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拜物教式神秘化中，这后两个过程并行不悖、携手并进，二者都表现为客观的和必然的。但相反，它们应当在其统一中被视为彼此区分的，甚至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矛盾过程，每一方依次排斥另一方;这是一种植根于资本体系决定性要点的、导致资本解体的物质杠杆。
任何人都能看出，资本每天如何掩盖过去劳动的程序。正因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种劳动的功绩赞不绝口。事实上，正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资料，再次参与活的劳动过程;正因如此，劳动的重要性被归诸于它所采取的资本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劳动已经对象化于其中的生产资料相重合：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无法将生产资料与其目前所穿戴的敌对的社会面具分开思考。”¹ 于是，过去的劳动如同任何自然力一样，为资本提供免费服务;同样，当它被活劳动投入并启动时，它便以扩大的规模积累并再生产自身为资本。要洞察活劳动本身如何完全被卷入并吞没于这一过程之中，作为其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则要困难得多。“活劳动的自然属性在于：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保存旧价值。”² 正因如此，劳动“维持并永续一个不断增大的资本价值，以不断更新的形式”³，而且其生产资料的效率、体积和价值增长得越大——积累随之而来的生产力发展越大，这种情况就越显著。“这种劳动的自然力表现为并入资本的、为资本自身保存而存在的力量，正如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特性，正如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我价值增殖。”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向自身呈现为“社会总资本的等份部分”⁵，正是这一点掩盖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特定性质，即“可变资本与活的劳动力相交换，而工人因此被排除在产品之外”⁶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形式都是合作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发展就重新提出并普遍化了“一种虚假的联合关系的外观，在这种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按照他们各自为产品形成所贡献的不同要素的比例来分割产品”⁷。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工人工资表现为劳动价格的基础：一种必要的或自然的货币表现形式，表达劳动的价值。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劳动的价值是一个想象的表达式，一个不合理的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实质关系的现象形式。但这种外观背后的必然性是什么?它是主观的选择来隐藏真实关系的实质，还是相反，是使这一关系机制实际运作的真实方式?在这方面，劳动力价值和价格以工资的变形形式呈现的方式堪称典范。工资的真实运动似乎表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其职能的价值，即劳动本身的价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劳动力呈现为纯粹而简单的劳动、劳动的价值以工资形式支付，是不可或缺的。想想等价形式第二特殊性——当具体劳动成为其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现象形式时。不是具体劳动在价值关系中拥有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一般性质。相反，成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正是其本性;其成为具体劳动只是这一本性实现的现象形式或规定形式。这种完全颠倒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表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劳动只有在它是抽象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力支出的程度上才创造价值。价值难道不是“把一切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象形文字”吗?⁸ 劳动力的价值在工资中同时表达了劳动剥削的资本主义形式及其资产阶级神秘化;它向我们呈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但却是颠倒的。
在此基础上，劳动成为劳动力转化为工资的必要中介：活劳动仅仅呈现为可变资本、劳动力仅仅呈现为资本一部分的条件。在价值中表现为实际支付的工作日部分的，应表现为整个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更确切地说，在工资中，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这将雇佣劳动与其他历史劳动形式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生产力体系)发展得越充分，劳动的有酬部分与无酬部分就越不可分离地混杂在一起。各种工资支付形式不过是这一过程恒定性质在不同水平上的离散表达方式。于是我们理解，“劳动力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或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的这种变形，具有决定性意义。工人和资本家所持有的一切正义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化、资本主义关于自由的一切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伎俩，其基础都是上面讨论的外观形式，它使实际关系变得不可见，并且向眼睛呈现出与该关系恰恰相反的东西。”⁹ 在“各种各样的”工资形式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追踪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其中建立起来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之间、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因而劳动力与资本之间日益复杂的内在统一。
