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不到自己的雇主
2026年9月24日晚上，一个20岁的年轻人花70块钱打车，从北京城里到了大兴区礼贤镇平地村。招聘软件上认识的人发来一个定位，叫“快递运营办事处”。到了地方，一个自称经理的人把他领进附近的农家小院，说会有人接待。
那晚他签了一份“试用期合同”，对方说都要签。合同上只有他一个签名，没有任何企业信息。签完交500块餐费，说干满一个月报销。又交150块买被褥。之后被拉去20公里外的宿舍，车费70块，说干满7天报销。到了宿舍，宿管收60块卫生管理费。班还没上，他已经支出850块。
第二天下午六点，他和另外五个人坐一辆轿车到了分拣场。门口电子屏上写的是“大兴邮政兴良直投中心”。厂房里到处是中国邮政的徽标，制式厢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他从车厢里把快递卸下来放到传送带上，重的两个人抬，急件车十几个人一起卸、当场扫描、当场分装、装完发车。夜里十二点休息一小时，吃了一顿盒饭。
次日早上六点半收工，回宿舍洗澡、洗衣、吃早饭，八点多睡下。下午五点起床，吃完饭，坐轿车再去，打卡，第二个夜班。他在那儿待了六天，上了五个夜班，中间请了一天假，因为“实在抗不住了”。
六天里他看到的事情比他自己经历的更多。刚在扫描岗位上做熟就被调岗，睡觉时被叫醒换到另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宿舍。他说几乎每天都有人被调，能干满一个月的人几乎没有。第四天有工友离开，一个星期的工资没要。有工友没拿到钱报警，警察到宿舍盘问。第六天，一位六十多岁的工友来讨要干了一个多月的工资，跟工头吵起来，警察又来了一趟。
10月2日他走了。走之前反复追问，工头才说自己是注册在保定的物流公司。工头给他结算：上了五天班，前三天没工资，实际算两天，一天80块，一共160块。国庆期间财务不上班，七到十五天后支付。至于那500块餐费，工头的回答是“没交给我，你交给谁的，问谁去要”。
他干活的地方是真的。中国邮政的场地，中国邮政的厢车，中国邮政的传送带，运的是中国邮政的件。他打卡用的小程序上，单位名写的是“北京兴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大兴邮政19-7点)”。他签的那张纸上，一个公司名都没有。
这三个名字互不相干。场地挂的是邮政的牌子，打卡的是另一家供应链公司，签字的那张纸是空的。他后来去劳动监察举报，工作人员问他举报哪家公司，他答不出来，最后是工作人员帮他查了才填上。他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到场后说的那句话是整件事的关键：无法确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建议申请劳动仲裁。
这句话听起来像给了条路，实际上关了一扇门。劳动仲裁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要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工友证言。他手上有的是一张只有自己签名的纸，一个不认识的公司名，一笔510块的转账，和一笔1820块的转账。转钱的人自称“总包”。
最上面是那家邮政央企。它的分拣中心需要人，而且是长期需要，分拣中心的夜班一年三百多天都在转。但它能直接招的人有限，因为编制是核定的，工资总额是核定的。编制是一道预算闸门，上级给多少人头、多少钱，就只能在这个额度里发工资。业务量年年涨，编制不动，缺口就摆在那儿。走派遣还有一个额外好处，这笔钱不进工资总额的盘子，账面人均产出照样好看，编制合规照样达标。
中间是各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供应链公司、物流公司。它们跟邮政签外包协议，承接分拣、装卸、扫描这些活。按《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用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这条线一卡，派遣就不够用了，于是改成外包。外包不受10%的限制，因为外包在法律上算购买服务。用工单位买的是分拣这个环节的产出，人头在合同里不出现。
最下面是工头。工头从上一层手里接活，按人头或者按件结算，然后自己在招聘平台上发信息招人。招人的成本极低，一个账号、一张身份证、一个定位就够了。招来的人签什么、交多少钱、住哪儿、干几天，上面那一层通常不问，也问不出什么，因为工头报给上面的只有人头数和件数。一个人从招聘平台进来，先交850块，再按每天80块结算，中间还有餐费、被褥、车费、卫生费几道。这些钱在账上叫杂费，在劳动者身上叫押金。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七条堵过这个口子：用人单位以承揽、外包等名义，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用劳动者的，按照本规定处理。改个名字不管用，要看实质。可看实质需要证据，需要有人去查、去认、去罚。而这条链上每一环都是独立的法人，每一份合同都写着承包方自主用工、自负盈亏。法律只认合同相对方，链条一长，相对方就找不到了。
全国持证登记的劳务派遣工，2025年底大约2800万人。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的约600万派遣人员，再加上各种隐性用工，实际规模超过3300万。这个群体里农民工占61%，应届毕业生占18%，下岗再就业人员占13%。制造业整体有4000万派遣工，长三角珠三角的电子厂里派遣工能占到三分之一。银行客服、柜员、信用卡中心这些辅助岗，派遣工占比超过80%。互联网的内容审核和在线客服，外包比例能到70%。
这些人干的活，不是“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能装下的。分拣中心的夜班常年运转，不是六个月以内的急活。银行的柜员是主营业务的一部分，不属于“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三性这个标准写在《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里，2014年的暂行规定又把它细化了一遍，临时性不超过六个月，辅助性要经职代会讨论并在单位内公示，替代性要有明确的被替代对象。标准不可谓不清楚。
