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开头，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与其再生产的总过程。我们已经看到，前者既包括劳动过程，也包括价值增殖过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者既包括由流通中介的消费过程，也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在资本在其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中，更不用说在这一循环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中，单个资本的运动被证明是社会资本undefined总运动的一部分。“每一个单个资本都只构成总社会资本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是一个获得了独立性并被赋予了个人生命的部分，正如每一个单个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要素一样。”¹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从其结果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资本的年度职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所提供的年度商品产品——我们就会发现它既包括资本的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其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因此，它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从而也包括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² 这意味着在不变规模上的简单再生产，它立即表现为在扩大规模上更复杂的再生产的一部分。因此，它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特定契机和一个现实因素——也就是说，不再是单个资本的积累，而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其中，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的社会化过程是特定的物质基础，在一定水平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定性形成，预设了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行为，并且这一行为已经被承认为一个自然事实。总资本家——作为总社会资本的职能人员——这一形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这一形象相对立的，既是它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作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总社会劳动——作为阶级的社会劳动力——获得了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资本的“计划”首先源于使工人阶级在社会资本内部作为阶级本身发挥作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增长的社会化并没有带来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带来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力量。
在资本循环过程表现自身的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形式，即商品资本循环undefined(C' … C')，是唯一一种将已增殖的价值资本作为其自身增殖起点的形式。在货币资本循环undefined和生产资本循环中，起点总是尚未增殖的原始价值资本：整个运动仅仅是预付价值资本的运动。另一方面，C'作为一种资本关系，立即不仅意味着价值资本的循环和剩余价值的循环，而且意味着一部分已经作为收入被消费、一部分已经作为资本被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从C'出发意味着从作为商品资本的总商品产品出发：在其中，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作为循环的条件进入;并且，如果生产消费是通过每个单个资本家的活动来进行的，那么个人消费就直接且仅仅表现为一种社会行为。在这一循环中实现的转化涉及资本价值的量：因此，它不是流通过程中货币资本形式上转移的结果，而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本物质上变化的结果。循环C' … C'在其自身的轨迹中预设了其他产业资本的存在。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它的起点不再仅仅是最初预付的价值资本，而是已经增殖的价值资本。它的运动“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产业资本的总运动”，³ 不仅仅是“所有单个产业资本所共有的一种运动形式，而且同时也是单个资本之和的运动形式，即资本家阶级的总社会资本的运动形式。”⁴
产业资本同时存在于其循环的所有不同阶段，并相继通过所有三种循环所呈现的不同职能形式。事实上，总过程是三种循环的统一;总循环是三种形式的真正统一。因此，在资本的每一种单一职能形式中，总循环都表现为该形式的特定循环。“对于总生产过程，换句话说，对于社会资本来说，它同时是一个再生产过程，从而也就是它的每一个契机的循环，这是一个必要条件。”⁵ 一部分资本作为商品资本总是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作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还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本再次转化为商品资本。“所有三种形式的不断并存是由总资本的循环中介的……因此，这些形式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由它们的继起性中介的。”⁶ 只要它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资本就不能不是一种持续的运动，一个经历不同阶段并采取不同发展形式的循环过程。“资本的循环是一个不断中断的过程;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抛弃一种形式，资本又存在于另一种形式中。”⁷ 然而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标志”。“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会或多或少地遭到中断。”⁸ 当作为价值的社会资本经历一场价值革命时，单个资本总是面临屈服的危险，除非它证明自己能够适应这种价值转移的条件。“这些价值革命变得越剧烈、越频繁，作为一种基本自然过程的力量起作用的独立价值的运动，就越是压倒单个资本家的先见之明和算计。”⁹ 在这种情况下，循环机制就会停顿，生产就会下降，整个发展过程就会被迫停止：“继起性中的任何一种延误都会使并存性陷入混乱”¹⁰——因此需要找到单个资本循环之间的联系，并将它们理解为总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局部运动。事实上，“只有在三种循环的统一中，总过程的连续性才能实现。”“总社会资本总是拥有这种连续性，它的过程总是包含着三种循环的连续性。”在社会资本身上发生的事情，正是发生在一个“分支众多的工厂体系”中的事情，在那里，过程以最大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流动，在那里，“产品不断地处于其形成的各个阶段，并从一个生产阶段过渡到另一个生产阶段。”¹¹
