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从西湖的烟雨流亡至南洋的荒冢，达夫这具肉身虽被法西斯的刺刀碾碎，那赤诚而矛盾的灵魂却在文字中永存。借此笔记，正如抚摸那一根根在时代寒风中颤栗的肋骨，一窥大历史缝隙间，个人命运的飘摇与坚守。
1.郁达夫与近代中国的“个人主义”
对郁达夫，如果我们浏览关于这位客死他乡的新文学奠基者的文献的话，可发现的第一个值得讨论的东西，是他的“个人主义”。这里谈的郁达夫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仅属于他一人的“个人主义”，而是属于整个“五四”一代的、具有五四运动之时代性的“个人主义”。可是，一旦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作为“个人之发现”的“五四个人主义”，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和“社会的”现象而出现的（在这里，我们已可见到所谓“个”与“群”的矛盾了）。如郁达夫自己评论的那样：
“……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全集(第五卷)》20)
《沉沦》中苦闷是“现代青年”的苦闷——“灵与肉的冲突”——这苦痛是伴随现代的到来而发生的;尽管这现代的苦痛，是否必然会表现为灵与肉的冲突，是难以确定的事情。对《沉沦》，周作人和成仿吾都做过让人颇感兴味的评价，周作人将《沉沦》呈现的矛盾，视为现代人的“生之意志”无法满足的结果，而成仿吾则将那种无法满足的要求理解为“爱的要求”：
“……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在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周作人《<沉沦>》，《郁达夫研究资料》3)
“……《沉沦》出世之后，有许多的人说它是描写灵肉冲突的作品……那么，它真是描写灵肉冲突的作品吗?我对于这一点是很怀疑的……而我们的主人公的要求，却也不尽是肉的，不专是肉的，所以我想《沉沦》的主要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Liebebeduerftiges Herz)来表示。”(成仿吾《<沉沦>的评论》，《郁达夫研究资料》6-8)
个人一直以来是存在的，但却是作为“自在的存在”(而非“自为的存在”)而存在着。一直以来就有的“个人”未必具有明确的、将自己视为“个”的意识。相反，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个体将自身理解为一个“共同体”或一个“等级秩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个”的意识是近代化的产物。但是，该如何理解近代化对个人主义的产生的作用?难道个人主义(如很多人设想的那样)始终是只属于市民(资产阶级)或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只是现代私有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吗?
实际上，存在两种理解近代的个人主义的方法，也存在两种虽然时常重合，但仍能勉强区分的“个人主义”。一种理解近代个人主义的方法，是将之理解为“封建主义的瓦解与崩溃”这一过程的产物，另一种理解之的方法，则是将之当作“建立中的近代私有制和市民社会的结果”。对前一种个人主义，个人是作为既有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网络的“脱离者”或“反抗者”而意识到自身的。这种个人主义，就其根本特征而言，是“否定性”的个人主义——它将自身确立为“个人”的方法，是通过对过往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反抗(或逃离)而实现的。对后一种个人主义，个人将自己确定为一种新产生的社会秩序的一员，通过将自己当作“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很快，这角色就会转变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格化的资本”)来获得自己作为“个”的身份，并由此进入一种被葛兰西称为“道德的新平静”的状态。因此，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与“个人”是肯定性的，它基于对一种特定的阶级社会和权力体系的承认。(“否定性的个人主义”是短暂的、过渡性的现象，是“崩溃过程”的产物，因而它必然面临分化，或者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分化，或者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分化)
郁达夫前期小说中的“零余者”的形象，是前一种“个人主义”的典型的表现——当然，“否定性的个人主义”并不只有“零余者”这一种形式，从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到瞿秋白所谓“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写作者，这前后相继的三个形象都是那个被从崩溃中的封建旧秩序中抛出，既在主观上不愿接受新生的市民社会，又在客观上面临着资本主义本身之难产(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位)的“否定性的个人”的不同表现形式。如郁达夫在《茑萝行》中所写：
“……天性胆怯，从小就害怕着自卑狂的我，在新闻杂志或稠人广众之中，从不敢自家吹一点小小的气焰。不在图书馆内，便在咖啡店里，山水怀中过活的我，当那些现代的青年当作科场看的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绝不会去慷慨悲歌的演说一次，出点无意义的风头。赋性愚鲁，不善交际，不善钻营的我，平心讲起来，在生活竞争剧烈，到处有陷阱设伏的现在的中国社会里，当然是没有生存的资格的，去年六月间，寻了几处职业失败之后，我心里想我自家若想逃出这恶浊的空气，想解决这生计困难的问题，最好唯有一死……”