工资无非是从另一视角看待的雇佣劳动。在工资中，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规定性表现为分配的规定性。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正如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这些确定的分配形式因此以生产条件的特定社会性质，以及生产当事人的特定社会关系为前提。”¹⁰ 工资已经完成了对“生产与分配的粗暴分离”的超越。¹¹ 我们参与生产的方式决定了分配的特殊形式。“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因此仅仅表现为生产当事人的反面。”¹²
“这种决定生产的分配形式本身如何与生产发生关系，显然属于生产本身的领域。”¹³ 生产与分配之间、一方面与消费之间另一方面之间的中介环节是交换。在第一种情况下，交换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在第二种情况下，交换完全由生产决定，如果交换为了消费以分工为前提、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交换的一定强度和扩展以生产的一定扩展和组织为前提的话。这就是一般试图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表达直接同一性的基础;即在存在消费性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程度上。或者，我们发现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生产作为消费的手段，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最后，一方可以表现为另一方的实现，反之亦然：消费消费产品，生产生产消费。但马克思本人已经嘲笑了那些玩弄这种黑格尔对立面同一性的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和庸俗的经济学家。我们只需将庸俗的社会学家加入这份名单，他们同样博学而庸俗，尽管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经济学家。马克思强调，“这里的重要之点在于，生产和消费……无论如何都表现为一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在其中生产是实际的出发点，因而也是支配性的环节……概括整个过程的行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非同一;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要素，一个统一体内的差别”。¹⁴ 这种统一由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显然，这个整体内的各个环节相互发生作用。生产在其单方面形式上同样被其他环节所规定。但“生产是支配性的环节，既就其自身在生产矛盾规定中的支配性而言，也就其对其他环节的支配性而言”。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环节相互之间的确定关系。”援引马克思这些基本概念的必要性本身，便是太多“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重复“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把历史局限在分配领域之内的经济学家的荒谬”¹⁵ 的客观存在的绝佳证据。
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从工厂立法到国家的破裂。为调节工作日的斗争使资本家和工人仍然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峙。资本家捍卫购买剩余劳动的权利，工人则捍卫少卖剩余劳动的权利。“权利同权利相对……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决定一切。”一方面是集体资本家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集体工人的力量。通过立法的中介，通过法律的干预，通过法律权利的使用——也就是说，在政治领域上——个体资本家与孤立工人之间买卖的契约首次转变为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使我们瞥见了阶级之间一般对抗唯一能够展开的理想地形。从历史上看，在其诞生之际，事情确实是这样进行的。为了评估这一时刻可能普遍化的程度，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区分它的特定特征：即它在某种特定类型资本主义发展内部发挥作用的确定方式。并非偶然，马克思正是在处理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过渡、从掌握既存劳动过程的资本向将劳动本身彻底颠倒直至按照自身形象和模样塑造它的资本时，才引入关于工作日的章节。从历史上看，为调节工作日的斗争正处于这一过程的中间。鉴于资本向延长工作日自然冲动，工人确实通过集思广益并通过作为阶级的活生生的力量，从国家那里争取到一项法律，一道社会屏障，阻止他们“通过与资本的自愿契约”接受奴役。工人阶级的斗争迫使资本家改变其支配的形式。于是，劳动力的压力能够迫使资本修改其自身的内在构成;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组成部分介入资本内部;它从内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前进，直至驱使它渗透社会生活的一切外部关系。在发展最先进阶段表现为工人自发职能的东西——工人与劳动条件分离并被整合进资本——在较为落后的阶段则表现为一种法律必然性，即一道社会屏障，以防止劳动力的耗竭，同时为其特定的资本主义剥削奠定基础。政治中介在这些不同时刻中占有特定位置。资产阶级政治地形并不注定要永恒地悬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空之上。
