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山姆·班·梅尔(Sam Ben-Meir)[1]
2025年10月15日
Ciernet_译、哈蒙德校
布鲁诺·莱波尔德(Kevin B. Anderson)：《公民马克思：共和主义和马克思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Citizen Marx: Republican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2024年。418页。ISBN：9780691261867
本文认为，布鲁诺·莱波尔德的《公民马克思》揭示了一位具有鲜明政治性色彩的马克思，这种思想根植于共和主义那“不受支配的自由”的传统。莱波尔德指出，从马克思早期的新闻稿到《资本论》，他的观点始终聚焦于：资本主义是如何像君主制支配臣民一样，使工人屈从于资本的专制权力。马克思对“共和共产主义”的拥抱反映出他坚信民主制度，公民自治以及经济民主化是真正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
尽管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本书淡化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但莱波尔德令人信服的将马克思思想重新框定为一场反对任何统治形式，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的斗争。这导致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关于不平等、企业权力和民主控制的辩论重新焕发了关联性。[2]
布鲁诺·莱波尔德的《公民马克思》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且论证有力的著作，该书通过共和主义的传统视角，令人振奋而有力地重构了卡尔·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莱波尔德没有重复“自由主义的权利”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之间那种人们早已熟悉的对立，而是将马克思放在一个更悠久的反支配政治的谱系中，主张共和主义的自由(republican freedom)——即不受任意权力支配的自由——这并非偶然，而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到《资本论》时期思想发展的构成要素。因此，他邀请读者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反政治的经济决定论者，而是一位将民主制度与公民自治(civic self-rule)视作克服资本主义不自由状态的关键手段的理论家。
莱波尔德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明了，事后看来也令人觉得顺理成章：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成熟批判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解读为一种共和主义的论证——正如君主制或寡头制将公民置于任意性政治权力下那样，雇佣劳动也如此将工人置于资本的任意性权力下。此处的创新既不在于把马克思简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也不在于否定他对剥削的批判的特殊性;而在于表明，马克思对于不自由状态的规范性评判标准是和新罗马思想(即新罗马共和主义，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任意支配——不仅仅代表没有被他人干涉的自由，也代表没有被他人支配的自由)一脉相承的;即，自由不仅是简单地不受干涉(这是自由主义的“不干涉”思想)，更多的是不屈服于外部意志的生活。莱波尔德的框架把马克思归纳到一条从马基雅维利和英国共和派延续到19世纪激进共和主义的脉络中，但也展示了马克思如何通过确定支配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从而超越传统公民共和主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最有说服力的是通过仔细阅读经典文章和被忽视的刊文，从而重建马克思观念的微观系谱的部分。人们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早年间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记者，他“致力于通过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来消除专制政权的任意性权力，在这个共和国中，人们通过民众的公共治理以及借助具有约束力的委托机制对代表进行监督，从而掌握积极的人民主权。”(页8)马克思刊登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新闻自由的辩护，虽然他的思想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一种融入了“先前他大部分的共和思想”(页11)的共产主义，但对于这种理念他从未动摇。让马克思接受这种“共和共产主义”(republican communism)(页13)的，是他逐渐认识到了自由国家，或者说政治自由，并不能保证带来一个自由的社会;换句话说，缺乏了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仍然会使人受困于枷锁中。
莱波尔德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解读是本书中最具启发性的贡献。他质疑一种普遍的推断，即马克思将政治体制视为一种注定会“消亡”的临时现象。与之相反，莱波尔德认为马克思思想成熟后的著作——尤其是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反映出了其对制度建设的不懈关注。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的问责、集体决策和官员可罢免的机制，体现出了一种具体的共和式民主构想，这种民主不会被独立的官僚系统所干涉。这种解释让马克思更加接近如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或是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一样的现代新共和主义者，而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者。在莱波尔德看来，国家的废除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而是它的重塑：一种集体权力不再与行使它的人相异化的政治制度的确立。自此，共和主义才在马克思手中成为了一种激进民主的理论。
虽然《公民马克思》一书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令人信服，但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幽灵》杂志(Spectre Journal)的索伦·茅(Søren Mau)在内的一些评论家已经指出，莱波尔德在共和主义上的关注，是牺牲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深层分析换来的。本书从未能够充分地用理论阐述支配与剥削——即规范性与结构性——的关系。在不涉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或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的情况下，莱波尔德可能会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道德家，从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更像是一种正义呼吁，而不是对社会生产的系统性分析。
这些反对意见并不严重;莱波尔德不否认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但是这种关注引发了一个关于解释优先级的问题：如果共和主义意义的不受支配为判断不自由提供了规范性标准，那么马克思对剥削(基于劳动价值、竞争和资本积累)做出的解释性理论，是否会被重新理解为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说明?通过主张支配与剥削能够相互阐明的观点，莱波尔德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一陷阱般的问题：支配揭示了不自由的形式;而剥削补充了其运作机制。不过，如果能增加一章元理论的详细阐述来对这种分工关系加以说明，就能更加筑牢本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结。
