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讲稿》4.2)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站在反革命的一面，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革命的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阵营一开始就是非常明显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外国侵略者曾经宣告中立;义和团运动中也有一段时间封建统治者似乎还赞成农民的行动，即向外国宣战，双方阵营从表面上不容易划得很清楚。而辛亥革命期间，阵线却是很清楚的。虽然在武昌起义时，帝国主义者也宣布“中立”，但那是欺骗，很容易看清楚。南京政府成立后，一再要求外国承认，但从成立直到取消，两三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帝国主义反而派军舰来威胁;在外交财政上帝国主义都支持袁世凯，不支持革命政权。及至南京政府撤消，袁世凯接受委任、组织政府时，帝国主义马上承认，而且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承认的(这里帝国主义是怎样破坏革命政权，帮助反革命上台的，它的手段，大可研究)。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所谓“中立”，不过是帮助中国统治者反对革命的一种办法，并没有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采取真正的中立立场。当然，封建统治者中间(主要是袁世凯和清统治者)也有争夺统治权的矛盾，但他们在反对革命上立场却是完全一致的。戊戌变法是袁世凯断送的，他尽管写文章洗刷，也洗刷不掉这个罪名，“暴秘”这一点，他也只好承认。西太后死后，他的靠山倒了，拥护光绪的人认为可以借此打击袁世凯了，溥仪的回忆录会说西太后死前，载澧去看过光绪，光绪写了“袁世凯必斩”几个字给他看，溥仪据此分析说，如果西太后早死一天，拥护光绪的人就要对袁世凯下手了，这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派之间的大斗争。最近溥仪重写这本书时却把这件事去掉了，据说这件事不是事实，根据满州属俗，当了皇帝的哥哥和他的兄弟，每年只能见一次面，大概是在春节的时候，碰碰杯，敬敬酒，如此而已，再见面就不合法了，所以载澧在那时不可能见到光绪。但不管怎样，袁世凯在慈禧死后受到截澧的排挤，这是事实，袁世凯于是告老还乡。辛亥革命时，清廷每战必败，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这时南方的压力很大，袁世凯要保护清政权，他的部下段祺瑞等人立即通电，誓死反对共和;及至南方局势已定，清政府内部的“宗社党”却反对袁世凯继位，他的部下又马上通电，誓死反对专政，迫使清政府只好让位给袁世凯。
(一)辛亥革命中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辛亥革命的主力。辛亥革命所以能取得推翻清政府的胜利，是由于以农民为主力的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结果。这次革命从一九〇一年算起，只有十年，从一九〇五年算起，不过五六年，发展很快，原因主要就在于此。当时的群众，包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会党群众都参加了斗争，很多地方不断爆发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江苏常熟、无锡、江阴等地(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佃农起义，扬州发生了手工业工人和会党的起义。湖南衡州、嘉禾等十个州县农民和会党先后起义。广东的顺德、南海、番禺农民也举行暴动。陕西自咸阳直到凤翔、陇州数百里内到处发生会党、“刀客”和农民的暴动，四川的“袍哥”，力量也相当大。同盟会里“刀客”不少，据说参加同盟会的如没有刀客凭证，在陕西就走不通。其余如江西、安徽、广西、山东、福建、贵州、云南等省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群众起义。这时不仅南方，北方也起来了，就是离北京较近，清廷控制较严的山西，它在近代史上群众斗争规模较小，太平天国只从那里过了一下，现在也发动起来了，阎锡山就是同盟会的骨干之一。河北也起来了。同盟会本来意图就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只想在几个地方取得胜利，就会“传檄而定天下”，因此虽然也作了些组织工作，却并没有作多少群众工作。这样广阔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却不是他们所能设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武昌起义也可以叫作单纯的军事冒险，清政府那样紧张，并不是仅仅由于武昌起义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群众斗争声势浩大。在这种完全成熟的革命形势下，各地的群众斗争汇合成为近代史上又一次革命高潮。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页。]因此，辛亥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革命高潮，是资产阶级推翻清政府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同盟会只起了发动的作用，光靠它是不行的。