生产物质方式的变革以及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相应变化被视为“无可计量的暴行，从而引发了与之对立的、社会性的控制，这种控制通过法律限制、调节并使工作日及其间歇统一化”。²⁶ 所有“这些高度详细的规定，以军事般的统一性，按照钟点调节工作的时间、界限和间歇，绝非议会成员幻想的产物。它们逐渐从情势中发展出来，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法则。”²⁷ 通过经验，英国议会认识到，“一项简单的强制性法律就足以消除所谓由过程性质所造成的对工作日限制和调节的一切障碍。”²⁸ 在一个工业部门引入的工厂法对工厂老板施加了绝对限制，迫使他消除任何技术障碍。这些法令“因此人为地催熟了将工场手工业制度转化为工厂制度所必需的物质要素，同时，因为它们使投入更大资本量成为必要，从而加速了小业主的没落和资本的集中。”²⁹ 在这个意义上，“工厂立法——社会对其自发发展起来的生产过程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和有方法的反应，正如我们所见，正像棉纱、走锭精纺机和电报一样，是大规模工业的必然产物。”³⁰ 借助各种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借助国家的暴力干预，集体资本家首先试图说服，然后达到迫使个体资本家服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一般需要的地步。劳动力的剥削甚至可以在节约劳动的同时进行，因为资本不变部分的持续增加与不变资本使用本身的日益节约并行。只有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化和其更高水平的发展才成为可能。在政治领域上的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政治中介，在此情形中同时是某一发展程度的产物和该发展征服自身自主机制的前提——这一机制走得很远，直至从内部收回政治中介、阶级斗争本身的政治地形。
“如果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身心而将工厂立法普遍扩展到一切行业已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么，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扩展另一方面加速了众多孤立小工业向少数大规模结合工业的普遍转化;因此它加速了资本集中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它摧毁了资本支配仍部分隐藏于其后的古代的和过渡的形式，并代之以直接的、不加掩饰的支配。但通过这样做，它也普遍化了对其统治的直接斗争。”³¹
这首先应当被视为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到来，该过程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出发，必然抵达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工作日的强制延长到劳动生产力看似自发的提高;从整个生产过程的纯粹而简单的扩展到其内部变革，这种变革导致劳动过程的持续革命化，以价值增殖过程为职能并日益有机地依赖于它。过去在生产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容易确立的关系，现在转变为生产领域内部变革与其他领域内部变革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而且，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一种更为中介化的、更为有机的和更为神秘化的关系——同时更为不言而喻且更为隐藏。资本主义生产的确定关系愈益掌控一般社会关系，它就愈益似乎在后者中作为边缘的特殊性而消失。资本主义生产愈益深入渗透并进而侵入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就愈益表现为相对于生产的总体，而生产表现为相对于社会的特殊性。当特殊性普遍化或普世化自身时，它似乎被一般、被普遍所代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生产的普遍化表现为社会的实体化。当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编织了整个社会关系之网时，它自身便表现为一种一般社会关系。同样，现象形式以直接的自发性再生产自身，作为思想的寻常形式：“实质关系应当由科学来发现。”如果我们局限于对这一现实的纯粹意识形态把握，我们无非是再生产这一现实如同它呈现自身那样，在其外观中颠倒。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真实关系的亲密物质联系，我们需要一种科学渗透的理论努力，首先剥去对象——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神秘化的、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形式，然后孤立并打击其隐藏的实质，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列宁令人印象深刻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他谈到了大规模机械化工业。在这段话中，他首先确立了工厂的科学概念绝不对应于该词的寻常和常识理解：“在我们的官方统计中，以及一般在我们的文献中，工厂被理解为或大或小规模的工业企业，它雇佣或多或少的雇佣工人。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大规模机器工业(工厂)仅仅被理解为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水平，正是最先进的水平。”他提到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四部分，特别是从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在那里，工厂的科学概念正是用来标志“在某一国家中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形式和阶段”。在资本发展的某一阶段，如果它想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它不可避免地被迫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它被迫尽可能地将必要劳动转变为剩余劳动。即，它被迫彻底颠倒劳动过程的一切技术和条件，从内部革命化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其目的并不是缩短工作日。”它的唯一目的是缩短生产劳动力从而生产一定数量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必须接管那些其产品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工业部门。