让我们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资本当作单个资本，那么商品产品采取何种自然形式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直接关注的是价值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价值。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总社会资本及其价值产品，这种阐述方式就显得纯粹是形式上的了。一部分产品价值再次转化为资本，而另一部分则进入个人消费——既包括资本家的消费，也包括工人阶级的消费——的这一运动，在总资本的结果要用这一价值来表现的瞬间，“就形成了产品价值本身内部的一个运动”。事实上，“这种运动不仅是价值的补偿，而且是物质的补偿，因此它不仅受总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约，而且同样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¹² 在生产资料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必须至少等于社会资本价值中的不变部分。因此，举例来说，社会工作日中生产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除了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之外什么也不生产;也就是说，它只生产旨在进入生产消费的产品。同时，社会工作日中生产消费资料的那一部分，除了生产新的可变资本和新的剩余价值之外什么也不生产。或者，更好地说：它生产的产品在其自然形式中实现了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社会工作日的这两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也积累)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在单个资本的生产中，直接表现为分裂成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日，只是在其作为工资形式的实现中被神秘化了。而现在它在社会资本的生产中表现为实际上被划分成了资本的一个不变部分和一个可变部分：即一个部分的生产-再生产与另一个部分的生产-再生产之间。这些部分中的每一个都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消费资料，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现在，社会工作日直接在社会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它生产、再生产并积累了新资本，同时它也生产-再生产并积累了新劳动力。在这一层面上，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划分根本没有消失;它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被普遍化了——也就是说，被社会化了。存在着一种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来的社会剩余劳动，它最终将剩余价值的存在本身社会化了。但是，社会剩余价值不过是社会资本的利润：它与垄断组织从社会各个毛孔中榨取的超额利润毫无关系。这个过程既以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力从而也是资本的最大程度的社会化为物质基础，也以此为最终目的。“在谈到社会的观点，即在考察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个人消费在内的总社会产品时，必须避免陷入被蒲鲁东所模仿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习惯之中，即必须避免这样看问题：仿佛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在被当作一个整体、一个总体来考察时，就失去了其特定的历史和经济特征。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要打交道的是总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加在一起的股份资本。”¹³
马克思告诉我们，利润不过是用社会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在现实中，剩余价值和利润是相同的——从总量的观点来看，它们在数量上是同一的。利润是剩余价值表现出来的神秘化形式，正如工资是劳动力价值表现出来的神秘化形式一样。只有在剩余价值中，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才暴露出来：“资本表现为一种与自身的关系”。在这里，资本本身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之间的有机差别消失了：剩余价值只是面对着一个无差别的总资本。而当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本身完成时;也就是说，当扩大再生产运转起来并且积累因此向前推进时，这一过程就已经完成了。然而在这一过程内部有一个点，它允许其整个发展向前实现一次飞跃。当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产生出一般利润率，并随之产生出平均利润undefined时，这就发生了。平均利润的基本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即“每一个生产领域的资本必须按照其大小比例，来分享总社会资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出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一个单个资本都只应被看作是总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每一个资本家都只应被看作是总社会企业的一个股东。”¹⁴ 在这一点上，单个资本家获取的利润不同于他们榨取的剩余价值;事实上，利润和剩余价值现在在数量上是不同的。只有在例外或偶然的情况下，在某一特定生产领域内实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才会与包含在商品销售价格中的利润相一致。
已经在剩余价值向利润的简单转化中，“形成利润的商品价值部分”就被区别于“形成其成本价格的部分”。因此，“在这个关头，价值概念自然会从资本家头脑中溜走，以至于他的利润向他表现为某种存在于商品内在价值之外的东西。”¹⁵
当所有资本都倾向于在它们所生产的商品价格中，不是实现直接生产出的特定剩余价值，而是实现平均社会利润时，这种表象就在与平均社会资本利润相对应的历史基础上获得了确认和结构。也就是说，它们寻求实现生产价格——而在这里，“生产价格”意味着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k + kp')。生产价格事实上包含着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只有在偶然或例外的情况下，才由个体生产领域中吸收的无酬劳动所决定。作为一条规律，它是由总资本对劳动的总体剥削所决定的。“在一定的剥削程度下，在特定生产领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标志，对于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比对于任何特定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来说更重要。它对于后者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这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有助于调节平均利润。”¹⁶ 但是资本家们——马克思告诉我们，“因而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并没有从总体上说明这一过程，正如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特殊性，即“在这种粗糙而富有意义的形式中，我们可以瞥见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劳动决定的。”¹⁷
与一定的劳动剥削率相对应的，是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反之则不然。衡量对工人剥削程度的不是资本的强度，而是揭示了剩余价值最终社会决定性的剩余价值的特定历史形式。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平均利润不再仅仅是社会剩余价值的现象上的、神秘化的形式，它也不再仅仅是那种用来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隐藏在“资本的劳动”背后的意识形态表达。社会资本的平均利润是一个历史地规定了的范畴，它直接紧随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高级过程之后，并直接先于其发展和相对稳定的进一步过程。从一开始，它就自然地隐含在资本体系之中，然而在历史上它的到来并非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和平的、渐进的过渡，而是一次真正的、突兀的飞跃，其中充满了对资本家阶级而言危险的矛盾，以及对工人运动而言奇迹般的机会。资本连续规定的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历史矛盾的发展——可以在许多点上和不同的层面上，提供打破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循环过程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一定与体系的灾难性危机时期直接相关：它们可以与发展的增长阶段直接相关，这一阶段在生产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制造了一场积极的动荡，而并不预设后者是由资本家阶级所有和组织的，也不预设它在有机和内部方面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不应相信资本主义及其职能人员在所有阶段都拥有绝对的自我意识。资本的自我意识是其成熟后才晚期获得的东西。