(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的立场和态度。君主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部分。戊戌变法时，他们主张改良，曾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在变法失败后，他们就堕落为保皇党，起来反对革命;革命派势力越成长，他们反对革命也就越坚定;现在武昌起义发动了，全国出现了自发的革命高涨，在这革命势力不断高涨的压力下，他们改变了斗争方法，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宣称自己赞成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们利用在各省民意机关谘议局的地位，钻到革命内部来夺取权力，控制局势的发展。他们与清政府也有矛盾，革命形势越是发展，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就越表面化，他们要求清政府作些让步来缓和矛盾。清政府搞铁路国有，立宪派要求铁路商办;为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请愿。他们的做法，很像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请愿运动。他们抱着光绪皇帝的牌位请愿，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大屠杀。立宪派的目的本来是要维持清朝的统治，而不是要推翻清政府，清政府这时为着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也确想拉拢收买资产阶级上层来对付革命势力，只是它的办法不符合立宪派的要求。张謇等就是清政府的最高顾问。但立宪派还要求掌握更多的权力，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就利用谘议局这一民意机关的地位参政，把持了各地的领导权，特别在一些立宪派势力大的省份更是如此。武昌起义是由湖北新军发动的，由于清政府施行镇压，指挥者在起义前夕跑掉了。士兵仓猝起义，他们没有经验，想找有威望的人来领导，那时有威望的无非是旧官僚罢了。第一个找到的就是黎元洪，他坚决不干，大家勉强把他拉出来，不干就要杀，他才干了，可是他三天也不说一句话。他出来了，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认为是个机会，也出来了。这一来，就树立了一个规格，一种型式，此后各地革命派一起来，立宪派就插进去，把革命派挤掉，湖南、江苏、四川等省都是如此。在四川，两派斗争很激烈，立宪派一方面利用时机，钻进来夺取权力，另方面却始终没有忘记他们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他们全力拉拢清政府内有势力的旧官僚、旧军阀，结成反革命的联盟，竭力排斥革命派，这些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在湖北，由于革命势力较大，黄兴等都在这里，没有被他们打下去;湖南就不行，湖南的起义本是由焦达峯等发起的，但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闓却收买清政府的旧官僚、军官，搞军事政变，杀死了焦达峯，夺取了政权。革命派对立宪派的阴谋完全缺乏警惕，反而因立宪派表面赞成革命和共和，模糊了政治界限，便利了立宪派夺取政权。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以后，立宪派又大肆破坏，搞得孙中山也没有一点办法。
立宪派钻进了革命内部，进一步表现出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而是破坏革命、排挤革命势力并和封建势力相妥协的反革命力量。后来袁世凯上台，立宪派又帮了大忙，连清帝退位的诏书都是张謇起草的，这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反动性。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时他们还起过一点进步作用，那么在辛亥革命中就完全起着破坏的作用了;他们插足革命不是改变反革命的立场，而只是想躲开革命的打击并使革命尽可能地带有温和的色彩。这个与封建统治势力密切联系的社会阶层，在革命大风暴的袭击下，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存亡关头，表现了他们特有的投机取巧的本领。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参加某些省的独立运动，这在加速清政府的孤立和灭亡上起了作用(当然不是主观上想起作用);但他们混进了革命阵营，又加速了革命的失败，这是更重要的。关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问题，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它的灵魂始终不灭，到解放战争后期又表现为所谓中间路线，认为革命差不多了，不要再打下去了。这种改良主义势力是从维新变法以来一脉相传下来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很软弱，它的行动比它的纲领表现得更为软弱。这表现在：
第一、没有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群众已经看出了清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例如陈天华就明白地指出：清政府已名存实亡，现在中国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是外国的朝廷，中国的政治操纵在外国人的手里。朝廷不能反，难道外国人也不能反幺?因此他们主张非打倒清政府不可。可是对外国帝国主义，他们却不认识，以为只要打倒了清政府，帝国主义失去依靠，它的势力也就消除了。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表面上“中立”，更使得革命派心满意足，幻想帝国主义会真心援助中国革命;在武昌军政府的文告里，全部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因此帝国主义者一面赞美清政府，一面又赞美革命领袖，说你们都是维持中国对外信用的。资产阶级没有提出反帝的纲领口号，它实际行动上也没有反对帝国主义。这样，辛亥革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反对帝国主义以使中国获得独立的问题。
