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忠言
11月27日，广东电白县城夫妇二人因出生两个月的幼儿患急病入住电白县妇幼保健院治疗，接幼儿出院结算时，尚欠院方住院治疗费1500元。在无法筹到资金的情况下，一家四口脱光衣服徒步走上街头求助。”（《南方农村报》）
1500元在一些富人眼里不过就是一条烟、一瓶酒，甚至连一顿饭都不够的小钱，但对于电白这对夫妻就是难得的救命钱啊。如果不是万般无奈，我想这对夫妻绝不会这样作践自己和孩子。面对为治病而裸奔的悲壮举动，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为之动容。
中国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些年来，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悲剧在走马灯似地上演：身患重疾的安徽胡帅、胡述章兄弟因家境贫寒，其父母不得不忍心让他们“抓阄治病”；浙江台州民工尤国英脑溢血无钱继续住院被“活人死葬”送进了殡仪馆；北京青年李大伟身患白血病无钱医治两次故意抢劫犯罪，“求刑入狱”为治病；河南矿工张海超为治疗肺尘病被迫“开胸验肺”；打工仔王建民急病到同仁医院抢救因交不上押金被拒绝治疗死在门诊楼.......
如今，电白一家四口为治病又以裸奔求助社会，不知道能否唤回改革“精英”们的良知？或许这对夫妇不仅得不到同情，甚至还有可能被“精英”、权贵们认为是有伤风化的“医闹”受到制裁。这些年来，老百姓们“谈改色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者们毁坏了改革的名声，一些人把改革当成了扩大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敲门砖”，把改革变成了贪赃枉法的“遮羞布”，而昔日当家做主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改革中却温水煮青蛙式地变成了“弱势群体”。“房改就是把你腰包掏空，医改就是给你提前送终，教改就是把你二老逼疯”，老百姓的顺口溜也印证了这一点。
来自国务院体改办的调查显示，我国居民把“看病住院”列入家庭五大最担心的事项之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已经不起疾病的折磨；医疗的市场化改革把医疗事业变成了敛财的机器，医药部门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抛弃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关怀；国民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严重倒退。中国卫生部曾披露的一组数字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近80%的农村人口和44.8%的城镇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在一些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数占到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列188位居倒数第四。而在1978年之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誉我国”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健康”。面对这些事实，不知那些改革“精英”们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钟南山近日就广东“死婴门”事件接受采访时，毫不忌讳地反思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三大问题。他指出：首先是制度上的问题，政府的医卫经费投入不够，“目前我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89%，都不及古巴，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够。1978年后，我国医疗政策改变，把医院放到市场，由于市场本身的导向是利润最大化，于是这种指导思想也就应用到了医院里。“毕竟医生也要生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医疗资源也很不公平，基层医院水平差、基础差、信誉差，造成小病拖成大病，小病也要到大医院去看，从而产生了看病贵的问题。此外，医学人文抓得不够，可以说目前是“医学人文的沦落！”
面对如此现实，电白一家四口的裸奔也许并不雅观，但我们没有理由鄙视和耻笑他们。应该鄙视和耻笑的是这个失去人道和人性的医疗体制，是这个金钱至上社会人文道德的沦落。中国号称拥有世界第二的GDP，有号称世界第一的3万多亿外汇储备，但却无意去解决老百姓迫切期盼的民生问题，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改革发展究竟为了谁？ “先富们”挥金如土、富可敌国，并把妻子儿女和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弱势群众却贫困潦倒、病无所医、住无所居而呼唤苍天。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坚持集体化道路富裕起来的华西、神木、南街等地给百姓很好解决了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问题，反而遭到一些“精英”和权贵们的嘲讽和妖魔化。
“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义不容辞的国家责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邓小平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上邪路了。不管“精英”们的铁嘴钢牙承认与否，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中国底层劳动群众的头上。 “共享改革成果”人民已经期待了很久，由少数人独享和垄断改革成果的局面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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