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牛来》突然爆火，不少左翼、尤其一些毛π同志，很快把它解释为“底层群众反精英情绪的爆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自发的无产阶级文化现象。
但我昨天实际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现场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与这种解释存在明显距离：观众基本上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脑力劳动者也并不少见，而真正的体力无产者反而很少。
当然，一场电影的观众不能代表全国观众，更不能据此完成严格的社会调查。但至少这提醒我们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有没有调查过所谓“群众”，就开始替群众解释《牛来》?
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种值得左翼警惕的倾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劳动者首先感受到某种文化情绪，然后把这种情绪命名为“底层人民的反抗”，最后又以“群众已经觉醒”来证明自己的判断。
但“反精致”“审丑”“玩梗”“反主流审美”，并不天然等于“反精英”;“反精英”更不天然等于“无产阶级意识”。
一个城市白领可以厌恶所谓精英文化，一个大学生可以嘲讽资本包装出来的高级审美，一个小业主可以喜欢一部粗糙得近乎荒诞的电影——这些都完全可能成立，但它们首先是文化消费和社会情绪，不能未经分析就上升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更何况，即便《牛来》真的获得了大量劳动群众的喜爱，我们也不能因此直接把它评价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从来不是“只要是底层喜欢的东西就是进步文艺”，也不是“作品粗糙，所以反资本”。
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文艺既需要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更需要通过有力的艺术形式把这种内容真正表现出来。仅仅因为作品“土”“粗糙”“不精致”，就把形式上的缺陷解释成对资产阶级审美的反抗，是把艺术上的缺陷政治化了。
从这个标准看，《牛来》的问题恰恰十分明显。
在形式上，它并没有通过对粗糙形式的自觉运用，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无产阶级审美。粗糙本身不是革命性，制作简陋也不是无产阶级形式。如果作品只是缺乏良好的艺术形式，却被解释成“反精英”，那实际上是在用阶级立场替艺术质量开脱。
而在内容上，我也很难看到其中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解放意识。
如果一部作品最终只是告诉劳动者：
大家互相帮助、彼此取暖就好了。
那么它解决不了劳动者为什么会被压迫、谁支配生产、谁占有社会财富以及劳动者如何获得自身解放的问题。
尤其是《牛来》中通过牛、豹之间的互助所形成的价值表达，在我看来反而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把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矛盾，化解成抽象的善意、互助和相互理解。
这种“大家互相帮助就好了”的伦理，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很容易把阶级矛盾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但无产阶级的解放，从来不只是要求：
“好人多一点。”
而是要求：
改变使一部分人能够支配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
所以，我并不是说《牛来》不能看，也不是说喜欢《牛来》的人有什么问题。
我甚至认为，它的突然爆火本身非常值得研究。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为什么这样一部作品会在今天突然获得巨大的网络传播力?
是因为猎奇?是因为审丑?是因为对精致文化的反感?是因为对主流文化工业的疲惫?是因为网络玩梗?还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社会情绪?
这些都需要调查，而不是先给出“无产阶级反抗”的答案。
如果我们真的坚持毛泽东的群众路线，那么面对《牛来》，首先应该问的就不是：“我们认为群众想表达什么?”
而应该是：“群众自己究竟在表达什么?”
谁在看?为什么看?不同阶级的人为什么看?产业工人怎么看?外卖骑手怎么看?普通服务员怎么看?教师和程序员怎么看?小业主怎么看?大学生怎么看?
他们喜欢的究竟是电影的内容、形式，还是围绕电影形成的网络狂欢?
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以前，就宣布《牛来》是“底层人民反精英文化的胜利”，我认为未免太快了一些。
尤其是对左翼而言，我们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把自己所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劳动者的文化情绪，误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的政治意识。
《牛来》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但它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它有没有表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要求?它有没有在内容上突破现有生产关系?它有没有把劳动群众的现实处境提升为真正的阶级意识?它的艺术形式是否足以承担这种内容?
这些问题，都不能因为它“爆火”就自动得到肯定答案。
无产阶级文艺不是“穷人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无产阶级文艺也不是“越粗糙，就越反精英”。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应当在正确的阶级内容与有力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中，表现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争取自身解放的实践。
因此，对《牛来》最值得做的，不是急着给它戴上一顶“人民性”的帽子。
而是先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好好研究：究竟是谁在喜欢它?为什么喜欢它?
然后再讨论：它究竟表达了谁的意识。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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