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观察者网
引言
2023年11月，清华大学教授李贵涛在其新著《战争形态演化史》中提出了"社会格式化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战争本质认识的重大突破。该理论以"存在论历史观"为哲学基础，通过对战争存在前提(主体、目的、物质力量、进行条件)的根本性重构，将人类战争形态划分为三个演进阶段：第一形态(人主宰)、第二形态(重大武器主宰)、第三形态(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宰)。
与传统战争理论相比，李贵涛的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意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马汉的海权论等经典理论，主要从军事或地缘政治角度理解战争，而"社会格式化理论"则从存在论高度重新定义了战争的本质——现代战争已从传统的物理域"杀伤链"对决，升维至以整个社会运行体系为打击目标、以民用关键基础设施为战略支点的全域系统破击战。
该理论的提出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2022年俄乌冲突、日本核污染排海事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等重大国际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广义格式化战场"的现实性。特别是北溪管道爆炸案，被认为是**"军事广义毁伤网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首次完整实战投射"**，充分展示了现代战争"格式化"敌方文明基础性系统的新特征。
本文将从哲学基础、理论创新、现实影响、战略应用、技术前瞻等多个维度，对李贵涛的"社会格式化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其对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独到指导意义。
一、理论的哲学基础与学术渊源
1.1 存在论历史观的哲学根基
李贵涛的战争理论建立在"存在论历史观"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一哲学框架深受辩证法相关理论的影响：
第一，创世性的存在论事件。以存在论为方法来解释人类文明的结构和秩序如何被创造出来，即解释结构—秩序的起源，这是历史性的本源维度。李贵涛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战争理论，认为战争的本质由社会物质基础与资源分配机制决定，而非单纯的主观意志或军事要素。
第二，递归的问题。以"溯因逻辑"去发现和分析哪些问题在历史中不断递归出现，递归出现的问题必是文明的根本问题，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动创世事件的根源。在战争理论中，这体现为对战争形态演进规律的深层把握。
第三，历史的意义涌现。历史的意义在于未来性，是后效意义而基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这一维度为理解战争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哲学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李贵涛的理论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武器，重新定义了"战争"，对战争的根本问题进行了颠覆性解构与重塑。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等理论，直接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2 理论的学术谱系与创新脉络
李贵涛现任清华大学科研院研究员，曾在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担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核化工反应器等工程技术研发。他的跨学科背景为"社会格式化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既具备工程技术的系统思维，又具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洞察。
从学术谱系来看，李贵涛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突破了传统战争理论的研究视角。与克劳塞维茨、马汉等经典理论家不同，李贵涛摒弃了"就战争论战争"的局限，而是从"战争存在前提"出发，以存在论历史观重构战争逻辑。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使得战争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代战争的复杂性和全域性特征。
其次，提出了战争形态的全新分类框架。传统理论通常以武器技术为标准将战争划分为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信息化等阶段，而李贵涛提出的三阶段演进框架——人主宰、重大武器主宰、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宰——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主体与战争工具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第三，实现了战争概念的根本性扩展。在第三形态下，战争主体从传统的军事人员、武器装备升级为**"军事人群与社会人群联合体"**，战争范畴突破军事领域，涵盖生物、经济、政治、信息等全领域，战场空间扩展至海陆空天电、生物与社会全域。
1.3 与中国传统军事哲学的思想传承