本书也讨论了马克思与民主的关系这一热门话题。针对那种将马克思视为反政治思想家，认为其蔑视权利和行政程序的刻板印象，莱波尔德搜集了马克思捍卫议会斗争、普选权利和工会的证据，证明其不只把这些行为当作制约任意性支配的工具，而更是对其构成性的约束。在这方面，本书与近来重现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不将其贬到自由主义之内的作品是一样的。使《公民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是其的系统性：它并不满足于表明马克思“也关心政治”;而是重建了一套连贯的共和主义话语——任意性、不受支配、公民自治——马克思的成熟社会主义思想在其中清晰可辨。虽然通俗的概论和时事评述都简洁地指出了这一点，但莱波尔德的真正贡献在于他通过从马克思早期到晚期作品不懈的注释工作，将这一论点系统地嵌入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
本书另一个相关优势是其在历史编纂方面十分严谨。莱波尔德没有采用将“共和主义的马克思”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简单的谱系划分。相反，他记录了在面临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的共和主义的关切是如何变化的。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种关于公民权和腐败的大众话语;在《资本论》之后，任意性被转移到劳动过程中的独裁和市场依赖造成的附属关系中。这种二元的运动——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支持了受近来学术及大众评论家的一致结论：马克思的共和主义并不是一种副产物，而是理解他对资本支配的批判的规范性原理。
有的人或许还会发问：当代社会主义策略接下来将如何发展?对此，莱波尔德的表态更多的是暗示而非规定，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支配是核心的恶，而不受支配是核心的善，那么民主制度的设计就不可能或缺：工作场所的管理、带有可罢免授权机制的公有制、以及宪法层面对私人集权的约束，这些都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方案的核心。这种政治导向既抗拒天真的反国家主义，也反对技术官僚主导的国家主义;其目的是通过民众掌权，最小化任意性权力的力量——无论是市场的还是官僚的。莱波尔德在公开讲话和采访中一再强调这种双重拒绝的立场，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雅各宾》(Jacobin)杂志、《幽灵》杂志以及各个知识类播客等平台受到的欢迎也表明，该书的出版恰逢一个左派政治策略重新思考自身同国家、政党以及公共权力的关系的时刻。
然而，本书的某些部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首先，共和主义传统自身便存在矛盾——历史上，它曾与排外的公民权、全民性的军国主义(civic militarism)体制、以及私有制的道德观有所牵连。通过强调马克思的普世主义的转变，莱波尔德隐晦地承认了这些对立，但是相关的文献评论指出，如果能更直接地对待共和主义的局限性(以及马克思是如何改正这些局限性的)，就能更有助于使本书免于对公民自由进行过度的赞美。其次可惜的是，本书对帝国主义与种族支配问题——现代任意性权力核心的场域——的处理，本可以更加自然整合进共和主义的框架。至于书中提到的马克思关于爱尔兰和印度的刊文，它为一种全球性的、非欧洲中心的共和主义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读者或许会想要阅读更多关于这点的论证。(但公平地讲，这本书440页的篇幅所涵盖的内容已经相当可观了。)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理论综合性：把马克思的立场定为“共和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或“激进民主共产主义”，究竟能得出什么?莱波尔德在这一点倒是很有说服力，他认为这为“自由”这一概念提供了更清晰的理论界定。共和主义的自由聚焦于非对称权力(谁能对谁使用任意性权力?)，而自由主义的自由聚焦于干涉，某些社会主义话语则更关注分配问题。《公民马克思》指出，马克思真正的理论重心始终在于支配：剥削问题的重要性来源于它使对工人生活的任意性权力制度化;而异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出了一种集体自治被私有化的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和式共产主义”给出了本书最深刻的见解：社会主义的转型必须以在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最小化任意性权力的标准来构筑。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本书的评论者，都在这里达成了共识，即他们同时敦促作者整合更多的经济理论或被忽视的文本;这种一致的事实上也恰恰证明了本书的具有的思想生产力。
《公民马克思》一书，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来说，都贡献颇丰。它使马克思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个经常被视为水火不容的两种传统重新对话，并展示了前者能够被解读为后者的激进性实施方案的根据。如此一来，莱波尔德便在概念上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在自由、民主和权力的理论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一论点的影响超越了思想史的范围。通过将资本主义限定为一个支配体系而不是单纯的剥削体系，莱波尔德把马克思的批判纳入了当前对于结构性依赖、不平等和民主监督的政治辩论中。在一个由企业权力和算法化统治不断扩张的时代里，共和主义的马克思这一主张显得格外应景：这位理论家诠释的自由不是选择或消费的自由，而是集体自决的自由。
通过重新将共和主义的不受支配概念重置在马克思思想的中心位置，莱波尔德既没有把马克思驯化为公民美德伦理的倡导者，也没有把他抽象地描绘成纯粹的道德哲学家。他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对资本“专制”的诊断不是隐喻，而是一种政治论断，其指向的是嵌入进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的专制权力——由此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结构薄弱的，正如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会在规范层面陷入自我瓦解。作为一本思想史的著作，本书审慎而又翔实;而作为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种贡献，本书也极具思想冲击力。如果一本书改变了我们解读熟悉的文本的方式可以作为一种成功的标准，那么莱波尔德的成就就相当显著：读过《公民马克思》，就更难将马克思对于“资本的专制”的阐述当成一种简单的修辞性比喻，更确切地讲，它读起来像是共和主义的控诉书，和终结专制权力的社会主义纲领。
原文链接：
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22328_citizen-marx-republicanism-and-the-formation-of-marxs-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by-bruno-leipold-reviewed-by-sam-ben-meir/
注释：
[1]山姆·班·梅尔(Sam Ben-Meir)博士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当代政治问题，目前担任纽约市立大学技术学院的哲学助理兼职教授。
[2]以上两段译自作者博客：https://www.samben-meir.com/articles/citizen-marx-republicanism-and-the-formation-of-marx-s-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utm_source=chatg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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