但“一种商品的价值不仅由赋予它最终形式的劳动量决定，而且由包含在生产它的工具中的劳动量决定……因此，劳动力的价值下降也由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相应降低那些供给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即生产生活资料所需的不变资本物质要素的商品价格而实现。”³² 如果我们不是从个体资本家的观点，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观点来理解这一过程，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般剩余劳动率随着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而上升。“异常的生产劳动表现为强化劳动”³³;换言之，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它创造的价值高于社会平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因此，采用最完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通过剩余劳动占有工作日中比同一行业其他资本家更大的部分。“他作为个体所做的，正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事情。”³⁴ 竞争的强制法则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引入并普遍化新的生产方式;但竞争本身、资本的外部运动，无非是另一种方式，即“对竞争的科学分析只有在把握资本的内在本质之后才可能进行，正如天体的表面运动只有对那些了解其真实运动——即感官无法感知的运动——的人才是可理解的。”³⁵ 如果一般剩余价值率要在此刻保持积极不受这一过程影响，它就需要持续降低劳动力的价值、革命化劳动过程的条件，并普遍化和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方式。这一基本事实随后使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一个可怕的历史体系。
资本主义发展有机地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联系。而相对剩余价值又有机地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一切变迁相联系，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那种独特且日益复杂的统一相联系，与劳动条件变革与劳动力剥削之间、与技术和社交过程的结合一方面与资本主义专制另一方面之间的统一相联系。资本主义发展推进得越远，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渗透和扩展越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越必然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即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之间、工厂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有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上，这种社会关系成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整个社会成为生产的关节，整个社会以工厂为职能而生存，而工厂则将其独占支配扩展到整个社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政治国家机器日益趋向于与集体资本家形象同一;它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产，因而成为资本家的职能。由其生产的特定发展所强加的资本主义社会统一构成过程，不再容忍甚至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关系之网的政治地形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政治职能如今开始在社会内部被收回，这一点是正确的，只不过略有不同的是，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社会。所有这一切也应当被视为对那些将现代政治国家视为资本与劳动对抗的中立地形者的宗派式反应。马克思说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从未被超越的预言性话语：“仅仅劳动条件以资本的形式集中在社会的一极，而在另一极聚集着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大量人群，这还不够。仅仅他们被迫自愿出卖自己，这也不够。资本主义生产的推进发展出一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通过教育、传统和习惯，将该生产方式的条件视为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则。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一旦充分发展，就摧毁一切抵抗……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给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盖上印章。当然，直接的超经济强制仍然被使用，但仅在例外情况下。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让工人听任‘生产的自然法则’，即可以依赖他从生产条件本身产生的并由这些条件永久保证的对资本的依附。”³⁶