列宁写道，“除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之外，指望在其他任何事物中为工人阶级寻找救赎的想法都是反动的。”工人阶级比资本主义本身遭受了更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苦难。事实上，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最大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无产阶级是最高度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内部不断地再生产自身;它是生产力的增长、技术水平的稳固、生产关系内部的阶级紧张局势、体系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一般利益与资本家特殊利益之间的政治斗争的永久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温和的灵魂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致力于赋予其自身经济机制中持续不断的革命动荡以一种渐进和平的形式。“资产阶级革命不把过去的一切残余太坚决地扫除干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场革命不完全彻底、不彻底到底、不坚决无情，这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社会民主党人经常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思想，他们指出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资产阶级背叛了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可能一贯地民主。”在不同层面上，无产阶级被召唤来在发展中合作：在不同层面上，它必须选择其政治拒绝的具体形式。
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发展能够使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危机。工人阶级的回应可能如此直接地到来，以至于激起高度的阶级斗争并开启一个超越该体系的革命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起飞可以为一场内容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提供历史机遇——也就是说，如果工人运动发现自己在政治上比资产阶级组织得更好。但是，将这个时刻普遍化将是一个错误。它在这里令人感兴趣，仅仅是为了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性决裂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之后才开始组织其解体的过程。
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社会化过程达到了一个资本的生产必须提出建构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的任务的境地。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普遍化到全社会——所有的社会生产都成了资本的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作为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出现。生产的社会性质已经扩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整个社会现在都作为生产的一个契机在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现在可能需要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社会化——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组织。这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到达点。正如资本主义生产预设了简单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而只有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事实在历史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也预设了一种具体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化，而只有社会资本——以及其生产的总过程(Gesamtprozess)——在历史上才能够实现这种普遍化。社会资本——换言之，资本家的总和——是有别于单个资本家的，单个资本家意味着任何特定生产领域中资本家的总和。在这里，社会资本不仅仅是社会的总资本，不仅仅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整个过程;它是资本自身在其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涌现出来。
即使在单个资本的基础上运作，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资本家个人，即单个资本家，正是这种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是他们自身资本的职能人员以及其私有财产的直接表达。但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资本变得代表所有的资本家，而单个资本家被还原为这个总体的一个个人人格化：不再是他们自身资本的直接职能人员，而是资本家阶级的直接职能人员。单个企业的管理可能仍然掌握在经理们的手中。但它的财产是资本的财产——它表现为社会财富的一个客观的部分。
事实上，这种社会财富现在在总资本家这一其自身被历史地规定的形象中找到了它的私有者。一方面，后者是所有特定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最高中介和构成，而另一方面，它是代表资本的一般社会利益的直接代表。总资本家是掌握在社会资本手中的权力所采取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凌驾于自身之上的权力，资本对其自身的统治，因而是对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结果，且大概是其存在的最终形式。我们不应把资产阶级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喧嚣当回事：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这种表面的干预从外部来看只不过是经济机制自我调节的一种非常高级的形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它用于让这种类型的机制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运转起来。资本主义计划本身也可以是资本发展内部的一个特定契机;这种特定的一般特征仍然是社会资本客观的历史存在。