李贵涛的理论与中国传统军事哲学存在深刻的思想传承关系。《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的军事哲学"，反映了积极前进的社会历史观，贯彻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宇宙观，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
在核心理念上，两者都强调**"慎战"思想**。孙子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主张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兴师用兵的根本前提。而李贵涛的理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未来战争的终极解决方案是让对抗体系服务于大多数人利益，指导各国在发展军事能力的同时，避免被垄断势力操控。
在战略思维上，《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突破了"以战止战"的传统思维，将战争的终极目的指向通过威慑、外交、战略布局等手段，在未战之前便已奠定胜局。这与李贵涛理论中强调的"广义格式化率"和"协同能力"的重要性高度契合。
1.4 国内外学术界的评价与影响
尽管李贵涛的"社会格式化理论"提出时间较短(2023年11月)，但其创新性和前瞻性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该理论被认为是**"率先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格式化理论'以及在战争中的应用学说"**，在中美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时代具有重大意义。
从国际影响来看，该理论为理解当代国际格局变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在技术标准制定权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重点的背景下，"格式化权力"的概念准确把握了当前大国竞争的本质——争夺对社会各个领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广义格式化的技术控制权。
二、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
2.1 俄乌冲突：广义格式化战场的典型实践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成为验证李贵涛"社会格式化理论"的重要实践场域。冲突中展现的多维度、全领域技术对抗格局，充分体现了"广义格式化战场"的特征。
网络空间的全面战争化。俄乌网络战从2022年1月13日开始，双方以技术战和认知战的形式在网络空间不断博弈。乌克兰的外交部、教育部、内政部、能源部等70多个政府网站遭到来自俄罗斯的DDoS网络攻击而关闭，国防部、安全局、武装部队、金融机构等多处网站和App因攻击而瘫痪，数百台机器的数据被擦除。这种攻击模式直接体现了"格式化"敌方政府运行系统的战略意图。
关键基础设施的系统性打击。2022年10月，俄军黑客利用"黑能量"恶意软件变种，对乌克兰15座变电站实施远程瘫痪，导致基辅等大城市陷入停电危机。乌克兰电网公司数据显示，此次攻击使300万用户断电，恢复时间长达72小时。这正是李贵涛理论中"格式化"敌方文明赖以运行的基础性系统与网络的典型体现。
铁路系统的战略价值凸显。俄军在冲突后期建立了12支铁路破袭小队，配备了卫星、无人机与特工三维监控网络，专门针对乌克兰铁路系统实施精确打击。这种做法反映了现代战争对交通基础设施依赖性的深刻认识，铁路系统的瘫痪直接影响了乌军的兵力投送和后勤保障能力。
认知域作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在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信息战，俄军通过"巨魔工厂"批量生成虚假账号，制造"布查事件造假"舆论攻势;乌军则利用TikTok等短视频平台传播战场实时画面，塑造"抵抗象征"的国际形象。这种认知域的对抗，正是"社会格式化理论"中强调的**"争夺格式化权力"**在信息时代的具体表现。
2.2 日本核污染排海：环境战的新形态
日本自2023年8月24日起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这一行为被部分学者视为**"对世界发起了隐蔽核战争"**，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李贵涛理论中关于战争形态扩展的预见。
核污染的全球性危害机制。日本政府宣称的"30年排放计划"，实则将含有64种放射性核素的137万吨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其中，碳-14的半衰期长达5730年，会嵌入海洋生物DNA，通过食物链持续富集，最终威胁人类健康。德国海洋机构的模拟显示，放射性物质将在57天内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3年内抵达美洲，10年内蔓延全球海洋。
生物战特征的隐蔽性与持久性。与传统的军事打击不同，核污染排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持久性。国际海洋辐射监测网数据显示，2023年福岛周边海域捕获的鱼类中，32%出现基因序列异常，东京大学实验室解剖的变异黑鲷，其肝脏辐射量高达12400Bq/kg——是日本国标的248倍。这种通过环境污染实现的"格式化"，其影响将延续数千年。
"灾难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日本核污染排海事件还体现了李贵涛理论中提到的"灾难资本主义"特征——危机被系统性制造并加以精密利用，以此推动符合特定利益集团的激进私有化和秩序重构。通过制造全球性环境危机，某些势力可能从中获得对海洋资源、渔业市场等领域的控制权。
2.3 中美战略竞争：格式化权力的核心争夺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集中体现了李贵涛理论中关于**"争夺格式化权力"**的核心观点。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标准制定权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重点。
