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父亲、哥哥、母亲死于私有制

雷锋的父亲、哥哥、母亲死于私有制

 

中国受三大弱势限制，全面私有化就是死路一条！

佐利克抛出中国要想富、必须进行全面私有化改革的论调之后，国企、金融私有化改革之争，成为舆论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进行制度之争，只要从经济安全角度进行简单剖析，便可识别这是一剂穿肠毒药。
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战略的核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经济。
说到安全，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战争，联想到生死存亡。不错，经济是基础，战争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经济利益。本人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谈论经济安全问题，就是要从历史的轨迹中明白一个道理：今天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和平的形式下包藏着战争的功能，不可不察！


自古以来，战争的核心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当今国际斗争的焦点，除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之外，重点也都围绕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展开。农耕社会，由于土地与劳动力是经济创造的主要因素，因此侵略战争往往表现为领土扩张形式，这也是我们最容易识别的一种利益侵害行为。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之后，财富的创造、实现形式发生变化，控制资源、市场、劳动力等经济活动要素，便成为军事斗争的新目标。


十九世纪中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国家，开动军事机器，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开辟殖民地。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为争夺资源、市场和殖民地，连续二次发起了世界性大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军事主要功能与行动目的。


二战结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战争灾难中痛定思痛，在美国的主导下，创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三大国际经济合作推进与协调组织，基本结束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战争，同时也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及共同的自由贸易规则。但是，用军事手段获取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功能，并没有消退；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护美元霸权、及自由贸易规则，除了技术优势之外，关键还是靠军事霸权实力。美国对异己势力实行的封锁、制裁等，在应用政治影响、经济牵制等手段时，都必须应用军事实力作为保证手段。同时，经济制裁也成为美国进行政治干预的常用工具，通过政治作用于经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元时代与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虽然弱化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战争风险，但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而且日渐残酷。美欧联手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遏制日本，美元与欧元之争，技术竞赛，节能减排之争，IMF改革之争，诸如此类，都是具体表现。美国会任由中国强大到挑战其霸权的程度？这是绝对的幻想。


对于全球来说，在西方鼓吹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主导制定的全球共同贸易规则看起来是公平的，但从实质来看，它本质上是一个完整的殖民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产业分工地位上居于上游，把握货币、资本、市场、技术的控制地位，可以轻松地对后发国家实施经济掠夺。最典型的事例，如拉美产业空心化和98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倒退、长期疲软、前景黯淡的状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大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特征：一是外资成分过高，自主产业基础薄弱，不拥有内外市场主导权；二是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缺乏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三是产业地位较低、结构失调，本币汇率波动性大、总体趋贬；四是贫富分化程度严重，内需不旺。个人以为，外资成分过高，资本自由出入与炒作，才是致命的要害。


外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意味着国际资本从经济实体中获取大量利润，其经济增长积累不可能有效转化为一个国家的国际购买力；而缺乏自主产业基础地位的国家，由于缺乏市场动力与经济实力，不可能培植和拥有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也没有实力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利润薄的基础产业、公共服务行业。国际资本活跃的国家，自由炒作也将不断地洗劫一国实体财富，不断吹大经济泡沫，导致货币贬值，阻碍国民财富的有效增长，最终会产生滞涨效应，实体经济与民生状况纷纷走入困境。随着经营环境的恶化，外资抽逃便不可逆转。


通常情况下，一国货币走向贬值通道时，少数富人也会选择储存国际货币，并转移出境；在国内金融与经营环境恶化时，也会选择财富移民。因此，私有化不是市场经济前提，而是资本自由化前提。


因此，防止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关键取决于自主产业、自主创新、资源与市场控制力、国际购买力储备四个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具有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美国与欧盟更是掌握着“国际购买力”的自由印钞权。


当然，从短板原理来讲，不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均衡、持续发展，而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旦离开国际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发展现代经济。因此，开放与合作，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但是，开放是为了取长补短，更好地发展自己；在开放中必须维护自主地位与调控能力，没有内功，虚火必旺，精关不固，极易一泻千里。


在全球化经济体系覆盖面越来越广的时代，未来的国际竞争主流，将更加侧重于资本、技术、资源、市场之争。离开了国有、民族自主产业的产品创新、品牌创建、市场开拓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建立全球资源供给与市场保证体系，只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积储自主控制和支配的国际购买力，建立资源保证体系。离开了国家金融主导与外汇管制地位，就不可能对资本市场进行有效监控，限制资本炒作，防止国际资本洗劫中国财富。


像中国这样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能够遏制外来资本掠夺、产业空心化风险的，只有依靠自身强大的技术、资源、金融的自主权，在国际合作中建立自主市场体系，并牢牢掌握一定规模的国际资本储备。中国的资源国有、国企主导关键行业、金融与外汇管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的经济长城，也是对外市场、资源、技术竞争的重要依靠力量。因为，与美欧相比较，中国的最大弱势无非三点：政治上形单影只，军事上孤守一隅，经济上不拥有国际货币铸币权和覆盖全球的自主市场体系。西方强权只要玩玩禁运和制裁小把戏，便可“休克”中国经济。但突破这一切，就是对美欧利益的挑战，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而美欧寄生世界的自由化经济体制，中国不具备全面效仿的基本条件。


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互利互惠的开放方略，不断强化经济主导能力与军事反围堵、反遏制能力。犹如战场交锋，有实力才能谈条件，打的赢才能谈和平。


必须厘清的是：放开竞争型领域的投资设限，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民间金融业发展，不能被资本主义代言人混淆成对国企进行全面私有化改革。（其实，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早已翻云覆雨，所谓“放开”只是为主观设定的“国退民进运动”制造的一个伪命题。）只有公平竞争，才能优胜劣汰，在发展中练足内功。“运动式”搞“国退民进”改革，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只会加剧腐败与不公，为国际资本提供寄生窗口，无助于增加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创新能力，内需不振，财富外流，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可自拔。


而无视国际竞争的残酷性，无视中国的三大弱点，推进全面私有化改革，放开金融、外汇、资源管制，形同东施效颦、刻舟求剑，只能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