“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问题不仅仅在于为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量在另一种形式——无论是货币还是某种其他商品——中获得等量的价值，而是在于为预付于生产的资本实现与同样大小的任何其他资本一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或者按照其大小的比例，无论它被应用于哪个部门。因此，这至少是一个以产生平均利润的价格，即以生产价格出售商品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意识到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因而是一个自我消融的矛盾……这是不受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²⁵” 在这一点上，资本完全不再表现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放弃了许多以前的神秘化形式，并脱去了它的一些更明显的意识形态外衣——这些只是古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残余。劳动社会化的过程本身，确实没有中介地，化身于社会资本的总生产之中，资本表现为一种社会的生产力，直接采取大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形式。“因此，资本的权力，即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的社会生产条件与真正生产者之间的异化，也就增长了。资本越来越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出现在前面，而资本家是它的执行人。这种社会权力不再与单个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处于任何可能的关系之中。”²⁶因此，资本上升到了“一般社会权力”的水平，而资本家则被降到了这种权力的一个简单执行人、职能人员或“代表”的水平。所以他们不再是它的代表，而是它的直接委员，权力有限。资本拜物教实际上已经获胜。
每个人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政治阶层具有越来越直接的资本主义血统，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政治思想史——为把握国家结构中发生的真正转变提供了关键。小资产阶级对技术官僚匿名权力的恐惧，现在仅仅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落后部门的残余。就大资本而言，它仅仅寻求赋予技术官僚权力以政治内容。事实上，代议制民主缓慢而公正的死亡，不太可能标志着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同时消亡。事实上，它只标志着国家的改革，其结构的现代化，为满足其新的特定职能而进行的调整，这些职能将越来越必须关注某种工业机器的生产主义图景。显然，权力在顶层将变得越来越统一，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基层实现去中心化并清晰地表达自己。正如在每一个有自尊的、现代且理性的企业中一样，决策必须分配给每一个人，但决策的权力必须只属于一个人。因此，政治权力在各个层面上变得统一和同质，从单个资本家的企业到全体人民的国家。只有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阶级专政才变得真正民主：它得到了人民主权的批准，并立即将其投入到自身的工业装置中去运作。资本主义的总体目标始终是资本自身的自治，是由大资本家而非小所有者领导的民主，主权人口被降低到劳动力的水平，而作为拜物教的资本在同一社会内部被确立为一个政治国家。但是，鉴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要理解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将其本身视为资本发展的历史产物。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阶段，它在物质上引爆了对社会进行理性组织的需要。生产过程日益增长的合理化现在必须扩展到整个社会关系网络。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扩展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领土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是它的那些具体特征、资本生产在历史上达到的水平、它特定的内部组织，来标志社会的一般组织，以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规模上重复最初使单个资本家与单个工人对立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增殖。同样的关系现在必须重新呈现出来，并在社会阶级的层面上组织起来。恢复阶级斗争的真正的一般地形，是社会资本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只有通过这种恢复，阶级斗争才能在资本的计划内被有意识地调节和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客观上一直发挥着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契机的作用。但也可以说，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它才能在社会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中被理性地预见和利用。因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变成了“社会的合法制度”，而所有那些保证特定的工人阶级要求获得有序的资产阶级发展的机构，都可以在其完全的自主性中得到法律承认。工人自己的组织对于资本的社会利益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某一时刻，现代资本在工厂、社会以及直接在国家中，都离不开现代工会。工人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议会荒谬的、大洪水前的形式中的政治整合本身，成为了实现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程序化发展中真正有机整合的一个次要的中介契机。从这里，再次引出了对权力一般形式的整体重组，以在日益增长的决策集中化要求与有效下放协作和控制职能的需要之间，寻找一种不同的——困难的——平衡。因此，存在着一种权威与多元主义、中央指挥与地方自治、政治独裁与经济民主、专制国家与民主社会的趋向统一。确实，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本的计划就不再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没有社会资本，也就不可能有资本的计划。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己规划着自身的发展。而这就是民主计划。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处，马克思写道：“既然我们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所设置的界限，即我们预设了社会生产过程是以纯粹自发增长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我们就撇开了目前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群众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任何更合理结合的可能性。”²⁷显然，在今天，我们不能再进行同样类型的抽象了。马克思本人在继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也放弃了这种抽象。当然，这种生产的局限性必须始终被视为既定事实。今天的任务不是在对资本主义腐朽过程抱有几十年的绝对信念之后，重新发现一种对该体系的客观合理性同样绝对的信念。掌握着科学的现代资本家并不认为一切都已解决。但是，我们那些灵魂被危机折磨的新改良主义意识形态者却相信这一点：他们是纯粹的经济学家、应用社会学家、工人运动的专家以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所有这些角色都反对这个体系，但不知道如何与之斗争。事实上，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回忆中，他们经常忘记工人阶级。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是一种相对的生产方式，它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这些限制只有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即在它的基础上，才是绝对的。”²⁸“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寻求克服这些内在的限制，但是它只是用那种以更巨大的规模再次把这些限制摆在它面前的手段来克服这些限制。”