技术标准制定权的争夺。美国试图通过"技术联盟"(如"芯片四方联盟"、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孤立中国;中国则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输出技术标准(如华为参与非洲数字基建)。这种竞争的本质是对全球技术发展路径和标准体系的"格式化"权力争夺。
数字经济领域的两极格局。根据2017年数字经济的规模，美国为11.50万亿美元，中国为4.02万亿美元，形成了数字经济的"两个世界"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正是"社会格式化理论"中强调的技术垄断和跨越式竞争的结果。
金融体系的格式化博弈。美国通过SWIFT等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实现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制裁;中国则通过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数字人民币拓展跨境支付场景，争夺金融规则主导权。这种金融领域的竞争，体现了对全球经济运行"操作系统"的争夺。
2.4 混合战争与灰色地带冲突的理论解释
李贵涛的理论为理解当代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冲突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混合战争被定义为"任何对手在作战空间中同时并适应性地采用常规、非常规、恐怖主义和犯罪手段或活动的定制组合"。
网络攻击与舆论操控的常态化。网络攻击、舆论操控、经济胁迫等非军事手段，正以"低于战争门槛"的形态持续侵蚀对手社会稳定性。"灰色地带"正在成为各国不断试探的区域，超越了传统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对敌方社会运行系统进行渐进式"格式化"。
认知战的战略地位提升。美国政府以及军方借用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以及无尽前沿的科技发展，实则对外高调推行战略级的认知域作战，其根本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们大脑和思维上的**"认知霸权"**。这正是"社会格式化理论"中"人类社会重构权"争夺的具体表现。
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在智能时代，人民战争演化出"技术支援""数据参战""算法游击""传感预警"等新形态。民用技术的普及让民众手中的工具成为可转化的作战资源，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的军民两用特性，使民用创新可直接服务于作战需求。
三、在军事战略制定中的创新应用
3.1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军事实践
中国在军事战略制定中积极践行李贵涛理论的核心理念，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军队建设的智能化转型。
无人智能装备体系的构建。无人智能装备已成为中国军队新质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打突击无人车、扫雷排爆无人车、班组支援无人车等新型装备，能够融入现有作战体系，实现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遂行。这些装备的应用，体现了从传统"人主宰"向"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宰"的转变。
新域新质力量的实战化运用。中国军队新域新质力量的发展已从"展示"层面转向**"实战化常态运用"**，实现从战斗力"试验田"到"主产地"的关键跨越。新质力量不再是"外挂模块"，已经成为深度融入、不可或缺的标准节点，实现了与传统作战力量有机耦合、高效联动。
智能化作战体系的全面构建。中国瞄准打赢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加快充实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等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力量，推进主战武器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综合保障系统和主要部队编成系统建设，实现智能化要素的充分融入。
"智慧联勤"的创新实践。联勤保障部队探索将人工智能、无人设备等前沿技术装备，融入军事物流链、联合投送链、战场救治链，完善信息化、智能化保障体系，提升多域联合作战保障的精准性与时效性。这种做法体现了"广义毁伤网"概念在后勤保障领域的具体应用。
3.2 美国"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
美国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战略，与李贵涛理论中的"军事广义毁伤网"概念高度契合，体现了对现代战争全域性特征的深刻认识。
全域融合的作战体系架构。JADC2是美军为应对大国竞争提出的下一代作战概念，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与组织变革，实现陆、海、空、天、网、电磁六大作战域及民事、商业等非军事域的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感知-智能决策-协同行动"**的作战体系。
人工智能驱动的指挥控制。2022年美国防部发布的《联合全域作战指挥与控制战略概要》，提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陆、海、空等传统域与天、网、电、认知等新域新质战场整合为新的军事物联网，实现全球范围、全过程、全流程的战场指挥控制。
