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一张截图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画面里是南京大学的课堂监控，旁边的数据面板上，到勤率、迟到人数、抬头率等指标一目了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11月4日，南京大学本科生院与信息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情况说明，表示智慧教室系统未经授权不采集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不进行人脸识别，考虑到课堂学习方式更加多元，当前已不再统计抬头率数据，同时否认了到课率与平时成绩挂钩等网传说法。按理说，校方回应及时，风波可以就此平息。但讨论并没有停下来。人们很快发现，统计抬头率并非南大独创，江南大学、黑龙江大学、温州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早已引入类似的AI巡课系统，有的学校甚至宣称，系统上线后学生的注意力提升了百分之十四。
一个看似普通的统计指标，为何能触动这么多人的神经?我想，答案或许要到一位法国哲学家那里去找。1975年，米歇尔·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在这本书里，他借用了一个建筑模型来解释现代社会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模型叫作全景敞视监狱。
全景敞视监狱最早由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它是一座环形建筑，中央矗立着一座瞭望塔，四周是一圈分隔开的囚室。每间囚室都有两扇窗，一扇朝外透进光线，一扇正对塔楼。看守站在塔中，可以把每个囚犯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囚犯却看不见塔里究竟有没有人。福柯敏锐地指出，这种设计的精妙之处，并不在于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看，而在于囚犯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此刻是否正在被看。于是，囚犯只能假定自己始终处在注视之下，进而主动按照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权力从此不再需要锁链和鞭子，它被悄无声息地安放进了被监视者的内心。
福柯并没有把这个模型局限在监狱之中。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工厂、军营、医院和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共享着同一种权力技术，他称之为规训。规训依靠三种手段运作，分别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它不必诉诸暴力，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观察、记录、比较和排序，塑造出他所说的驯顺的肉体，也就是既有用又顺从的身体。
拿这面镜子照一照智慧教室，相似之处几乎一目了然。悬在教室上方的摄像头，就是那座瞭望塔;后台的数据面板，就是看守的视野;抬头率、到课率、前排就座率，就是规范化裁决的标尺。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并不知道哪一刻的画面会被调出来，哪一节课的数据会被拿去比较，而这种不确定，恰恰是全景敞视结构最核心的机制。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抬起头来，究竟是因为被讲授的内容吸引，还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被记录?当这两种原因再也无法区分，教育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形。
有人会说，统计抬头率的初衷是好的，无非是督促学生认真听讲，帮助老师改进教学。这一点不必否认。但福柯恰恰提醒我们，权力最有效的形态，往往披着善意和效率的外衣。规训从来不以压迫者的面目出现，它总是温和地告诉你，这是为了你好，这是为了提高质量。问题并不在于动机，而在于背后那种看待人的方式。当一个学生被拆解为抬头和低头两种状态，被压缩成曲线上的一个数据点，他作为一个正在思考、困惑、走神又重新集中注意力的完整的人，就被遮蔽了。
这里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罗丹那尊举世闻名的雕塑《思想者》，是低着头的。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而思考常常伴随着低头沉吟，伴随着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伴随着眉头紧锁地翻看教材。按照抬头率的逻辑，一个陷入沉思的学生，反倒可能成为拉低数据的不合格者;一个两眼放空、目光恰好落在黑板方向的学生，却能贡献一个漂亮的数字。经济学里有一条古德哈特定律：一项指标一旦变成考核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抬头率正是如此。它一旦被纳入考核，学生学会的就不是思考，而是表演思考。
同时值得警惕的是，规训的目光从来不只落在学生身上。据媒体报道，在一些高校，抬头率等指标与学生成绩、教师绩效直接挂钩，指标不达标，授课教师就要被问责。这意味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同样被放到了被观看的位置。他们会不会为了数据而刻意设计抬头的时刻，为了指标而舍弃那些需要学生埋头演算、静心阅读的内容?当师生双方都在镜头前表演，课堂就成了一个被精心维护的数据现场，真正的教学关系反倒退居幕后。
当然，我还想把福柯的分析往前再推一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异化劳动，指出劳动本应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变成了外在于人、甚至与人相对立的力量。学习本来是人最内在、最自主的精神活动之一，可当它被摄像头测量、被指标考核、被排名公示，它同样可能变成一种外在于学生的东西。学生不再是为了理解而学习，而是为了达标而在场。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前提，恰恰是人作为主体受到尊重，而不是作为对象被管理。
当然，我们也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切教育技术都视为洪水猛兽。课程直播、跨校区互动、课程回放，这些功能实实在在地拓展了学习的边界，南大此次改造的初衷之一也正在于此。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它被放置在怎样的社会关系之中。服务于人的技术，让人更加自由;管理人的技术，则可能让人更加顺从。同样一台摄像机，把一堂精彩的课完整记录下来供学生反复回看，是赋能;盯着每个学生脖颈的角度打分，就是规训。
南京大学这次的回应，承认课堂学习方式日益多元，并停止统计抬头率，是一次值得肯定的纠偏。但比起一所高校的一次调整，更值得珍视的，或许是这场讨论本身所显露出的社会共识：人们本能地意识到，大学不应该是一座全景敞视建筑。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在于它为思想留出了余地，为质疑、走神、沉默乃至犯错留出了空间。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再补上一句，大学之大，也不在于摄像头有多先进，数据有多精确。
福柯在论述全景敞视主义的那一章末尾，曾意味深长地发问：监狱与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彼此相像，而这些机构又都与监狱相像，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这句话在当年是一种尖锐的揭示，我们不希望它在今天成为一种准确的描述。让学生抬起头来的，从来不该是头顶的镜头，而应当是讲台上那位能把道理讲透、把学生讲动的老师，是一个值得追问下去的问题，是一束点亮好奇心的思想之光。当学生因为真正被吸引而抬头，因为真正在思考而低头，教育才算回到了它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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