²⁹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矛盾的体系而存在：它的内部发展就是其矛盾的发展。即使当社会生产过程不再采取自然和自发的形态，而是采取理性和计划的形式时，即使到那时，从单个工厂到国家高度相连结的生产体系，依然作为一种对可怕非理性的趋向性系统组织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被消除：它仅仅是被社会地组织起来了。当强调的重点总是仅仅放在发展的契机上，并且在这里甚至放在资本的有计划发展上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应企图，以对抗那种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长期的宗教式沉思，这种沉思现在已经致命地倒转为对其社会发展的惊人技术模式的世俗模仿。这第二种态度是第一种态度的直接历史结果。今天主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是斯大林科学机会主义的亲生女儿。恢复关于资本社会的正确话语的唯一途径是重新发现当今工人阶级革命的具体可能性。然而，这些可能性必须在物质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发展。毫无疑问，经济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即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有意识的革命活动，必须得到重新认识——而这正是列宁在1917年之前所做的。这种革命的组织必须扎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时刻，既作为它的外部结果，同时又作为它的内部矛盾——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并非偶然的是，我们自己的宗派主义正是教条式地仅仅从这些文本出发的。
在资本主义最大程度稳定的水平上，资本的计划也能在社会层面上组织其自身生产的自然趋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计划的可能性能够出现，并且能够直接从社会资本现在物质上客观的存在中产生。然而，在资本主义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存在中，“总生产的联系作为一种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一种由他们的共同理智所理解从而受他们控制的规律，将生产过程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³⁰现在重要的事情是，具体地看一看总生产的内部联系是如何在社会资本层面上被提出的，以及它如何且为何总是作为一条“盲目的规律”重新呈现出来，甚至在总资本家眼中也是如此——因此，总资本家无法最终直接控制它。总生产的内部联系现在直接由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这种关系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国家合同现在使单个工人——或特定生产领域的工人——不再隶属于他们各自的单个资本家，而是隶属于社会资本的一般发展的某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明确表达的缔约过程无非是一种正常的多元结构，它是对单个企业和整个系统中有序追求效率的保证，正如这种保证总是来自于工人自己的工会活动一样。工会支部是资本主义计划的典型民主机构。然而，资本的这些运动，伪装并披上工人阶级要求的外衣，其本身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物质事实——即日益增长的社会化不再仅仅是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化，而是一般社会关系的社会化，这种关系立即将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对立起来;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日益增长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源自于社会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直接需要。
“在扩大规模上的再生产，即积累，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出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构成了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³¹的确，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都在同时增长;因此，采用各种形式节约劳动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是，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集中，也代表了提高生产率的物质手段。那么，旨在转化为资本的增加的生产资料量，必须始终有成比例增加的劳动人口可供其剥削。只有剩余价值量的绝对增加才使得利润绝对量的增加成为可能。与不变部分相比，资本中可变部分的随之相对减少，只会——并且是部分地——引发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我们有利润绝对量的增长和利润率的相对下降，因为另一方面，我们有剩余劳动的绝对增加和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或者说被占有的剩余劳动与活劳动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的相对下降，决不排除社会资本所推动的被剥削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会增长;也不排除由单个资本家所控制的资本可能会支配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配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后者即使在他们雇佣的工人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³²马克思在后面说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也就是说，绝对意义上必须有日益增加的劳动量和剩余劳动量，这样活劳动相对于对象化劳动的相对减少，才不会在实质上损害利润量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过程。
如果说追加活劳动的量确实减少了，那么社会工作日中无酬部分相对于有酬部分的增加也是确实的：剩余价值相对于必要劳动的增加，从而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也就增加了对劳动的绝对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的进程始终作为资本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正是剥削的社会化过程才使得资本能够在社会层面上组织自身。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能不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必须将劳动力本身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来再生产和积累。
