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一对对照组，就可以很显而易见的凸显出某种社会阶层现实：全红婵与谷爱凌。
那些投射在全红婵身上的出身凝视、登味说教、逼逼叨叨的规训，你可曾见到过哪位媒体人、哪家媒体施加在谷爱凌身上?
相比于“小镇训练家”的全红婵，谷爱凌这位出身于精英家庭、拥有优越教育资源、成功跨越中美文化边界的“天之骄子”，她的混血身份、精英背景、斯坦福学子的标签以及“天才少女”的光环，在咱们那帮媒体的叙事中向来被塑造为近乎完美的“超级偶像”，其每一次亮相、每一句发言、每一场红毯走秀、每一个商业活动似乎都能获得媒体人们一致的温情解读与高度赞美 。
而同样为国争光、金牌满怀的全红婵，却至今频频遭遇媒体的审视、质疑乃至贬低。
一方是被塑造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体育门面，一方则是被训诫为“除了冠军啥也不是”……
仅仅用慕强心理作祟已不足以解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经年累月的阶级歧视早已在万千公众的心底深深扎根。
而媒体这个行当由于过去三十余年其极端的“舆论买办”倾向，在如此“反差”层面表现的更加彻底。
前年的巴黎奥运会已经一览无余，一千个记者问不出十个“人问出的问题”，然而一翻他们的微博，个个咖啡红酒卢浮宫，铁塔剧院塞纳河……纳税人养你们去前线是干嘛去的?
面对帝国主义赛场之外的压迫，一不抗议、二不表态、三不斗争，反而以殖为傲，甘当帝国主义舆论帮凶走狗，明里暗里教化新一代00后运动员紧随他们那一代「殇人」的价值观，“切不可开罪洋大人、洋组织、洋媒体”……采访运动员时的嘴脸要么高高在上的爹味，仿佛“能被我采访是你的荣幸”;要么莫名其妙的钻营恶臭八卦，除了恋爱、CP、私生活，就是废话文学反复说……
《南方日报》记者当时侮辱全红婵真的是一出历史注脚，言语之间不过是在暗示：即便是中国体育培养出的最塔尖的皇冠明珠，也不过“疯疯癫癫”而已，最终还是得经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唯有“学点英语”，才能不那么“白痴”……
我在上一篇写贾浅浅的文章(点击阅读)里提到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与之相生的还有一个概念：符号暴力。
比如前文说的“反差”，其本质就是一种符号暴力。
这是一种无需物理暴力就能调解、支配、重塑社会关系的话语权力形式，它通过“误识”运作——社会行动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认可支配性结构，从而被指挥、被洗脑、被PUA。
符号暴力当然是一种“温和的暴力”，但因其隐蔽性而难以察觉，所以更加“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的权力不等关系。
还是以《南方日报》记者对全红婵的登味说教为例，实质就是一种符号暴力的施加：他预设了自己作为“文化资本拥有者”的权威位置，将全红婵置于“文化资本匮乏者”的弱势位置。
更深一层理解，以那位《南方日报》记者为典型的某些舆论鬣狗，他们自视为精英文化场域的“守门人”，试图通过批评和“指导”来规训全红婵这样的新晋“寒门贵子”，使她符合自己想象中奥运冠军“应该有的样子”。
傲慢与偏见的背后，从来都是一种隐性的排斥甚至驱逐。
看看他的批语吧，“疯疯癫癫”“白痴”，均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且之所以能够被他胆量十足堂而皇之的公开表达出来，正是因为说话者非常相信(或潜意识里认定)自己对于全红婵拥有“批评的合法性”。
反观在面对谷爱凌这样的拥有精英教育背景、流利双语能力、时尚穿着品味、得体公众表达的人时，我们的媒体人们通常极尽谄媚之姿态，连谷爱凌奉以几句官方式的客套话如“我们是朋友”“谢谢你的采访”都能让他们兴奋半晌，激动的连话筒都握不稳……
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权主义的人格化彰示，它会将它眼里的世界分为三六九等，并严格制定一套针对所谓不同“档次”之人所施加的不同态度、不同话术、不同嘴脸——对上奴颜媚骨，对下颐指气使。
在这些精英场域“守门人”的威权视角里，“上位者”的一切言行于他们而言都是恩赐式的，而“下位者”的所有举止又都是必须接受他们的教育的。
因而，可以看到一个异常奇葩的舆论待遇差别：一方只是晨练跑个步，竟会被夸“亲民”;而另一方只是用个苹果手机、家人直播带货卖点农产品竟就要被怒斥“飘了”……
1907年6月在《纪念葛伊甸伯爵》 中，列宁有这样一段话深中肯綮：
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衷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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