但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工具之一，正是那种在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资本主义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在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确立的神秘化关系。这种神秘化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核心所发生变革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一关系再次被视为自然法则的前提。当工厂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定事实——尽管是本质性的——时，它设法保持其特定特征与总体现实相区分，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当工厂将其控制扩展到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生产都转化为工业生产——时，工厂的特定特征就淹没在社会的泛化特征之中。当整个社会被归结为工厂时，工厂作为这样的东西似乎消失了。这是在更高真实水平上的物质基础，在其上，资产阶级变形的最大意识形态发展得以重复并终结。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发展水平标志着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最深刻神秘化。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增长过程表现为形式上的第三产业化过程。所有劳动形式归结为工业劳动、所有劳动类型归结为商品劳动力，表现为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的消亡，从而表现为其作为产品的价值的贬值。以工资支付任何劳动价格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利润的绝对否定、对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绝对消除。资本根据自身价值增殖过程日益增长的必要性分解并重组劳动过程，如今表现为社会的客观潜能，它自我组织从而发展。国家政治职能回归市民社会结构本身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政治与经济日益狭窄的功能性表现为政治地形可能脱离经济关系的自主。简言之，资本的集中以及工厂体制的独占支配——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两个历史结果——被颠倒：前者颠倒为资本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消解，后者颠倒为工厂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排除。正因如此，资本表现为社会一般的客观财富，而工厂表现为“社会”资本生产的特定方式。这一切在庸俗社会学家的粗鄙资产阶级眼光中就是这样呈现的。当学者本人也被归结为雇佣工人时，雇佣劳动就超越了科学理解的界限，或者更好地说，成为所谓技术这种虚假资产阶级科学的独占应用领域。
无须赘言，所有这一切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它确实展开时才会关注它。正如列宁所说：“谁想在发展中表现任何活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必然面对两难抉择：推进事实还是落后于事实。”
这是一个应当永久运用的方法论原则——即使它迫使我们采取那种令众多“职业革命家”的温和灵魂深感恐惧的激烈单边主义。更何况，当这种方法不是——当然——心灵的奇想，而是客观发展的真实过程，不是要跟随而是要预见时。没有人要求我们忘记生产之外的世界存在。将重点置于一部分意味着承认并坚持这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的本质特征——尤其当这一特定要素因其本性而普遍化自身时。工人阶级观点的科学单边主义不应与神秘的归一还原混为一谈。重要的是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待分配、交换和消费。而在生产内部，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视角看待劳动过程，从劳动过程的视角看待价值增殖过程;即理解生产过程的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进而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统一提供基础。这一过程的动态总体可以通过集体资本家的片面性或社会结合工人的片面性来理解。但前者以其保守外观的一切专制功能性呈现它，而后者则以其革命发展的一切解放力量揭示它。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将社会视为手段，将生产视为目的：资本主义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的这种社会性无非是私人占有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关系从来不与生产关系分离;生产关系日益与工厂的社会关系同一;同样，工厂的社会关系也日益直接获得政治内容。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趋向于将一切政治关系从属于社会关系，将一切社会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将一切生产关系从属于工厂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工厂内部开始逆向路径：即资本家为瓦解并按照自身形象重组集体工人的对抗性形象而进行的斗争。资本在其自身的地盘上攻击劳动;只有从劳动内部，资本才能瓦解集体工人，然后整合孤立的工人。我们不再仅仅是一方面拥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拥有工人，而是另一方面拥有劳动的一切条件，另一方面拥有从事劳动的工人。劳动与劳动力彼此对立，却又在资本内部统一。在此关节点上，最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想在于收回个体资本家与孤立工人之间简单买卖的原始关系;然而，前者掌握垄断的社会权力，后者则在个体上从属于为其劳动所得的报酬。这种由经济关系本身施加的无声强制，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盖上印章。现行的工厂立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工厂内部的宪法将认可“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³⁷ 对整个社会的支配。
