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基层治理观察之五:对比参照
——为什么同样的双轨制,在部队能跑通,在学校就跑不通?
我在部队待了两年。那两年对我的影响,不只是体能或者纪律层面的,而是让我对“一个组织怎么运转”有了一套固定的认知框架。
所以我刚回到学校接手晨跑这件事的时候,脑子里默认的参照系就是部队。我当时觉得,既然晨跑本质上跟部队出早操差不多——都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规定动作——那用部队那套方法应该也能行得通。班委对应班长,学生会对应值班员,辅导员对应指导员,书记对应教导员。思路清晰,分工明确。
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学校里这些角色虽然在名称上跟部队有对应关系,但实际运转起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同一个框架,放在部队里能顺畅跑起来,放在学校里就会卡住。为什么?
我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反复想这个问题,慢慢理出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可能比晨跑本身更能说明高校治理的一些深层特征。
第一条线索:共同目标的性质不一样。
在部队,连长和指导员的共同目标是“打赢战争”。这个目标有一个很具体、很刚性的检验标准——训练场上的表现、演习中的成绩、实际任务的完成情况。训练不到位,战场上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不可逆的。所以无论连长和指导员在日常工作中有什么分歧,最终都必须回到同一个方向上来。因为共同目标是被外部条件强制锁定的,不是靠自觉来维持的。
在学校里,院长和书记的共同目标是“育人”。但这个目标比“打赢战争”要模糊得多。什么叫“育好了”?学生毕业找到好工作算不算育好?学生毕业后对社会的贡献算不算育好?学校排名上升了算不算育好?这些标准本身就不统一,而且检验周期极长——一个学生毕业十年后的状态,跟他在校期间的晨跑制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几乎无法量化。
所以“育人”这个共同目标,在文件中是清晰的,在会议上是高频的,但在日常运行中,它的约束力很弱。因为它没有办法像“打赢战争”那样,在短期内对决策形成强制性的修正。院长和书记在日常工作中各有各的考核指标,各管各的年度任务。当“育人”被拆分成无数个具体的、可量化的小目标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能够整合双方行动的共同方向了。
换句话说,部队的共同目标是“被检验出来的”,而学校的共同目标是“被定义出来的”。前者有强制力,后者没有。
第二条线索:争议解决的机制不一样。
在部队,连长和指导员如果发生分歧,有一个明确的解决路径。上级主官可以直接介入,迅速做出裁定,下级必须服从。如果问题涉及重大原则,还可以通过党委会形成决议。无论哪种方式,都有一个“最终说了算”的节点。争议不会长期悬置,因为悬置意味着战斗力受损。
在学校里,院长和书记如果意见不统一,没有一个快速有效的仲裁机制。两个人分别对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负责,各自的上级不是同一个人。如果分歧上报到学校层面,学校还要协调党委和行政两个系统的意见,周期拉长,程序复杂。所以在学院层面,很多分歧的结局不是“解决”,而是“搁置”或“淡化”。
晨跑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记支持我们那套优化方案,院长支持她那套科技监督方案。两个方向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同时存在,但没有人能快速做出裁定说“我们就走哪一条路”。结果就是两种逻辑在现场互相干扰,执行层无所适从,制度本身逐渐失去运作基础,最后在无人宣布取消的情况下自然消亡。
我在部队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局面。如果连队里出现两条相互矛盾的指令,当天就会有人出面纠正,不会让战士们自己判断该听谁的。
第三条线索:组织和人的关系不一样。
在部队,关系是纵向的。命令从上到下,执行从下到上。每一个层级都有明确的职责边界,你不需要考虑太多横向的东西,只需要把上级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好。这种纵向关系虽然刚性很强,但它有一个优点——清晰。
在学校里,关系是网状交织的。团委的老师既要在书记的体系里做学生工作,又要在院长的体系里配合行政安排。学生会的同学既有自己的组织内部事务,又要配合学院的学生管理任务。班委既要向辅导员负责,又要面对班里的同学。每个人同时处在多条关系线的交叉点上,需要平衡的东西比执行任务本身要多得多。
所以我看到团委和学生会的老师在晨跑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并不觉得意外。他们不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而是知道了也不方便说。他们不是在回避责任,而是在保护自己。一个中层干部在双线领导的结构里,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表态。因为表态就意味着选边,选边就意味着承担另一边的风险。
对比一下部队。部队里的中层干部不需要选边,因为只有一条命令链。你在那个位置上,只需要服从和执行。虽然自由度小,但心理负担也小。你不用猜测每个指令背后的权力逻辑,你只需要完成它。
这三条线索合在一起,可能就解释了我最初那个困惑:为什么同样的双轨制,在部队能跑通,在学校就跑不通?
答案可能不在于“谁更负责”或者“谁更有能力”,而在于两个组织的底层逻辑不同。
部队是一个“生存导向”的组织。它的存在意义在于应对外部威胁,它的运转质量直接关系到生死。所以它的目标必须清晰,它的决策必须高效,它的执行必须统一。任何内耗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内耗会直接削弱生存能力。
学校是一个“发展导向”的组织。它的存在意义在于知识的传播和人的培养,它的成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它的目标天然是模糊的,它的决策天然是多元的,它的执行天然是碎片化的。内耗虽然会造成效率损失,但不会立即威胁到组织的生存,所以它有持续存在的空间。
这个区别,不是靠个人的努力或觉悟能够弥合的。它是由组织性质决定的。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如果把院长和书记同时放到一个战场上,让他们负责同一个连队的作战任务,他们之间的分歧会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我觉得会。因为环境变了,目标变了,检验标准变了。在战场上,没有人会纠结“到底要不要合并晨跑和乐跑”,因为那个问题在战场上没有意义。大家关注的都是同一个东西: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能不能把队伍带回来。
但在学校里,那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关系到谁在某个领域有更大的话语权,关系到年度工作总结里怎么写“创新亮点”,关系到下一年度的资源分配和考核评价。
这就是我在部队两年里没有学到的,但在学校这一个月里亲眼看到的。不算什么深刻的道理,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认知变化。
接下来要写的第六部分,会回到晨跑事件本身,把我们观察到的那套体制内政治生态的运作方式做一个更系统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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