零余者在这里的形象，是一个不革命的、无业的游民的形象。也正是因此，他才是“零余”的，是没有确定的社会位置和身份的“被挤出者”。零余者来自“没落的士的阶级”，就这一点来说，原来意义上的“例外”，在半殖民地反封建的近代中国，反倒成了普遍现象：
“……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引自《瞿秋白选集》528)
瞿秋白如此描述鲁迅，将之比作罗马神话中被狼养大的私生子，但又不同于神话中最终回归城邦和诸神的文明世界的罗慕路斯，鲁迅最终选择了狼的、农民的、野孩子的世界，成为了劳动大众的代言者。被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难产挤出来的“零余者”、“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没落的士”，恐怕正是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普遍境遇，他们既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疏离乃至反革命的，既可以是民主主义革命者，也可以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在短暂的过渡阶段之后，他们是“卖文为生”的小资产阶级，但应该注意到，他们是近代中国特殊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瞿秋白可能是最早对这一社会群体(他将之分为了前后相继的两个子类)做出过剖析的理论家之一：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这种知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引自《瞿秋白选集》544)
“作为个人的郁达夫”，正是这“被挤出轨道的孤儿”中的一个——而且是其中最杰出、最顽强，也最不幸的代表之一。在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回忆也可以让我们对郁氏的“不幸”窥见一斑：
“……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郭沫若《论郁达夫》，《回忆郁达夫》11)
终其一生，郁达夫也没有“重回轨道”过，甚至是漂泊的越来越远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已在苏门答腊隐姓埋名数年了的郁达夫，竟在这最后关头被日本宪兵侦破身份、惨遭灭口。
1.1作为“个人”的郁达夫
郁达夫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这不仅是其他左翼作家对他的评价，同时也为他自己所坦率承认。郁达夫自认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也免不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和习气（这也是他无法适应左联的工作的原因）。不过，他的家庭虽说能勉强算得上是小资产阶级（有六亩薄田，但又不能完全自给，还需要母亲给别人帮工），但却是逐渐陷入贫困的、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前士绅）。之所以还能赴日留学，一方面是靠着已为政府供职的长兄郁华的帮助，另一方面则是考上了官费资助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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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个人的际遇，也是加剧他的“漂泊而不合群的孤独个人”感的重要因素：留日期间，因为专业选择的问题，他同长兄郁华发生了不小的冲突，一度断绝了关系。大革命失败前，因发表了对作为大革命后方的广州的种种不良现象的抨击的文章(《广州事情》)，遭到了同样热心于国民革命的成仿吾和郭沫若的误解与批评。几个月后，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右派夺权，郁达夫此时发表的左倾文章，却又反过来被成仿吾埋怨为“过激”。1927年8月，郁氏发表声明，脱离了这个自己一手参与创立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在28年的革命文艺论争中，作为“革命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的郁达夫，因其温和摇摆的立场遭到了其他左翼作家的批判。再往后，他先是加入又脱离了左联(在此过程中，郁达夫已创作了不少左翼文学，这显示出他已从无政府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最后则是投身抗战。因家庭矛盾和与国民党的矛盾，郁氏最终选择出走南洋，在海外仍继续组织文化抗战(不久，因其心理上的怪癖，与妻子的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二人分道扬镳)。等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失陷，郁达夫不得不隐姓埋名，和其他流亡的进步文化人士以经营酒厂谋生，直到1945年，他丧生于日本法西斯之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郁达夫在新加坡编华文报纸，不久新加坡沦陷，他的消息便湮然无闻了……但郁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征用为翻译，最终被秘密杀害于赤道正下方的边僻之地，由于当时犯下暴行的人逃亡失踪了，因而遗骸埋在何处至今仍然不得而知。”([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2-3)
从郁达夫自己的视角来看，他的人生开始于一场悲剧——出生后不久父亲即去世，家庭陷入贫困——然后又是一系列的“不被理解”和“被抛弃”(被长兄、被创造社同仁、被妻子、被国共两党……)。站在郁氏视角下的描述当然不尽公平与合理，上述的很多冲突往往是郁达夫自己的暴露癖、自卑感和“矛盾的性冲动”(还有“小资产阶级根性”)所导致的。提及这些，只是为了提供理解郁氏理论和创作特点的一个传记性的视角。如钱杏邨评论的那样(“忧郁性”)：