决策周期的智能化重构。JADC2在决策周期三大环节的实现方法体现了"格式化"思维："感知"环节借助联合数据架构的情报传感和信息共享网络集成各域信息;"理解"环节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处理数据;"行动"环节依靠决策支持工具和通信系统传递决策信息。
第二岛链的战略布局。美军在第二岛链围绕三大核心目标展开的战略布局，本质在于依托关岛构建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战区数据融合核心，通过多举措强化体系韧性与作战能力。关岛作为全域信息核心节点，一旦瘫痪，美军的跨军种协同能力将即刻瓦解。
3.3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战法创新
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展现的战法创新，从实践层面验证了李贵涛理论中关于**"军事广义毁伤网"**和"非对称消耗"的战略思想。
无人机蜂群的规模化应用。2025年7月，特别军事行动创下纪录——出动728架无人机并发射了13枚导弹，大规模袭击了乌军的空军基地、其他军事设施以及"西方重要的武器补给线"。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蜂群作战，体现了"军事广义毁伤网"的集群效应。
战法的系统性调整。俄军战法调整涉及：夺取制空权和对敌火力优势、瘫痪敌军指挥体系、反炮兵作战、远程火力打击、强烈电子对抗条件下应用精确制导武器、反无人机防护、使用巡飞弹和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等新型杀伤兵器。这种多维度的战法创新，反映了对现代战争全域性特征的认识。
"碾压式"推进模式。俄军转向了一种更具工业时代色彩的"碾压式"推进，其核心是**"非对称消耗"**。在发起地面进攻前，俄军会利用其空中优势，投掷海量的、成本相对低廉的滑翔炸弹，同时成千上万的FPV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24小时盘旋在战场上空，对任何暴露的目标进行精准清除。
从"士兵对士兵"到"工业体系对人力资源"。这种打法的本质，是将战争从"士兵对士兵"的对抗，转变为"工业体系对人力资源"的消耗。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李贵涛理论中关于战争主体和战争工具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3.4 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度发展
各国在军事战略制定中都在积极推进军民融合，这一趋势与李贵涛理论中关于战争主体扩展的观点高度一致。
美国的军民技术融合。美国通过军民技术融合形成技术供给—战略依赖的深度共生关系，形成持续的商业创新—军事应用反馈循环，加速军事技术迭代。这种融合凸显了技术—政治复合体通过掌控关键数字基础设施获得新型地缘政治杠杆的能力。
中国的人民战争新形态。在智能时代，人民战争演化出"技术支援""数据参战""算法游击""传感预警"等新形态。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的军民两用特性，使民用创新可直接服务于作战需求。这种发展趋势体现了战争主体从传统军事人员向"军事人群与社会人群联合体"的扩展。
混合战争手段的综合运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在军事领域的持续赋能，舆论战、经济战、外交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等与军事斗争前所未有地混合走上战争舞台。混合战争中，多种作战样式混合运用，以追求作战效能的叠加倍增。
四、与经典战争理论的根本性对比
4.1 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本质差异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其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战争理论发展。然而，李贵涛的"社会格式化理论"与克劳塞维茨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异。
理论基础的差异。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主要基于政治哲学和军事实践的结合，认为战争的基本色彩包括三个方面：战争要素的暴烈性、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而李贵涛的理论则以"存在论历史观"为哲学基础，从战争存在前提的根本性重构出发，将战争本质理解为社会物质基础与资源分配机制的产物。
战争定义的扩展。克劳塞维茨首次区分出"广义的战争"和"狭义的战争"，提出"大战争"的思想，把"战争的活动"区分为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但这一区分仍然局限在军事领域，而李贵涛的理论则将战争范畴扩展至生物、经济、政治、信息等全领域。
战争主体的根本性变化。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战争主体主要是军事力量和政治领导人。而在李贵涛的第三形态战争中，战争主体扩展为**"军事人群与社会人群联合体"**，民用设施可被转化为军事力量，战场空间扩展至海陆空天电、生物与社会全域。
对抗逻辑的本质区别。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其底层逻辑是暴力消耗。而李贵涛理论的对抗逻辑则是通过"格式化"敌方文明运行系统来实现战略目标，不再单纯追求歼灭敌方有生力量。
4.2 与马汉海权论的时代超越
马汉的海权论强调海洋对国家战略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然而，在李贵涛的理论框架下，传统的海权概念已经被**"全域控制权"**所超越。
空间维度的根本性扩展。马汉的理论主要关注海洋空间，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而李贵涛的理论则将战场空间扩展至海陆空天电、生物与社会全域，形成了"六维"作战空间。这种扩展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增加，而是战争维度的根本性跃升。