单个资本——也就是说，以自主方式运作、仿佛具有自己生命的社会资本的每一个碎片——可以给它的产品赋予任何自然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种自然形式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否会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不变资本是否会立即以其自然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这是无关紧要且完全偶然的。然而，总社会资本的产品的过程却不同。在这里，被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部分，以新的生产资料的自然形式重新出现，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必须再次作为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再生产的所有物质要素必须以其自然形式成为这个产品的一部分。”³³现在，如果说可变资本根据价值来考虑，等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确实的，那么根据其物质实体来考虑，它与劳动力本身，即与被投入运动的活劳动变成同一的，这也是确实的。在社会资本层面上，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只能以其直接的自然形式表现自己，即表现为社会劳动力。单个工人的个人再生产已不再足够：总体工人的社会再生产变得必要。也就是说，劳动力本身的单纯生存已不再足够：所需要的是一个为社会资本积累劳动力的过程。现在，劳动力必须在那种作为其社会性质的真正自然形式中重新出现;可变资本必须直接作为工人阶级重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刻，资本的生产发现自己被这种需要所攫取。所有对具体劳动进行理性分解的过程，都倾向于破坏其自身社会组织的抽象可能性。但是它们在一种物质必然性中找到了客观限制，即随后必须在资本内部将劳动力本身恢复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力量。资本和劳动各自在其自身领域表面上的“分解”，只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各自在其自身地盘上真正内部统一的过程所采取的特定形式。
总资本现在需要总劳动清晰地站立在它面前，以便为其自身的计划发展进行必要的经济计算。此外，资本需要看到不被其自身排他性的阶级利益所神秘化、不被其自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掩盖的总劳动——因此需要通过工人来了解劳动，并通过总体工人的形象来计算总劳动。社会资本被迫将对社会劳动本身的认识也社会化。单个资本家以其有限的视角意识到，他的利润现在不仅仅来自他们所雇佣的劳动或在他们的生产部门中，并且平均利润不同于直接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利润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总资本，即他所有的资本家同行对劳动所进行的总体剥削——这种相互关系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一个完全的谜;尤其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理论家，即政治经济学家，揭示过这一点。”³⁴
在资本发展的一定阶段，不仅是工人，资本家也必须同他们自身生产关系的假象作斗争。资本家最终必须撕去现象的面纱，以把握过程本身的本质和内在性质——因此，当资本理解自己是一种社会力量时，在资本内部就需要科学。经济关系简单的科学现实已不再足够：经济关系本身需要被科学地组织起来。并且，警告说甚至这也是一个有倾向性的公式(它只寻求把握问题的一面以识别指导该过程的基本趋势)几乎是无用的。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将永远无法达到其自身发展机制完美的客观合理性。但在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它确实把这作为其最终纲领的目标。这正是资本科学的目标：它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过程的神秘面纱，使形式合理化，并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制定计划。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纯理论家就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家：计划的理论家与实践的规划者是同一的。并且，此外，存在着计划的政治，但不存在计划的理论;现存的最高这类理论是由规划技术提供的。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不再存在：而是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已完全整合在资本内部，它作为其发展的一个内部机制发挥作用，不再用于从外部证明目前资本主义权力形式的合理性。这最后一种职能直接由工人运动的传统组织来履行。当科学即将进入社会资本内部时，意识形态冒着留在单个工人手中的风险——也就是说，留在无组织的工人运动手中。确实：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直接源于大资本唯一的权力中心。它们需要通过工会的研究机构作为实际的媒介。在一个基于社会组织资本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应于工人运动的资本主义组织。不能说在这一点上工人阶级不再存在了：存在着一个由资本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
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一长串令人不安的问题。生产的社会性质与产品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笼罩和影响?资本社会化的过程难道没有掩盖私人产品社会占有的特定形式吗?生产本身的社会性难道没有成为私有财产最重要的客观中介吗?而这种中介怎么会与它所中介的东西相矛盾呢?生产过程的任何资产阶级社会性，又怎么会使对产品的资本主义占有陷入危机呢?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怎么会与资本的生产过程发生矛盾呢?当生产关系已经普遍化为一般社会关系的层面，当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被还原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契机时，生产的社会性质本身就可以在私人资本主义财产再生产的机制中得到恢复。在这一点上，整个客观机制都在总资本家的主观计划内运作。社会生产成为私有财产的直接职能。确切地说，社会现在的普遍代表是社会资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社会的代言人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本直接作为代言人。一般社会利益完全落入资本手中。留给工人的除了他们局部的阶级利益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一方面我们有资本的社会自治，另一方面我们有有组织工人的阶级自我管理。
工人阶级的概念只有在这个历史地具体的层面上才产生。它在其所有的特殊性中被规定，并在其规定的所有丰富性中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简单的社会抽象(它因此适用于其发展的所有连续形式)，仅仅作为最现代资本主义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是攻击和消融其外部矛盾，它就越是被迫将其自身的内部矛盾公开化。资本越是成功地组织自身，它就越是被迫为了自身的目的而组织工人阶级——以至于工人阶级不再需要成为所有社会矛盾的镜子：它可以直接将自身反映为一个社会矛盾。
指望从档案中翻出一些神奇的词汇来驱除这种幻象是徒劳的。当雇佣工人在更广泛的劳动阶级中只占极小一部分时，对工人的崇拜也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危险。但是，在一个倾向于把每一个劳动者都变成工人的过程中，这可能吗?诚然，为了不抛弃旧战略，人们为工人阶级发明了新的盟友：曾经无边无际的贫农大众留下的空缺，现在由新中产阶级的精致精英填补了。因此，工人们同时将自己从任何宗派主义诱惑和任何社会主义视角中解放出来。资本家对此心知肚明：工人阶级状况真正的普遍化可以重新确立其形式上消亡的形象。正是以此为基础，特定的工人阶级权力立即被吸收到人民主权的一般概念中：这里的政治中介有助于让工人阶级生产力的爆炸性内容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精细形式内和平地发挥作用。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当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拒绝成为人民时，它实际上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直接道路。
