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余年前，湖南长沙。新娘赵五贞在通往婚姻的喜轿中，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以最决绝的方式，反抗一桩包办婚姻。时人悲愤，称其乃“殉自由”。
一百余年后，河南鲁山。一位28岁的女教师，在生活的重轭下悄然离世。她拥有先辈难以企及的学历与职业，却似乎走向了相似的终点。
世纪流转，社会剧变，而两场悲剧却在精神脉络上遥相呼应。这绝非偶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这并非单纯的“个人不幸”，而是结构性压迫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持续作用于女性生命的残酷显影。
一、赵五贞：困于“铁网”的“社会谋杀”
1919年的赵五贞，面对的是由家庭、夫家与社会舆论编织的“三面铁网”。包办婚姻对她而言，是一项无从拒绝的封建律令。她无路可逃，最终，死亡成为她唯一的反抗。
当时的进步舆论已看得分明。《大公报》尖锐指出，这绝非自杀，实为“社会杀人”。这一论断至关重要，它将批判的矛头从个体命运转向了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封建体系中，婚姻首先是维护宗族财产与父权秩序的制度工具，而非个人情感的结合。女性被物化为可交换的“资源”，其主体性与自由意志，在“礼教”这具意识形态枷锁下，被系统性地剥夺。赵五贞之死，正是上层建筑对个体生命直接碾压的悲剧。
二、鲁山女教师：现代社会中的“隐形规训”
时空转换至今日，表面的束缚似乎已然解除。鲁山的女教师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与自由，她拥有事业，经济独立。那么，压迫何在?
压迫已然变形。封建礼教并未消散，而是与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职业伦理悄然合流，化为无数温和却致命的“应该”：
“你应该”懂事，满足家庭的婚恋期待;
“你应该”奉献，承受单位的超额要求;
“你应该”稳定，符合社会的性别角色;
“你应该”坚强，经得起舆论的道德审视。
这些无形的绳索，构成了新时代的“隐形礼教”。它不再依靠赤裸的强制，而是通过道德内化与结构性压力，让人在“自我实现”的幻觉中，完成对自身的剥削。
三、马克思主义的透视：结构性压迫与意识形态遮蔽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解剖刀，它拒绝将悲剧归咎于抽象的个人脆弱，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人是在何种社会关系中被逼至绝境的?
1. 礼教是统治的工具：无论旧式礼教还是新式规训，其本质都是维护既定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过去它维护父权与宗法，今日它常与资本共谋，要求个体(尤其是女性)承担更多无偿劳动与情感付出，却享有更少的议价权与退路。
2. “个人归因”是统治的思想：每当悲剧发生，舆论往往迅速聚焦于“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将系统性问题转化为个人短板，是掩盖结构矛盾最有效的方式。它让人们忙于自我检讨，而遗忘制度反思。
四、从“无路可走”到“无权崩溃”：虚假的自由
赵五贞面对的是“不嫁，即死”的绝路;鲁山女教师面临的，或许是“你不能垮，你必须撑”的绝境。
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皆为：真正的选择权已然丧失。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没有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的自由，只是空洞的修辞。当个体被剥夺了说“不”的资格与退出的可能，任何关于“自由选择”的言说都是一种残忍的讽刺。
五、为何百年轮回?未被清算的幽灵与加剧的枷锁
悲剧重演，并非因为女性不够坚强，而是因为：
1. 封建幽灵未散：旧礼教从明规则化为潜规则，从社会戒律内化为自我审查。
2. 结构压力倍增：资本逻辑下的绩效主义、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共同编织了更致密的压力之网。
3. 支持系统缺失：当个人被抛入困境时，常常发现自己是孤岛，缺乏真正有力的公共支持与制度性援手。
六、真正的纪念：指向制度的反思
纪念赵五贞，哀悼鲁山女教师，其意义绝非重复悲情。真正的价值在于，戳穿那些以“正常”“合理”乃至“为你好”为名，而行压迫之实的结构性谎言。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人的解放。它坚定地认为：不是人要为制度牺牲，而是制度必须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当一个社会总是习惯性地要求其成员忍耐、牺牲、理解一切，却对自身不公的结构纹丝不动时，这个社会便仍有“吃人”的危险。
结语：
“无自由，毋宁死”，这声来自百年前的呐喊，不应再成为任何时代个体的现实选项。
真正的社会进步，其标志从来不是训练人们更坚韧地忍受痛苦，而是通过不懈的斗争与制度改造，让那种窒息的痛苦，不再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必须承受的宿命。
只要“隐形礼教”仍在游荡，只要结构性压迫未被根除，那么，赵五贞就不仅是历史，而鲁山女教师，也恐非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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