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一个总体，并且只是就人人互为手段这一点而言，一个人才为别人存在着，而别人也为他存在着。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所做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个人，他们抹杀个人的一切特性，以便把他仅仅看成是资本家或劳动者。分工是一外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的表达。换言之，由于劳动不过是外化范围内人的活动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不过是人的活动——作为现实的类的活动，亦即作为人这个类的存在物的活动——的异化了的、外化了的状态。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将社会等同于市民社会，把人简化为“互为手段”的功利性个体(非资本家即劳动者)，抹杀其具体特性;分工则是这一语境下人的类活动(本质性社会活动)异化、外化的体现——劳动本是人的生命本质表达，却因外化而沦为异化状态。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这里指由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构成的领域，其基础是个人利益的博弈。
在这种社会观中，每个人都被抽象为一个“需要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功利性的、互为手段的工具性关系。我为你存在，仅因为你能满足我的某种需要(无论是作为消费者、劳动者还是资本家)。
这种观点与政治家抽象地谈论“人权” 如出一辙——都剥离了人的具体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丰富本质，将人还原为某种功能性的范畴标签(“资本家”或“劳动者”)。
国民经济学家“抹杀个人的一切特性”，并非偶然，而是其方法论的内在要求。为了建立“纯粹”的经济规律，如供求、价值、分工，他们必须剔除人的情感、历史、文化等维度，将人视为同质化的经济主体。
于是，活生生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个人，被强行塞进“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和“劳动者”(人格化的劳动力)这两个对立范畴中。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分析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分工——作为“类活动”的异化形态，这是本段最富哲学深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分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只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性安排，但在其哲学视野中，分工却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分工确实是“劳动社会性”的表达，它体现了人类活动的相互依存与协作，是人类类本质(作为社会性存在物)的展现。但另一方面，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条件下，分工变成了这种类本质的 “异化的、外化了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劳动本身已外化，劳动不再是劳动者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是被迫的、为了生存的谋生活动，其产品与过程都与劳动者相异化。
因此，分工也不再是自由联合的协作，而是强加于劳动者的固定、片面的专业划分。它固化了个人的活动范围(你终生只是个螺丝钉)，使人无法全面发展，并使人的社会协作力量(类力量)表现为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异己的强制性力量(市场规律、工厂纪律)。
这里马克思并非反对“社会性”或“协作”本身，他反对的是在私有制下被扭曲、被异化的社会形式。
国民经济学家将这种异化状态下的分工和社会关系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来接受，从而掩盖了其中的对抗性和历史暂时性。
而马克思的终极目标是，在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重建一种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分工不再是终身束缚，而是自由选择的协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互为手段，而是互为目的的丰富交往。
要理解经济运动的真相，必须穿透国民经济学家的抽象范畴，看到背后活生生的、受折磨的、却蕴藏着解放潜能的人及其异化了的类活动。
附：理论棱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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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
国民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 |
马克思的批判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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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 |
市民社会（功利性交换的集合） |
异化社会（基于私有制与阶级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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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 |
抽象的经济人（资本家/劳动者） |
具体的、总体性的、具有类本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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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观 |
提高效率的技术性安排 |
类活动的异化形态、人的片面化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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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质 |
对现存经济关系的实证性描述与合理化 |
对现存关系的历史性批判与超越性指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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