众对民族独立、发展道路认知混乱，南方国家至今难以探索出自主的另类发展道路，凸显全球左翼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
萨米尔·阿明访谈
刘健芝：请您谈谈，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一名共产党员，您的人生历程与思想轨迹。
阿明：我从17岁起便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至今日，这份信仰从未动摇，未来也将始终坚守。严格来说，我的党员身份并非一直存续，其中有着诸多复杂缘由，但我始终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始终以党员的标准砥砺自身。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会盲从政党的所有决策与主张。近期，我在埃及出版了一部著作，先推出阿拉伯文版，后续又发行法文版，目前尚未推出英文版。书中整理收录了一批极具历史价值的核心文献，聚焦1955至1957年万隆会议前后的关键历史阶段。
青年萨米尔阿明(网络照片)
对埃及而言，这一时期见证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6年10月的苏伊士战争，以及1957年大规模国有化改革与埃及所谓“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启。我之所以整理出版这批文献，是因为这段历史已然被大众遗忘，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领域的活跃群体，都对这段史料知之甚少。即便是当代的青年共产主义者，除了年过八旬、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一辈，几乎无人了解这段历史。
我将原始文献与个人分析、评述一同刊发，核心目的在于秉持客观——读者无需、也不应全然采信我的观点，或许有人会认为我的分析流于主观臆断，但这批原始史料足以佐证：所有论述皆有据可依，绝非凭空推演。
梳理这些文献不难发现，彼时埃及共产党内部，围绕革命的核心路径与根本目标，展开过一场极其混乱、分歧深刻的辩论，而这种思想分歧并非埃及独有，完全可以推广至整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革命实践。当时党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认知：其一，是一套传统、僵化、教条化的伪马克思主义认知，即便冠以正统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也脱离了革命实际。
具体而言，第一种认知将革命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先完成人民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方能为后续社会主义转型铺垫基础;第二种认知则主张构建人民民主、民族民主的革命形态，彻底摒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内核，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在我看来，第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彼时得到了苏联的全力支持。苏联的核心逻辑十分明确：只要革命具备反帝属性，就值得扶持，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力量，确实可以成为反帝阵营的一员。这一逻辑与苏联早年扶持中国国民党、而非共产党的思路如出一辙。
第二种路线则深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启发，核心是构建人民民主，将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联盟之外。其核心依靠力量是农民群体，以无地农民、贫农、中农为主体，同时吸纳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群体。这一革命阵营不仅包含产业工人这一核心革命阶级，还广泛团结城市贫民，也就是当下我们所说的、依托非正规经济维持生计的底层群体。
彼时革命者面临的核心课题，是探索适配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态，将民主理念落地制度化，通过完善法律规则搭建民主运行体系，而非停留在口号与标语层面。两种革命路线的博弈，正是当时党内辩论的核心。而这场辩论之所以陷入混乱、难以形成共识，根源在于彼时共产主义者的认知局限：多数人只会机械研读、复述《真理报》与毛泽东著作，将经典文本奉为不容置疑的教条。一旦观点无法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经典论述中找到原文依据，便被贴上“非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彻底消解了辩论的思辨性质，让思想讨论陷入僵化混乱。
事实上，这场关乎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辩论从未终止，根源正在于万隆会议之后，全球南方国家的解放运动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毛主义革命道路。越南的革命路径与中国高度契合，理念与实践基本一致;稍晚出现的古巴，虽在战略上依附苏联、与苏联结盟，但革命理念也与这条人民民主道路相近。
第二条是资产阶级国家发展道路，核心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区别于尼赫鲁、纳赛尔，以及后续布迈丁、叙利亚大马士革政权所推行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这套模式也曾在贝宁、马里、坦桑尼亚等部分非洲国家落地实践。两条道路在特定历史阶段，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发展成就。
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本质上带有反全球化属性，是一场以主权独立为核心的民族建设工程。这类国家主动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谈判博弈，争取融入体系的自主条件，坚决拒绝外部势力强加的不平等规则。
依托这套模式，相关国家全面推进工业化建设，确立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同时联动本土私营经济协同发展，大幅削弱了买办资本与分包资本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各国大力普及教育、完善医疗体系，让底层民众的子女得以实现阶层跃升，迈入中产阶级行列，这也为当时的政权积累了坚实的社会合法性。彼时埃及的贫农普遍抱有这样的心态：“我这一生或许难以改变贫困的命运，但我的孩子能成为医生、军官，拥有全新的人生。”
正是这种大范围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支撑了当时的制度合法性。民众因此淡化了对民主形式的诉求，普遍接受一党制与形式化选举，将其视为推进社会改革、实现阶层发展的必要工具。但这套发展模式的红利并未持久，很快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过十至二十年的改革建设，当初步的工业化、民生改善目标达成后，这类国家便陷入了发展瓶颈。恰逢此时，新自由主义思潮发起全面反攻。为保住执政地位、延续国家治理，这些国家纷纷转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推行所谓的经济“开放”政策。阿拉伯语中的“infitah”(开放)，自1970年起成为埃及新经济政策的专属代名词，彻底颠覆了此前的国家发展模式。
区分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异至关重要。即便二者的基尼系数数值相近，但其社会内涵与民生结果截然不同：一种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共享发展红利，实现整体进步;另一种是少数人攫取利益、多数人持续受损。据此，我将其定义为“可接受的不平等”与“不可接受的不平等”，而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彻底终结了此前良性的民族发展模式。
时至今日，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我们重回发展原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已然彻底失效。全球南方国家不得不重新探寻民族—人民的自主发展新路。但这条另类发展道路，既没有底层民众的自发探索，也未得到自诩革命先锋队群体的有效引领，埃及共产党人便身处这一困境，这也是我所说的思想与实践的双重混乱。
2015年10月12日，北京，萨米尔阿明教授接受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作深度访谈。(全球大学拍摄)
刘健芝：结合这段历史，埃及共产党当时秉持怎样的立场?能否为我们简要梳理埃及共产党的发展状况与核心主张?
