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访问苏联时，发现干部的特权现象十分明显，严重违背了革命的初心，心中非常不爽。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他发现国内一些干部中也逐渐滋生了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的不良倾向。毛主席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危险倾向，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开展了一系列反官僚主义、防权力变质的实践探索，被后人总结为“三件大事”。
第一件：赋权于民，建构民主监督机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地区出现了“机关门难进、干部脸难看”的现象，部分干部开始追求生活特殊化，与群众渐行渐远。某地曾有农民反映：“过去干部和我们一起挑土筑坝，现在坐小汽车下乡，鞋上都不沾泥了。”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大力倡导“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形式。这不是简单的“群众运动”，而是制度化的监督机制设计，就像他所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在某县，群众通过大字报揭露了粮食部门负责人虚报库存、私分粮票的问题，最终使这名干部受到查处。这种“阳光消毒”使干部意识到，权力运行不再能够隐藏于办公室内，而必须接受群众的审视。
这一实践体现了毛主席对民主监督的深刻理解：真正的民主不是形式上的选举，而是日常生活中人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普通百姓获得了表达诉求、监督公权力的平台，从而防止干部滥用职权，确保权力运行符合人民利益。
第二件：“草根入阁”与权力结构的革新
六十年代初期，一些机关出现了“文件旅行、公章围城”的官僚主义现象。某建设项目需要盖43个公章，耗时一年半仍未开工。与此同时，部分干部开始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舒适生活，与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毛主席力排众议，将大寨农民陈永贵、纺织工人吴桂贤等基层代表推上国家领导岗位。这一举措震动官场：一位副总理仍然保持着农民打扮，在国务院会议上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农村实情;一位副总理继续在工厂劳动，将车间工人的诉求直接带到最高决策层。这种“草根入阁”的做法，从实质上打破了传统政治精英的壁垒，使政策制定者中有了真正了解基层疾苦、熟悉生产实践的代表。这些来自基层的领导者能够将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真实情况带入最高决策层，防止政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政权不脱离百姓，百姓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第三件：干群一体，筑牢共同奋斗根基
当时一些干部中存在“三转干部”(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的享乐倾向，与群众“白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形成强烈反差。某市领导甚至专门修建了仅供少数干部使用的高档招待所，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毛主席推动建立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各级干部每年必须有一定时间到工厂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国务院某部委领导在河北某村劳动一个月后，深有感触地说：“不扛锄头不知农民累，不吃窝头不知百姓苦。”这种制度安排使干部切身体验群众生活，防止了“何不食肉糜”的脱离实际倾向，从根本上遏制了特权思想的滋生。
这一实践强调权力的人民属性，提醒所有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于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忘记初心，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所在
怎样看待毛主席的“三件大事”
毛主席的这些实践，本质上是一场防止社会主义政权变质的探索。他意识到，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防止执政后的权力异化。这一探索具有双重维度：
制度层面上，试图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打破官僚体系的封闭性;
思想层面上，通过“灵魂革命”使干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当时某省一位老干部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最担心的是我们打下江山后，也变成李自成。”这句话道出了毛主席晚年实践的核心关切：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的反官僚主义实践，可以从中获得深刻启示：
首先，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最有效利器。
其次，干部选拔必须注重基层经历。
再次，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毛主席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让中国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晚年的这些实践，正是这一目标的延续和深化。当然，这也正是让某些人怀恨在心，对其肆意污蔑抹黑的重要因素。
今天，我们继承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确保人民江山永固，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扎根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宝贵政治遗产，也是我们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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