控制对象的本质变化。马汉强调对海洋通道、海上贸易的控制。而在"社会格式化理论"中，控制对象从传统的地理空间转向了**"人类社会重构权"**，即对社会各个领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广义格式化的权力。
技术基础的代际差异。马汉时代的技术基础是蒸汽机、钢铁舰船等工业革命成果。而现代战争的技术基础则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这些技术使得"格式化"整个社会运行系统成为可能。
战略手段的多元化。马汉的海权论主要通过海军力量实现战略目标。而现代战争则通过网络攻击、金融制裁、舆论操控、技术封锁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五维霸权"体系——军事威慑、资本流动、技术标准、规则制定、认知塑造。
4.3 对传统战争理论局限性的突破
李贵涛的理论对传统战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系统性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的转变。传统战争理论多采用线性思维，强调因果关系的直接性。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体现了政治与战争的线性关系。而李贵涛的理论采用系统思维，认为现代战争是一个具备节点弹性、路径冗余、效果可指数级放大特征的动态、自适应毁伤网络。
从军事中心到社会中心的转移。传统理论往往以军事为中心，将战争视为军事领域的特殊活动。而李贵涛的理论则将战争视为整个社会系统的重构过程，军事手段只是实现社会格式化的工具之一。
从物理对抗到认知对抗的升级。传统战争理论强调物理域的对抗，如火力、机动力、防护力等。而现代战争则越来越强调认知域的对抗，通过控制信息、塑造舆论、影响决策等手段实现战略目标。
从国家主体到多元主体的扩展。传统理论的战争主体主要是国家。而在李贵涛的理论中，战争主体扩展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技术联盟等多元主体，形成了复杂的对抗网络。
五、对未来战争技术发展的前瞻影响
5.1 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角色重塑
李贵涛的理论对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义，认为AI将从辅助工具演变为自主决策主体，实现"人机分离"与"智能决策"的战争形态。
AI主导战场的三阶段演进。根据李贵涛理论的逻辑，AI主导战场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AI以单装单要素形式参与侦察监视、态势感知、信息处理等任务;第二阶段，AI参与作战全流程，在特定环节发挥主导作用;第三阶段，AI主导战场决策，实现"人机分离"与"智能决策"。
"算法战"对指挥体系的颠覆性冲击。在第三阶段，当一方还在依靠肉眼侦察、靠无线电喊话、靠血肉之躯冲锋时，另一方已经通过AI蜂群算法实现了全战场感知、毫秒级目标分配和无恐惧的精准杀戮。这种技术代差将产生"降维打击"的效果，谁率先掌握了AI主导的战争形态，谁就拥有了对旧时代军队的绝对优势。
认知战的AI化发展。人工智能对认知作战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军认知战体系将公众舆论"武器化"作为发展重点，提出脑科学"军事化"的新发展路径，其本质是协调各方资源，集成跨学科技术，操纵目标群体的认知机制。
智能化无人系统的体系化作战。智能化无人系统将成为信息、机械、动能、生物、激光、电磁等各种武器的平台，去完成人类赋予的战争使命。人类战争从暴力与人的统一，到人与暴力分离，再到战争机器人的出现，直接暴力部分离人的肉体越来越远，但离人的智力却越来越近。
5.2 生物科技对战争形态的根本性改变
生物科技的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形态和规则，这与李贵涛理论中关于"人类生命体格式化"的预见高度吻合。
基因编辑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基因编辑技术使得"人类生命体的格式化"成为可能，包括生命状态的格式化、基因技术对生命的格式化、人类繁衍和生命延续方式的格式化。这种技术如果被用于军事目的，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生物战能力。
脑机接口与认知控制。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为认知战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直接干预大脑活动，可以实现对敌方人员的行为控制、记忆篡改、意识干扰等，这是传统战争手段无法实现的。
生物武器的隐蔽性与持久性。日本核污染排海事件展示了环境战和生物战的新形态。放射性物质通过"生物富集"效应在食物链中层层累积，锶-90会沉积于生物骨骼，碘-129富集于甲状腺，碳-14则能进入基因物质，最终通过海产品消费威胁人类健康，可能诱发癌症、基因突变等严重疾病。
"医疗战"与"生物战"界限的模糊化。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与生物武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种治疗疾病的药物可能被转化为定向攻击特定基因人群的武器，这种"精准打击"能力是传统武器无法比拟的。
5.3 量子计算的颠覆性军事影响
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颠覆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计算能力的提升，更体现在对战争规则的根本性改变。
量子通信的绝对安全性。量子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彻底改变军事通信的安全性。量子密钥分发技术可以确保指挥信息传输的绝对安全性，使传统的网络窃密手段失效。乌军在北约支持下部署的"量子加密通信链"，使俄军后续的网络窃密成功率下降80%。