第二、没有依靠群众摧毁封建统治的基础，即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谓土地国有只是一纸具文，虽然这个口号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农民群众也响应了这个口号，有些农民自己提出的口号比它还鲜明、具体。辛亥革命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口号了。平均地权的诺言也完全为资产阶级所抛弃。同盟会内部早就对这个纲领有争论。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欧洲找人参加同盟会，当时找到的有大资产阶级分子魏宸组等，他们看到纲领里有“平均地权”一条，就坚决不肯宣誓，经过再三说服，宣了誓，马上又后悔，有一天，有些人乘孙中山不在，就用刀子割开他的皮包，把名单偷出来销毁了。后来在这一条上争论很多。在日本时，胡汉民、汪精卫就坚决反对这条，争得面红耳赤，慷慨激昂，搞得“塌塌米”(日本房子里的床铺)都垮下去了，孙中山还说这是清政府倒台的象征。武昌起义，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再也没提这口号，同盟会成员中多数不同意这一条，也没有力量去实现它。孙中山提这一条的根据，不过是采取了一个美国人亨利·乔治关于地价上涨部分应该归公的说法，实际也不可能实行。辛亥革命后，许多人非难这个口号，说理想过高，不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后来认识到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实行土地纲领，认为这是个历史教训。现在看来，问题还不止此。南京政府不仅没有实行土地纲领，而且转而镇压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借口革命不应过激，收编了群众的武装，缴了人民的械，和群众对立。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依靠广泛的群众运动，反而起来镇压群众，生怕群众斗争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不但不敢让群众打烂这个基础，反而亲自出马，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势力求妥协。南京政府在成立时就准备垮台，它是大革命的产物，但实际上却成了向袁世凯讲价钱的工具。南京政府成立时，革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们曾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来挽救革命，但没有一条是依靠群众，所有的办法都是搞妥协的，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敢于主张依靠群众扫荡封建势力，把革命坚持下去(据说孙中山有这样的主张，但为大家所反对)，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资产阶级宁使革命失败，也不敢触动封建势力，向农民求救。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人民。这样，辛亥革命也就没有解决反封建的问题。
第三、革命者在理论上能够严格区分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通过一九〇五年的大论战，他们和改良派划清了界限，理论上讲得很清楚。经过双方的论战，也确实大大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缩小了改良派的势力。这次论战中心在日本，在国内是秘密传播的。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要求新知识，首先接受的往往是改良派的思想影响。戊戌变法以后，改良派影响很大。康有为、梁启超的名气很大。科举制度在变法失败后一度恢复，不久又废除了，变法的其他措施都取消了，只有办学校、作策论保持下来了，于是八股文章吃不开了，需要一种长于说理的文体。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文章切合这一需要，在当时很有煽动性。一些知识分子看文章，从中就接受了改良派的理论，有些人更进而要求革命的道理。当时两派矛盾确实很尖锐，通过这场论战，理论上划清了界线，革命势力增强了，削弱了改良派的影响。可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实际行动上不但和改良派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而且还有意识地取得改良派的支持，这是他们力量软弱的表现。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南京政府里的“三三制”，革命派、改良派和旧官僚各占三分之一。革命派掌握外交、武装、教育，当时总统是孙中山，陆军是黄兴，外交是王宠惠，教育是蔡元培，其他职务分别由改良派和旧官僚来掌握。改良派掌握内政、实业，内政是程德全，实业是张謇(张謇是大地主大实业家，是江浙立宪公会总会尹)。张謇很坏，开始答应当实业部长，几天后借口反对孙中山把汉冶萍公司抵押给外国，辞职不干。革命政府财政没有来源，他们不依靠群众，只能向帝国主义抵押财产。张謇是江浙大资本家，在实业界很有信用，他不支持革命政府，就表示银行资本家不支持革命。这时孙中山、黄兴给他的信写得很可怜，几乎是向他哀求，但他坚持不干。立宪派原来是迫不得已，才宣布脱离清政府参加革命的，他们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既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也不愿反对封建主义，像张謇就是大资本家大地主，后来和冯国璋合作，办了个几十万公顷的大农场。湖南的谭延闓也是地主，与封建势力联系非常密切，这样的人当然就不会反对封建。
革命派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基础没有足够的认识，它的立场本来就很软弱，而立宪派混进了革命阵营更加强了革命派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基础。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还是改良这几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所以，只能有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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