阿明：从留存的史料来看，埃及共产党早期的基础并不算差。彼时党始终扎根人民群众，围绕民众的真实诉求与现实需求，制定了一套详实、可落地的发展方案。这套方案并非脱离全球化的空想，具备极强的现实可行性：通过优化税制结构，能够为公共建设提供充足财政支撑;依托自主的经济布局，可有效规避国际收支赤字，避免陷入外债依赖的困境。
方案的理论设计十分完善，但最大的短板在于未能落地执行。再好的发展蓝图，只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斗争诉求，依靠群众实践推进，才能真正落地，而非由政党单向输出、民众被动接受。这本质上是组织建设与群众斗争的实践问题。
一方面，国家持续、严苛的镇压打压，切断了共产党与基层群众斗争的联动渠道。民间的反抗与斗争从未停歇，但各领域、各区域的斗争彼此割裂，无法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民主认知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困境。埃及大量中产阶级群体，过度迷信西方选举与多党制。即便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比不高——即便如中国一般仅占20%，也因其社会资源、话语权优势，拥有远超人口占比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执着于多党选举、西方人权等理念，在埃及的社会语境下，还延伸到妇女权益等议题。这些诉求本身并无问题，但他们片面将选举与多党制视为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终极方案，而我们始终认为，这套制度无法从根本上破解埃及的发展困境。
认知的分歧，让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大幅减弱，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引领作用，核心症结在于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具体、可落地的人民民主另类方案。我们反复提及“人民民主”，但并未清晰阐释其具体内涵与实践路径。
对底层穷人而言，人民民主意味着拥有自主组织、捍卫自身权益的合法权利;对农民群体而言，人民民主意味着土地权益的制度化保障。仅仅依靠民众自发组织维权远远不够，必须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剥夺贫农、中农的土地财产，以国家法律兜底保障底层民众的核心权益。但多数中产阶级并不认同这一理念，他们始终认为私有财产与市场机制并无弊端，当下部分自诩共产主义者的群体，也一味推崇市场与全球化的红利，陷入了同样的认知误区。
民族独立的议题，同样存在普遍的认知混淆。当下很多青年群体排斥“民族独立”这一概念，认为这是统治阶层用来蛊惑民众、推卸责任的空洞话术。对此我始终认为，统治阶层的确挪用、滥用了民族独立的话语，但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实质性的民族独立，核心是国家在外交政策、国际结盟中拥有完全的自主决策权。
青年们随即提出质疑：“坚持民族独立、寻求对外结盟，那我们该与谁结盟?与中国结盟的话，中国能为我们带来什么?除了常规贸易，并无实质帮扶。”也正因如此，俄罗斯在阿拉伯民众中更受欢迎——俄罗斯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却始终积极介入区域事务、提供实质支持。
我曾多次听到普通民众感慨：“为何俄罗斯不能出兵解放我们、重建苏联秩序?当下所谓的国家独立，根本形同虚设。”足以可见，民众对民族议题的认知已然极度混乱。
突尼斯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虽然我对当地局势的了解不够深入。此前我在突尼斯参与电视访谈、公开讨论公共议题时，便能清晰感受到民众普遍的思想困惑。当地中产阶级更是全面推崇市场机制，片面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独裁统治，唯有纯粹的西式选举才能化解危机。在我看来，巴沙尔·阿萨德的执政失误，也让大量叙利亚人陷入了同样的认知误区。
【未完待续】
注释
《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苏联时期最核心的官方权威媒体。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开国总理，不结盟运动核心奠基人之一，秉持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与混合经济理念，是20世纪第三世界标志性政治人物。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埃及前总统，泛阿拉伯主义领袖、不结盟运动主要发起者，主导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改革，是阿拉伯社会主义核心代表人物。
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1925‑1978)：阿尔及利亚第二任总统，阿拉伯世界重要左翼领导人，倡导第三世界团结协作，大力推行国有化改革。
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1965年生于大马士革，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次子，原为眼科医生，2000年就任叙利亚总统，历经叙利亚内战，2024年12月政权倒台后流亡海外。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