2024年人社部抽查了3万家企业，42%的派遣工比例超标，部分企业超过50%。超标的法律后果写在《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每人5000到10000元罚款，对派遣单位吊销许可证。一家百人规模、人均月薪5000元的企业改用派遣，一年能省几十万到上百万。罚款的上限和节省的下限之间，差着一个数量级。
2026年9月，一家东部城市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被翻出来：产业园里的产线工人接近90%是派遣工，工人私下叫它“临时工园区”。2025年这家企业在册员工从10426人降到7532人，生产人员从7911人降到4729人，降幅超过四成。同期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涨到2025年的1087.4万小时。2025年这家企业的车灯产量同比下降6.61%，外包工时却同比增长25.89%。产量在降，临时工在增。有人算过，仅社保公积金未足额缴纳的差额，一年超过1.22亿。
回到那个20岁的人身上。他遇到的这一层，连派遣都不是。派遣工至少还知道自己跟哪家劳务公司签了合同，出了事知道去哪儿告。他签的那张纸上没有公司名，打卡的公司和招他的公司不是一家，工头说自己是保定的物流公司，给他转钱的是“总包”。
记者在10月1日到11日走访，找到19个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自江苏、吉林、石家庄、重庆等十多个省市。有人支出650元，有人支出850元。有人上岗一天就走，有人干满十一天。中秋国庆的加班费都没拿到。一位近六旬的天津人干了十天，自己算应得2700元，合同上也没有用人单位，合同被工头抢走了，最后在警察协调下拿到800元，由警车护送离开。
这些人损失的钱不算多，几百到两千七。卡住他们的是另一件事：干活的地方有一个明确的招牌，他们自己的身份却没有。招牌越大，越显得他们的身份可疑。你在这栋楼里干了五个夜班，卸了几千件货，可这栋楼不承认你在这儿工作过。
10月11日，招聘平台上那条信息还在，只是标题从“中国邮政直招”改成了“不体检小件装卸工包吃住8K报销路费”，下面多了一行小字：该招聘者的企业认证已失效，暂时无法与您沟通。10月12日，他向大兴区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下午到礼贤派出所报案。当晚民警找到了那位“经理”，房间里有两个从河北秦皇岛来的年轻人已经签了合同交了钱，正准备去宿舍，民警勒令退钱，让他们走。
晚上九点，“经理”转给他510块，说是退的餐费。第二天，派出所以“经理”涉诈骗行政立案。11月5日，一个自称“总包”的人转来1820块。大兴区劳动监察部门说，这笔工资是他们先行追回的，其他情况还在调查。11月8日，那家邮政央企的快递业务方面对记者说，会把情况向领导汇报，会有专门工作人员回复。截至发稿，记者没收到回复。
民警说的“无法确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不是推脱。劳动关系认定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是在一条由三份以上合同串起来的链上。发包方跟承包方签的是服务合同，承包方跟下一层签的是分包合同，下一层跟工头签的是口头约定，工头跟劳动者签的是一张没有公司名的纸。每一段都合法，每一段都有据可查，把它们连起来，劳动者就消失了。
过去二十年，用工的形式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八十年代劳务派遣是给外资企业解决没有招工资格的过渡办法，九十年代是国企改制的分流渠道，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成了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具。2014年暂行规定划了三性和10%的红线，红线之外长出了外包，外包之外长出了假外包真派遣，再往外是层层转包。每一次收紧都催生一种新的形式，每一种新形式都比上一种更难追溯。
2026年，一些地方开始动手。湖北在全省范围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明确纠治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岗位外包、业务外包等名义实施的假外包真派遣。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四地人社部门联合印发了长三角地区劳务派遣合规用工指引。9月，一个东部县级市的人社局给全市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发了提醒函，把三性、10%、辅助性岗位的职代会程序、协议必备条款一条条列出来。安徽在回复人民网留言时说，正在开展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强化分级分类监管。
这些动作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它们作用在链条的上游，而链条的下游隔着一道又一道合同。一个在县人社局备案的派遣公司，跟一个在招聘平台上用个人账号发信息的工头，中间可能隔着三层外包、两个省的注册地、一份写明自负盈亏的协议。监管能查到备案的那一家，查不到发信息的那个人。
那850块钱后来基本回来了。510块餐费是“经理”在民警要求下当场转的，1820块工资是“总包”在11月5日转的，两笔合计比850多，因为他确实干了五个夜班，也确实该拿这些钱。从9月24日交第一笔，到11月5日收到最后一笔，中间过了四十二天。
从结果看，该走的程序都走了，该退的钱也退了。但有一件事没回来。他在那栋楼里干了六个晚上，那栋楼不知道他来过。这句话写进案卷之后，表述是这样的：无法确定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新黄河. 20岁小伙北京求职“中国邮政”，5天没挣到钱先倒贴850元：报警后追回部分钱款，涉事“经理”被行政立案[EB/OL]. (2026-11-08). https://www.cqcb.com/news/64/2026-11-08/6251868.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Z]. 2012-12-28修正.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22号)[Z]. 201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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