诚然：这“普遍化了针对这一统治的直接斗争”。³⁸ 而且，到此时，将针对社会体系的一般斗争植根于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已不再仅仅是可能，而是历史必然;换言之，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将资产阶级社会推入危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再次以全部阶级意识走上资本主义发展所规定的道路至关重要：从社会的观点看待国家，从工厂的观点看待社会，从工人的观点看待工厂。我们的任务是持续重组集体工人的物质形象，以对抗资本——资本本身正试图瓦解这一形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从资本自身有机构成中那些潜在对抗的部分开始瓦解资本内在本质为目标。对于试图在集体工人内部将劳动与劳动力对立的资本家，我们则以在资本内部将劳动力与资本对立来回应。在此关节点上，资本试图瓦解集体工人，而工人试图瓦解资本;这不再是权利对权利、由力量决定的问题，而是直接的力量对力量。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水平上的阶级斗争最高阶段。
旧最大主义者(old maximalism)的错误在于从外部构想这种对立：它将工人阶级视为完全处于资本之外，因而是其一般对抗者——由此导致其无法达到任何科学理解，以及一切实际斗争的贫瘠。但今天我们必须说，从工人的观点出发，我们应当直接审视的不是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是资本的处境。即使在其自身的分析中，工人也应当赋予资本以特权地位，正是资本在体系中客观拥有的那种特权。而且不止如此：工人阶级应当在物质上发现自身是资本的一部分，如果它随后想要将整个资本与自身对立。它必须承认自身是资本的特定要素，如果它随后想要呈现为资本的一般对抗者。集体工人不仅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对立，而且与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本身对立。它必须达到将整个资本——包括自身作为资本一部分——视为敌人的地步。劳动应当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视为其敌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将劳动的一切主观潜能对象化为资本的需要，才能够在工人一方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强大理解。将工人阶级整合进体系的尝试，正是可能引发决定性回应的东西——即体系的断裂，将阶级斗争推向其最高水平。资本主义在某一发展点上处于这种必然状态;如果那一时刻过去，资本就将长期获胜。然而，如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能够在这一地盘上哪怕一次成功打破它，那么现代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革命的模式就将诞生。
我们已经看到，商品劳动力是资本真正活跃的一面，是任何资本主义动力学的自然家园。它不仅是价值增殖过程扩大再生产的主体，而且是劳动过程本身持续革命性变革的主体。技术变革本身是由劳动力价值的变化所规定和强加的。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无非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定方法、节约劳动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反过来引发资本有机构成日益增长的变化。资本日益依赖劳动力;因此它必须日益彻底地占有它，正如它占有其生产的自然力一样;它必须将工人阶级本身贬低为社会的自然力。资本主义发展推进得越远，集体资本家就越需要将一切劳动视为在资本之内：它越需要控制劳动力的一切内部和外部运动;它就越被迫长期规划资本-劳动关系，作为社会体系稳定性的指数。当资本征服了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一切领域——严格意义上说——它就开始其内部殖民过程;或者，当资产阶级社会的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最终完成时，我们可以说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开始了。在此关节点上，劳动主观力量的对象化资本化过程必然伴随着集体工人以及工人本身的物质解体过程。工人被贬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产，因而成为资本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而言，将工人阶级整合进体系变得至关重要;工人阶级对这种整合的拒绝阻碍了体系的运作。因此，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是体系的动态稳定，要么是工人阶级革命。
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³⁹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已经是革命性的：它使生产力——包括有意识的和活的生产力，即工人阶级——保持持续运动，并在其中进行不间断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诚然，同时它也奠定了其最大矛盾的基础：正因如此，生产力的不间断发展不能不引发最大生产力——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不间断发展。正是这一点应当驱使集体工人有意识地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革命内容，以至于如果不想落后，就迫使它预见发展。正因如此，工人阶级革命不必在资本主义已在一场普遍灾难中崩溃之后到来，也不能在资本主义甚至尚未开始其特定发展周期之前到来。革命能够而且必须与这一发展同时发生;它必须呈现为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其内在矛盾——正如劳动力只能从资本内部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置于危机之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展才能使生产力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变得有效且同时不言而喻：没有这种发展，这一矛盾就仍是一种潜在而非现实的事实，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可能性，正如在C–M–C水平上的危机可能性。生产力的水平不是由技术进步的水平来衡量的，而是由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程度来衡量的。