“……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性的慈爱，这种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的基础。长大来，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使他的忧郁性渐渐的扩张到无穷的大，而不得不在文字上吐露出来，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成病态……”(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郁达夫研究资料》34)
可以说，郁达夫是标准的“同路人”型作家——他完全承认这一点，也不试图自居无产阶级作家——不过，就其创作内容来看，他又的确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日益激进化(由留日时期单纯“私小说”式的个人暴露，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小说”，最终则是“左翼文学”)。郁达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矛盾的同情者：他不会有意的阻碍和反对革命，甚至还愿意在许多方面帮助革命，但终究感到自己无法适应一个“战士”的要求。
对郁达夫其人总体判断如上所述(既包括他的进步倾向，也包括他作为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不可避免的缺陷)。不过，郁氏也有很多看上去与“小生产者”性格相抵触的，让如巴人这样的地下党员作家感到惊讶的特质：
“……从文章上来理解达夫，一定会判断：他是一个放纵无度的诗人，他不会有什么自制力。但从他宪兵部的生活上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有极强自制力的人。这似乎又是我对达夫的一种新发现。但仔细一想，达夫如果没有他的勤谨和自制力，等身的著作是写不出来的。”(《巴人全集(第九卷)》479)
“……他不足以理智地来管理自己的感情，他是以感情的反应，所谓警觉性，来管理自己的感情。他不是以理性的认识来处理他的生活，他是仅凭生活经验中的来的感性认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巴人全集(第九卷)》480)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同仁，曾谈及过郁达夫骨子里的那种“矛盾的清教徒特质”：
“……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郭沫若《论郁达夫》，《回忆郁达夫》3)
这种潜藏的清教徒的特征当然也不超出“小资产阶级”性格的范围，而且，多半是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家长制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普遍的潜伏于脱胎于传统士绅的“新青年”(当然也存在于许多脱胎于贫苦农民的红军干部)身上。这种“潜藏的清教徒性格”，一方面(就积极之点来说)让左翼文化人和干部对以上海为代表的“摩登”消费文化(上海的“殖民现代性”)嗤之以鼻，对之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就消极之点来说)，也使得许多近代中国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带上了一些马克思与列宁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特点(那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意识，有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带有农村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特性的)：
“……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不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较低)，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三章)
在近代中国，由于客观的经济条件，这种农村小资产阶级和没落士绅的、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着相当的历史，也自然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刘师培和章太炎的无政府主义、五四前后的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甚至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者内部的那些错误倾向的实践者，都是如此。
回到郁达夫这里，在指出他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缺陷以后，我们仍有必要强调和铭记他为中国和东南亚劳动人民解放所做的那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哪怕是身陷囹圄，被迫做了日军的翻译，他也为印尼共产党和流亡东南亚的中国进步人士的反法西斯斗争，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郁达夫利用职权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他曾帮过印尼共产党很大的忙，日本人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遂扬长而去。”(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6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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