在这里值得恢复我们关于“劳动”范畴抽象的论述。我们必须回到这一点，但是要用一个单独的分析。就目前而言，以下基本的考虑就足够了。“一般”劳动标志着对某种规定的劳动的一种发达的漠不关心，同时预设了真实的劳动种类的一个非常发达的总体。这两个过程是紧密相连的。一种特殊的劳动越是变得具体，从中抽象出一般劳动可能性就越大。“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具体发展得最丰富的地方。”³⁵ 马克思在探讨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所经历的平均化过程时，回到用这些术语来讨论劳动是有充分理由的。伴随着资本几乎自发的流动性，这里介入了劳动力受引导的流动性。劳动力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尽可能快地从一个生产领域被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从一个生产场所被投入到另一个生产场所。没有工人阶级劳动力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流动性的规划，就没有发展的计划。而这需要“劳动者对他的劳动性质的漠不关心;在所有生产领域中把劳动尽可能地还原为简单劳动;消除劳动者中所有的职业偏见;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臣服。”³⁶ 在这里，决定性因素同样是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从属。工人对他们劳动性质的漠不关心——随着工人的劳动日益被还原为简单劳动，工人们抛弃任何职业或行业的偏见——其本身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从属。相反，它是一种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这就是剥削与臣服之间的区别。每个人都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工人确实总是被剥削的，但他们从未被臣服。
工人的不服从可以沿着与资本主义剥削相同的道路前进：也就是说，在每一次场合，它都捕捉到了这两个过程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例如，很明显，今天有必要认识并培养隐藏和神秘化在各种所谓的异化过程中的所有积极内容。如果这个被败坏的词还有一些意义的话，它只是表达了资本对劳动进行直接剥削的一种特定形式。劳动相对于工人的完全异化，有用、具体的劳动在客观上变为外在于工人的、异化的和漠不关心的事物，手艺的终结、职业的终结、工人个人独立性这最后表象的终结，以及工人身体内资产阶级人格的最终残余。那么，异化的积极内容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积极内容，被当作是对抗性的工人阶级回应变得自觉并组织起来的契机。劳动完全异化的过程与其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最完全的对象化是一致的。只有当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完全对象化时，工人阶级的存在才会与整个资本体系发生具体的矛盾。不仅劳动产品、不仅生产工具，而且作为整体的劳动条件都必须在资本的人格中被对象化。因此，如果它们要作为总体工人的敌人被重新掌握在手中，它们就必须从简单工人的主体性中被撕裂出来。单个工人必须对他们自己的劳动变得漠不关心，以便工人阶级能够开始憎恨它。在阶级内部，只有“异化的”工人才是真正革命的。事实上，在某一时刻，资本家才是直接出来捍卫工人“人格”的人。劳动力只有在其一般的人类形象中才会自愿屈服于资本;工人的要求只有作为人类需要才会被资本家自由地接受。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决定性地发现“对人的崇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骗局。
在资本之外没有权利。工人们不再需要捍卫“劳动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劳动的权利与资本的权利是相同的。工会及其斗争单凭自身无法冲破体系;它们注定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发展的一部分。资本的利益不再是法团主义的;只有资本之外的劳动利益才是。一个由于没有政党、没有阶级政治组织而自称独立于资本计划的工会，除了实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最完美的整合形式之外，什么也取得不了。以政党作为工会传送带的现代工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需要重新获得阶级斗争真实政治地形的客观需要，就是这样在资本的主观主动性内部被扭曲并同时被利用的。对此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试图用经济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点，他们就什么也不懂。马克思不断地使用“纯粹在经济方面，即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个短语，以表明在与资本家进行经济竞争的地形上，工人经常被击败：在这个地形上，除了改善他们自身被剥削的条件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当我们忽略体系传统的客观矛盾，以至于让它们在其特定的发展机制中全部消失时，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以便回到真正工人阶级的话语——也就是说，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权力的政治话语。而这也必须在一种新的规定意义上进行。当科学本身在资本内部被对象化时，社会主义又反过来被迫再次变得科学。作为一门艺术的起义，直到现在才变成一门革命的科学。对社会资本自身发展的规划，能够而且必须由革命过程真正的工人阶级计划来回应。诚然，在理想层面上反对资本的计划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在物质上使用它。如果不把工人阶级回应的政治计划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纲领相对立，这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和劳动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都非常有远见，并在长远视域上发生冲突。这是一个战略对抗战略的问题：战术可以留给双方的官僚去处理。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必须优先考虑资本的存在，使其连续发展形式增殖，甚至通过其自身的组织以对抗的形式在物质上预先把握它们。然后，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内部，在引导社会资本成为一般利益代表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被迫开始组织其自身局部的利益，并直接管理其自身特殊的权力。当资本揭示出自己是一种社会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时，它除了为了资本的整个社会性而反对自身之外，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任何其他的选择。工人们不再需要把一个真实社会的理想对立于虚假的资本社会;他们不再需要在一般的社会关系中消融和稀释自己。他们现在可以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阶级是一支反社会的革命力量。今天，资本的整个社会没有任何中介可能地站在工人阶级面前。关系最终倒转了：一般利益唯一不能在自身内部调和的，就是工人阶级利益不可还原的局部性。因此，资产阶级对社会理性的呼唤对立于工人的部门要求。资产阶级希望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与社会资本和单个资本家之间在一定水平上存在的相同关系：正如官员们所说的那样，一种始终如一的“辩证”关系。然而，当总劳动同意合理地参与一般发展时，它最终只作为总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发挥作用。沿着这条道路唯一能达到的是所有资本最平衡和最理性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阶级必须有意识地把自己组织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特定理性内部的一个非理性因素。现代资本日益增长的合理化必须在有组织工人的日益增长的非理性中找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对体系经济发展内部政治整合的拒绝中。因此，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在社会上组织的唯一无政府状态。工人运动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科学地组织并在政治上管理这种工人阶级的无政府状态。按照由资本组织的社会的模式，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只能是无政府状态的组织——不再在资本内部，而是在其外部，意味着在其发展的外部。