或者更好地说：前者是资本家的尺度，将工人仅仅视为其机器的人类附属物;后者是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尺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它组织了对那种束缚并围困工人阶级革命经验的社会关系的断裂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是生产社会关系内部完全存在的另一种矛盾的外在表现：即生产过程社会化与产品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试图瓦解这种社会性的个体资本家与以更先进方式重组它的集体工人之间的矛盾，老板的经济整合企图与工人阶级对抗的政治回应之间的矛盾。我们有充分理由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这一过程目前正在意大利公开进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将在这一地盘上长期决定。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政党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工人运动的政党则尚未理解。
这并不一定涉及消除所有其他持久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或许对每个人都更为明显，因而似乎对整体理解更为本质。相反，重要的是把握这一基本原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水平上，资本各个部分之间的一切矛盾都必须表现为工人阶级与整个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只有在此刻，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才开始。通过工人阶级来表达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已经意味着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自身内部是不可解决的——它们从而指向超越产生它们的体系之外。资本主义内部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唯一不可解决的矛盾——或者更好地说，它在作为革命阶级自我组织的那一刻成为不可解决的矛盾。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阶级的组织、劳动者利益的捍卫，或其作为管理资本主义利益的统治阶级的组织，而是其作为对抗阶级的组织：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政治自主。如果“双重权力”的公式还有任何意义的话，这就是它的含义。今天，意识是否必须从外部带给工人、是否必须由党来完成这一任务，已不再是问题。解决方案已经存在，并且直接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已触及资产阶级社会极限的资本主义生产、由如今将独占支配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工厂所规定。政治意识确实必须由党带给工人，但必须从生产过程内部带入。今天没有人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没有工人阶级的党，就能启动革命进程。但仍有太多人认为，党即使与工厂脱离也能领导革命，认为政治行动始于生产关系终结之处，认为针对体系的一般斗争与在资产阶级国家高层展开的斗争相同，而资产阶级国家本身已同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需要的特定表现。我们注意到，这并非放弃列宁对国家机器的断裂——正如所有走上民主道路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相反，是要将这一对国家的断裂奠基于社会内部，将社会的解体奠基于生产过程内部，将生产关系的破坏奠基于工厂的社会关系内部。今天，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在资本主义工厂内部被打破。
无论我们的分析是从《资本论》出发，还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都将得出相同的结论。至今我们仍不能说这些结论已被证明;相反，我们必须从头沿另一条道路出发，再次体味这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意义，它日益成为所有其他问题的历史枢纽。我们必须这样做，以将这一理论从那些使工人运动一部分陷入机会主义等待灾难性崩溃的意识形态积垢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使工人运动另一部分整合进体系无限稳定化的自主机制之中。我们将以此作为本论点的后续。
在此只需强调，重返最正确道路的首要必要性，无论对于理论分析还是实际斗争而言。工厂-社会-国家——这是科学理论与颠覆性实践、资本主义分析与工人阶级革命今日重合的关节点。这一点本身就足以确认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今天对工厂的“科学构想”开辟了通向对当下最完整理解的道路，同时也是对其最完整破坏的道路。正因如此，它被设定为新建设的出发点，如果新建设想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产关系中完全生长出工人国家，就必须从工厂出发。
1962
注释
¹ Karl Marx，《资本论》，第一卷，Ben Fowkes译，伦敦：Penguin，1990年，第757页。
² 同上，第755页。
³ 同上。
⁴ 同上，第755–756页。
⁵ 同上，第776页。
⁶ 同上，第670页。
⁷ 同上，第670–671页。
⁸ 同上，第167页。
⁹ 同上，第680页。
¹⁰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MECW)，第37卷，第868页。
¹¹ MECW，第28卷，第25页。
¹² 同上，第32页。
¹³ 同上，第34页。
¹⁴ 同上，第36页。
¹⁵ 同上，第34页。
¹⁶ MECW，第37卷，第48页。
¹⁷ 同上，第49页。
¹⁸ 同上，第815页。
¹⁹ 同上，第867页。
²⁰ 同上。
²¹ 同上，第90页。
²² 同上，第82页。
²³ 同上，第82–83页。
²⁴ 同上，第88页。
²⁵ 同上，第89页。
²⁶ 《资本论》，第一卷，第412页。
²⁷ 同上，第394–395页。
²⁸ 同上，第607页。
²⁹ 同上。
³⁰ 同上，第610页。
³¹ 同上，第635页。
³² 同上，第432页。
³³ 同上，第435页。
³⁴ 同上，第436页。
³⁵ 同上，第433页。
³⁶ 同上，第899页。
³⁷ 同上，第635页。
³⁸ 同上。
³⁹ MECW，第6卷，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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