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基层治理观察之一:现象与问题
——一个退役复学老学长眼中的晨跑困局
2023年秋天,我从部队退役回到学校。
在部队待了两年,回来后上的第一堂课,看到的同学们在宿舍的第一眼,感觉到的最大的后遗症是看什么都觉得“太松了”。起床太松,走路太松,集合太松,执行任务太松。不是我有优越感,是一种刚退伍的习惯——两年里你每天六点二十起床、紧接着出操训练、点名,一套流程雷打不动,会本能的对一些行为和言语进行分析。
所以当我被学院党支部书记叫去谈话,说让我帮忙看看晨跑的事情时,我确实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但是面对一整个大一年级的众多人数,我还是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书记的意思很简单:大一的晨跑制度执行出了问题,学生抵触情绪很大,辅导员精力有限管不过来,学生会那边点人点不清、报数报不准,各班各自为政,整个事情处于一种“每天都在跑,但谁都不满意”的状态。他问我能不能从部队的经验出发,想想办法把这件事理顺。
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个年级600多号人,出个早操能有多复杂?其实啊,那时候自己的想法有点偏向于部队了,营、连、排、班的组织带队,整齐有序。地方和部队还是存在很大差距,都在听着讲“地方不比部队,纪律性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低估了学校系统和部队系统的差异。那种差异不在于人多还是人少,也不在于制度严格还是不严格,而在于一个东西——所有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值得做。
第一周我没有动手改任何东西,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起床,跟着大一新生一起到操场,站在旁边看。我想先搞清楚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来想怎么改。
那一周,我看到了四个让我印象极深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天还没完全亮,学生从宿舍楼走出来的时候。
六点半起床,六点四十五到操场集合。但据我观察,大多数学生头天晚上都是十二点以后才睡的。宿舍十一点熄灯,但熄灯不等于睡觉。大一新生刚进来,很多东西并不熟练——老师布置一个PPT作业、一个Excel表格,默认他们应该会,但实际上他们要从头学,学完再做,做到差不多就快十二点了。收拾一下爬上床,真正睡着可能已经十二点半。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同学,在高中阶段玩手机少,现在正好过过玩手机的瘾。
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被闹钟炸起来。六个小时不到的睡眠,加上早起之后马上要跑两圈,跑完赶八点的课。我去跟了几节早上的课,第一排趴倒一片,老师在上面讲,下面三分之一的人在硬撑,三分之一的人在打瞌睡,只有前面几排的零星几个同学还在记笔记。
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很直接的念头:晨跑的目的到底是让学生身体更好,还是让学生更困?
第二个画面是跑起来的时候。
每次跑两圈,八百米。说实话,我自己在部队的时候出早操,三公里是起步,五公里是常态。八百米连热身都算不上,心率刚起来就停了,跑完不出汗、不喘气,身体没有任何被“激活”的感觉。
学生也不傻。他们算得过来这笔账——花大概四十分钟起床、集合、排队、跑完、解散,换来的是一点身体收益都没有的运动量。所以他们穿拖鞋来,站在队伍里懒懒散散。反正两圈嘛,穿什么都一样,跑不跑都差不多。
我私下问过几个学生,他们说得比我想象的更直接:“如果是三公里五公里,我还能说是在锻炼身体。八百米,我们心里清楚这纯粹是在应付上面。”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它不是抱怨,它是一个真实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是对的。(关于这一现象,我反映上去之后,得到的反馈是,出于对学生激烈运动的保障,不太支持高强度激烈运动)
第三个画面是站在跑道边上的那些人。
操场边上站着团委和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签到表,负责点人、记录、核对出勤。他们的任务就是站着看别人跑,自己不用动。(实际要求是,他们点完名也参与晨跑,但是点完名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去参与了)
值班老师也在,但大部分时间也就是站在操场的某个角落,偶尔看一眼手机,偶尔抬头扫一下队伍。我私下跟一个老师聊过,他说得很实在:“说实话,我也觉得这制度不合理。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晨跑,现在要他们跑,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上面说跑,那就跑嘛,走个形式而已。”好几回,来值班的老师和普通学生根本分不清,还以为是站在操场边不听指挥的学生。
当一个制度的监督者自己都不相信这个制度,当一个制度的执行者把它定义为“走个形式”——那么这个制度实际上已经死亡了。剩下的只是一具每天被拖出来遛一圈的空壳。
第四个画面是所有人达成的那种默契。
一个学生穿拖鞋来,大家看一眼,不说话。半个班穿拖鞋,大家觉得很正常。一个人懒懒散散,无所谓。当每一个班里面,都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都懒懒散散,大家就觉得“这个制度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一个制度在物理上没有价值,在时间上挤压生存空间,在心理上被所有人判定为虚伪——那么学生群体中会自动生长出一种应对策略,叫做“配合你走完流程,但不会给你任何真正的尊重”。
这种感觉我在部队的时候也见过,但性质完全不同。部队里如果有人这样应付,影响的是整个连队的战斗力,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在这里,它影响什么呢?影响的只是一张考勤表上某个数字是“全勤”还是“缺勤”。而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人真正在乎。
第一周看完这些之后,我基本上确认了一件事:
问题不在学生身上。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自觉”或者“懒惰”。在一个每天睡不足六个半小时、被迫完成一项毫无意义的运动、被站在旁边的人监督、被判定为“应该配合”的场景里——换作任何人,可能都会选择穿拖鞋。
这根本不是什么“态度问题”,这是一个人在这种制度环境里最合理的反应。如果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考察学生在不合理环境下的忍耐能力,那它确实成功了;但如果它的初衷是“增强体质”或者“培养习惯”,那它已经全面失败了。
以上就是第一周观察到的所有情况。接下来的第二周,我开始动手调整——尝试在一个看似僵硬的制度框架里,用精细的组织设计、用对人的尊重、用信任替代监督,看看能不能让这件事变得至少合理一点。
至于那两周发生了什么,那是第二部分要写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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