量子雷达的超视距探测能力。量子雷达技术能够实现对隐形目标的超视距探测，2028年北约的太空战推演显示，"天网系统"搭载的量子雷达能在0.001秒内锁定目标，配合电磁轨道炮的超高速打击，任何地面目标都难以逃脱被摧毁的命运。
量子计算对密码体系的破解。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将使现有的加密体系面临被破解的风险，这将对军事通信、金融交易、政府网络等关键系统造成巨大威胁。掌握量子计算技术的一方将拥有对敌方信息系统的"上帝视角"。
量子技术的军事应用前景。量子技术还将在导航、定位、时间同步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量子陀螺仪、量子传感器等设备将大大提升武器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量子卫星通信将实现全球无缝覆盖的军事通信网络。
5.4 技术融合的系统性影响
李贵涛的理论强调技术融合对战争形态的系统性影响，认为未来战争将是多种颠覆性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化归一"的技术趋势。随着介观化军事革命的到来，人类将实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化归一"，从而在战争双方之间嵌入一种新的中介系统——介观化智能系统，如各种各样的战争机器人。届时，介观化智能系统将成为信息、机械、动能、生物、激光、电磁等各种武器的平台。
技术标准的战略价值。李贵涛指出，真正的战略性科技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广义格式化的技术。比如，信息互联网科技、芯片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大规模铁路系统建设科技、大规模火电设施科技等。这些技术的标准化将决定未来战争的基本规则。
技术依赖的脆弱性。现代战争对技术的高度依赖也带来了脆弱性。乌军过度依赖星链系统，导致2022年10月俄军"克拉苏哈-4"的定向干扰造成赫尔松前线指挥中断3小时;俄军则因武器系统的芯片依赖陷入困境，"柳叶刀"无人机中30%的芯片来自民用市场。
技术主权的重要性。在"社会格式化理论"的框架下，技术主权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谁掌握了关键技术的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要求各国在发展军事技术的同时，必须确保技术的自主可控。
六、理论的实践意义与未来展望
6.1 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性认识
李贵涛的"社会格式化理论"为理解和应对现代战争提供了全新的认识框架，其指导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确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该理论揭示了现代战争已进入**"广义格式化战场时代"**，民用设施(如网络、物流、能源系统)可被转化为军事力量。这一认识要求各国重新审视国家安全的边界，不能再将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割裂开来。
提供体系化对抗思路。理论强调现代战争胜负取决于**"广义格式化率"与"协同能力"**，而非单一武器优势。这指导各国军队构建跨领域、可解耦重构的毁伤网，整合舆论、金融、科技等全域手段，形成体系化的对抗能力。
警示非对称威胁的严重性。核污染、生物攻击、网络瘫痪等新型手段具有毁灭性影响，这要求各国建立多维度预警与反击体系，尤其要防范借民用名义实施的军事打击。
强调认知域对抗的重要性。理论指出认知战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所在，甚至被称为军事对抗的"终极之战"。这要求各国加强认知防御能力建设，构建反认知战体系。
6.2 对未来战争的前瞻性预判
基于李贵涛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预判：
战争核心争夺点的根本性转移。未来30年的主要矛盾将是**"人类社会重构权之争"**，各国需要围绕健康繁衍、环境粮食、社会组织的重构权布局战略资源。这种争夺不再是简单的领土或资源争夺，而是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则的重新定义。
战争形态的智能化跃升。未来战争将是"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导的全域对抗，需要提前构建**"全界感知、全球送达、全程计算"**的能力体系。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的融合，将使战争进入全新的形态。
"格式化权力"的全球化竞争。在今后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大致30年左右)，如果任由社会主导手段的全球化和寡头化，大多数人只能使用越来越少的几种语言、几种思想意识形态开展社会活动。而谁主导了上层建筑的格式化权，谁就能够获得未来人类社会的重塑权。
和平存续的新路径。理论强调未来战争的终极解决方案是让对抗体系服务于大多数人利益，这指导各国在发展军事能力的同时，必须避免被垄断势力操控，通过重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保障人类共同安全。
6.3 理论的局限性与挑战
尽管李贵涛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面临的挑战：
理论的抽象性与可操作性。"存在论历史观"作为哲学基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特别是"人类社会重构权"这一概念，其具体内涵和实现路径还需要更清晰的界定。
对传统国际法的冲击。该理论描述的战争形态对传统国际法和战争法构成了根本性冲击。当战争主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战争手段涵盖民用设施、战争空间延伸到网络和生物领域时，现有的法律框架已经难以适应。
