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是艾思奇写于1962年2月的文章，被收录于《艾思奇全书》第八卷，非常具有预见性。正如他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条规律，凡是规律，都具有普遍的客观意义。
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派到中国科学院去搞整顿。他们就科学技术战线的整顿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九月还搞出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后又多次修改，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未表示同意。为什么毛主席不表示同意呢?
因为在《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里面，就有一个关于外行与内行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认为科技战线，还是由所谓内行专家来管理，排斥无产阶级的领导。
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的第五点论述内容，供参考：
【五、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
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
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读过汉朝历史书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夺得了“天下”之后，曾向群臣询问：为什么他能够胜利，而项羽却失败了?王陵提出了一个答复，刘邦不同意，并讲出了自己的见解，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读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刘邦把自己战胜项羽的原因，主要地归结为能够用人，这对不对，当然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刘邦能用人，项羽不能用人，却是事实;而能用人与不能用人，作为两人之所以成功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所谓能用人，就是说善于领导人。在楚汉战争时代，刘邦可以算得是一个最善于领导人的领袖人物，这主要是在于，他所能用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各种专长的，并且在这些专长方面都比他自己高明得多的，像张良、萧何、韩信这类的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例子——历史上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说明有这样一条规律：“外行领导内行”。在出谋定计，行政管理，带兵打仗等等具体业务方面，张良、萧何、韩信都是出人头地的“内行”，而刘邦和他们比较起来，则多少总是有些“外行”。但“外行”的刘邦，却成为三个“内行”的领导者，而三个“内行”也曾经心悦诚服地遵从了这个外行的领导。不但如此，这条规律还关系到人们的共同事业的成败：由于遵循了这条规律，刘邦和张良、萧何、韩信都一起得到了胜利;由于违背了这条规律，项羽和范增一起遭到了失败。
凡是规律，都具有普遍的客观意义。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某种规律一定要发生作用。当人们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一项共同事业的时候，“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不能把刘邦的历史故事看做全然过去了的陈迹，刘邦集团活动的目的和他们所实现的具体事业——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些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在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中起作用的某些普遍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事情，仍然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有着更为高级的表现形式吧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事业的伟大意义，它的内容之丰富和规模之宏大，都是刘邦和他的一批将相们的成就根本不能比拟的，虽然就古代的历史条件来说，那也算得是一桩够宏伟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着许许多多方面的斗争任务，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文艺的和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和技术科学的。为着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也需要推动各行各业熟习专门业务的人们来共同努力;这就是说，需要许多方面的“内行”。但重要的是，必须把千种万样的行业和业务适当地组织起来，把它们安排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轨道上，才能保证我们在工作和斗争中较顺利地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我们的共同任务。不如此，就会在我们的工作中造成混乱，就会使我们的斗争遭受挫折和失败。这就是说，必须要使各行各业的人在一个共同的正确领导之下配合行动，而能否有这样的正确的领导，正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这需要做一点说明。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各种行业具体业务本身的指导。一个行业的具体业务，需要熟悉这一行业的人来加以指导，也就是需要“内行”的人来指导，例如工业的技术作业需要工程师的指导，农业的生产技术需要有经验的老农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指导。没有这样的指导，业务的进行必然要遭受损失，因此这样的指导是丝毫也不能忽视的。但是，一定具体业务的指导，并不就等于领导。我们所说的领导，首先是政治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是要善于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指出正确的路线和方向，善于把各行各业的工作和斗争引向这一个共同的路线和方向;是要善于解决各行各业之间以及每一行业内部经常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把人们的一切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我们共同事业上面。很容易了解，这样的领导任务，决不是一定具体业务的指导本身，能够担当起来的。一定具体业务的指导，只适用于各个行业的业务范围之内，这一个行业的业务指导，不可能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行业;而我们说的领导，却是一切行业的共同需要。要做好具体行业的业务的指导，只需要这一行业本身的专门知识;而要进行领导，就我们的事业来说，则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善于分析和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仅仅有某一行业的业务知识，是不能从事这样的领导的。这样的领导，只能是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具备上述的条件，并对我们共同事业中的各行各业给予正确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可以看做一种行业，要贯彻这个领导，需要在这方面有经验有锻炼的人，也就是需要有领导工作上的“内行”。但党的领导的“内行”，并不就等于一定具体业务指导的“内行”。对于后者来说，它只能算是“外行”，而这个“外行”的领导却是任何一种行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各行各业除了自己的具体业务的指导之外，还必须受到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每一个行业都会迷失道路和方向。这样，即使有着自己的“内行”的指导，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很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正如有机体的各个器官的作用，必须通过神经系统的各个分支，受到脑脊髓即中枢神经的调节和控制，才能在整个有机体中正常地尽到它应尽的职能，同样，各行各业都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很好地贡献它所应该贡献的一分力量。这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这个客观规律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中的表现。