但我们需要清楚：这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制造混乱的问题。这不是以新品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的系统性解体”的问题。并且没有必要躲在这个荒谬的残余物后面，隐藏那些今天才为阶级斗争打开的全新视角。反过来说，我们也不想把工人阶级对现代工业企业或对“自在的生产中心”的管理与资本主义的管理相对立。首先，不存在任何“自在的生产中心”——除了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之外，什么都没有。其次，工人们乐意将这家企业的管理权交给老板，就像他们把社会的一般管理权交给总资本家一样，只把其自身阶级权力的政治自我管理留给自己，这种权力从工厂开始，并寻求达到国家。现在，一种真正政治上的工人阶级权力的简单要求(这种权力独立且有别于真正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就能够使体系的经济机制陷入危机，从而阻止其运作。这就是整个论述发生翻转的点。正是以此物质基础为基石，所有对资本有用的东西都获得了对反对资本的革命产生直接作用的可能性。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随着资本成为社会资本，对社会过程的整体控制变得更加可能。现在，工人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机制的阐释在系统的正中心揭示了自己，作为其进一步发展或其决定性危机的仲裁者。工厂的内部计划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编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可以以对抗体系的形式被利用，并被工具化为革命的目标。在资本内部，科学本身可以成为工人阶级思想的统一重组的模式，从而强制性地产生出一种完全融入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理论。因此，即使是劳动力在公司和部门的整合，也成为工人直接了解生产机器以及认识在这个水平上资本主义剥削所采取特定形式的工具。老板们尝试的经济一体化技术——满足了资本生产的客观需要——成了对资本进行政治控制的工具，从而也就成了工人自我管理的手段。
对整合的非服从使用因而成为可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革命性使用。只有在这一点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因此它也必须——不断地颠覆资本的统治工具作为劳动不服从的手段，暴力地迫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需要充当革命工人的主观实例。
在这个层面上，总的革命战略的理论表述不再仅仅是可能的，它对于革命过程本身的基础变得绝对必要。资本主义内部工人阶级的客观无政府状态现在必须在最高意识水平上表达自己。它里面的任何元素都不再能听凭自发性了：一切都必须与革命的科学视角以及随之而来的严格组织联系起来。自发主义在一般意义上永远且只属于“群众”，绝不属于大工厂的工人。劳苦大众常常喜欢在杂乱无章抗议的突发行动中爆发。工人阶级却不是这样。人民只有他们自己的权利需要捍卫，而工人阶级必须要求权力。首先，这需要组织夺取权力的斗争。今天，没有人比我们更倾向于再次完全接受列宁主义的论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别无其他武器”。除非工人们感到有组织——即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斗争中武装了起来，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是认真的人：他们从不寻求自己的毁灭。他们是一个生产者的社会阶级，而不是一堆悲惨受压迫的大众。今天，除非他们有一个也被明确组织起来的革命计划，否则他们不会行动。政党纲领是无用的：革命战略决不能与一套最低和最高要求相混淆。所需要的进路不是今天讨价还价各个单项，明天再挑战全部权力。恰恰相反：对权力的要求必须先于其他一切。只有这样，一切才是为了夺取权力而组织的。必须立即挑战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在斗争的地形上与它进行谈判。
第一步仍然是重新获得对抗整个资本社会体系的一种不可还原的工人阶级局部性。没有阶级仇恨，什么也做不成——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实际组织。只有从严格的工人阶级观点出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运动才能被理解并被利用为工人阶级革命的一个特殊契机。在科学和斗争中，只有片面的进路才能既理解一切又毁灭一切。任何承担一般利益的企图，每一个停留在社会科学水平上的诱惑，都只会起到将工人阶级铭刻在资本发展内部的作用。工人的阶级政治行动也可以克服宗派主义的问题。必须具有宗派性的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说，它必须成为以新的革命形式组织起来的新的有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不容许有进一步的幻想了。一旦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水平，如果不是通过组织一场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继续遵循资本的运动规律。如果不能得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不会向前推进。如果不能化身为真实的物质力量，后者将毫无用处。而除非这些力量被政治地组织成一个反对这个社会的阶级，否则它们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发现了话语在想要既具有宗派性又具有总体化时陷入的僵局。它陷入了这样一种矛盾之中：既想要平静地出发去寻找指导漫长历史过程的客观原因，又需要立即寻找正在组织起来推翻它的主观力量。它陷入了研究的耐心和回应的紧迫性之间。横亘在两者之间的理论真空是一个政治组织的真空。有一种实验的权利——事实上，这是唯一值得坚持的权利。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一切都将通过直接矛盾概念之间的突然冲突来表达。所以，我们被迫向前跳跃。我们这样做没有任何中介，出于对机会主义的仇恨。
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具体看看，在资本的最高层面上，雇佣劳动是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程度下，工人阶级是如何构成的，它的物质内部组织，以及为什么并且在什么条件下，它能开始实现一个直接属于工人阶级的从而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这个特定论述的一般前提——所有的要素仍然需要被寻找。因此，我们只有“一种分解事物的尝试以及一种更高综合的暗示……”³⁷
1963
注释
1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Capital)第二卷，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译，伦敦：企鹅出版社(Penguin)，1978年，第427页。
2 同上，第468页。
3 同上，第177页。
4 同上。
5 同上，第184页。
6 同上。
7 同上，第182页。
8 同上，第185页。
9 同上。
10 同上，第183页。
11 同上。
12 同上，第470页。
13 同上，第50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37卷，第207页。
15 同上，第167页。
16 同上。
17 同上，第171页。
25 同上，第436页。
26 同上，第263页。
27 《资本论》第一卷，第758页。
28 MECW，第37卷，第256页。
29 同上，第248页。
30 同上，第256页。
31 《资本论》第一卷，第763-4页。
32 MECW，第37卷，第214页。
33 《资本论》第二卷，第508页。
34 MECW，第37卷，第169页。
35 MECW，第28卷，第41页。
36 MECW，第37卷，第195页。
37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全集》(Gesammelte Werke)第7卷，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1978年，第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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