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理论对未来战争的预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发展的趋势，但技术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发展路径和应用前景，还存在很多未知因素。
伦理道德的考量。"社会格式化"概念涉及对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重塑，这引发了深刻的伦理道德问题。如何确保"格式化"过程的公正性和人道性，避免技术被滥用，是该理论必须面对的挑战。
6.4 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李贵涛的理论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战略机遇期的把握。理论指出技术迭代速度快，每次新的网络技术出现都使各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制定战略，这弱化了美国的战略优势。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军民融合的深化发展。理论强调战争主体向"军事人群与社会人群联合体"扩展，这为中国深化军民融合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认知战能力的建设。面对美国推行的战略级认知域作战，中国需要加强认知防御能力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战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
技术主权的维护。理论强调技术主权的重要性，这要求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快自主创新步伐，避免在未来战争中受制于人。特别是在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等领域，必须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结语
李贵涛的"社会格式化理论"以其深刻的哲学洞察和创新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代及未来战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该理论不仅在学术上实现了对传统战争理论的超越，更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从哲学基础看，"存在论历史观"为战争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将战争从单纯的军事现象上升为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机制。从理论创新看，三阶段演进框架准确把握了人类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化，特别是第三形态中"军事广义毁伤网"概念的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
从现实影响看，2022年以来的重大国际事件——俄乌冲突、日本核污染排海、中美战略竞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该理论的预见性。特别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作为"军事广义毁伤网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首次完整实战投射"，充分展示了现代战争"格式化"敌方社会运行系统的新特征。
从战略应用看，各国在军事改革中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该理论的核心思想。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军事应用、美国的JADC2战略、俄罗斯的战法创新等，都体现了对战争全域性特征的认识和应对。
从技术前瞻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正在将理论预见变为现实。未来战争将是"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导的全域对抗，这要求各国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战略。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理论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战略指导，如何应对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如何在追求军事优势的同时维护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李贵涛的"社会格式化理论"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理解当代战争的理论工具，更是指导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武器。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理论，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智慧指引。
正如李贵涛所强调的，未来战争的终极解决方案是让对抗体系服务于大多数人利益。这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格式化理论"的精髓，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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