我们必须遵循“外行领导内行”这个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定具体行业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的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业务根本不必加以学习和钻研，而可以满足于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外行。这样来对待上述规律，也是完全错误的。熟悉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中的业务，这是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因为党的领导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具体地加以贯彻。领导者必须了解他所领导的业务的特点，必须了解指导这个业务的专家们的特点， 并善于在工作中和他们互相商量。完全不懂得具体业务的人，要想切实地做好领导工作，避免领导中的盲目性和错误，是很困难的。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应该在党的领导工作上是一个“内行”，而且应该力求在具体业务上也使自己成为一定程度的“内行”。忽视自己所领导的业务知识，不去努力学习掌握它，以为有了某些一般的政治领导经验就可以自满自足的人，决不可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我们党经常号召党员们努力学习自己所不懂的业务。1949年，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必须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新的东西。每一个从事领导工作的人，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但是，这个要求并不否定“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因为，第一，我们虽然必须要求党的领导工作者尽最大努力熟悉所领导的具体业务，但一般地说，不可能要求他们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做到像这一行业的专家那样地“内行”。例如，不可能要求工业中党的领导者都能掌握象工程师一样多的专门技术知识。比起专家、工程师来，他们对业务总还是比较地外行，而这并不至于妨害他们从事领导工作。
第二，熟悉具体业务虽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领导工作的实质并不在于具体业务的指导(这主要是专家、工程师等人的任务)，而是在于确定和掌握整个工作的路线和方向，正确解决各方面工作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以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它不是出自具体业务指导的本身，而是来自党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具体业务来说，它不是出自“内行”，而是来自“外行”。第三，一个党的领导者如果同时又具有专家的具体业务知识，这自然是一种很优越的条件，可以帮助他把领导工作做得很好。但他之所以能够把领导工作做好，首先还是在于他具有党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经验，而不是在于他具有和专家一样多的知识。一个专家，如果他没有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经验，他自然可以对具体业务进行很好的指导，但决不能做好领导工作。
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外行领导内行”这个真理的理由。
我们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有错误，不符合客观规律。有少数人提出这种说法是由于别有用心，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在1957年利用这种说法来反对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以此作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手法，这是必须坚决给予驳斥的。但也有一些人，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误解了“外行领导内行”这个规律，因此也表示加以反对。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对于这个规律的一种误解，并没有接触到这个规律的本身。因此，必须以正确的解释来消除这个误解。最容易发生的是这样的误解：即把“外行领导内行”误认为“外行代替内行”。正确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使用各行各业的“内行”人物，为他们安排适当的条件，使他们各得其所，便于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专长能力。根据这个原则，领导者对于任何一种业务，都不容许采取包办代替的做法。包办代替的做法，对于各种“内行”的积极性， 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使他们的专长能力不能正常发挥出来，甚至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造成“瞎指挥”的毛病，这是完全违背正确的领导原则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肯定“外行领导内行”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必须坚决反对外行代替内行的错误做法。当人们表示要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规律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指的领导者对于各行业务的包办代替，那么，应该肯定这种反对意见有着对的一面，这一面是应该加以接受的。但必须指出，他们没有把一个客观的规律和一种错误的做法加以区别，没有注意到“外行领导内行”和外行代替内行完全是两回事情，反对前者虽然是对的，但反对后者却完全错了。
再引一个汉朝的故事来结束这篇短文。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 “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道。又问“一岁钱谷入几何?”
周勃又说不知道，惭愧得汗流浃背。又问陈平，陈平答说：“这有人负责。”问“谁负责”?陈平说：“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汉文帝说：“如果都有人负责，你做宰相的干什么呢?”陈平答道：“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汉纪 五》)
这个故事说明，陈平是封建时代的一个较聪明的统治者，他比周勃更懂得作为一个宰相应该怎样对待在他所管辖之下的各部门的具体业务：每一项具体业务都应该有这一项专职的人去负责，居于总的领导地位的宰相，只应该总理其成，而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那些具体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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