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以黑格尔的《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关于主人与奴隶的章节为例。自我意识已经脱离了它自身;由于这个原因，它变成了另一个自我意识。但它并没有立即被看作是一个不同的本质：在另一个自我意识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自我意识在其统一性中的二重化，向我们呈现了“承认的运动”：即两个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每一个都看到另一个在做着和他一样的事情;每一个他自己所做的，正是他要求另一个去做的，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之所以做他所做的事情，仅仅是因为另一个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一种片面的行动[einseitige Tun]将是无用的，因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只有通过他们双方一起促成才能实现。”¹因此，只有通过相互承认的过程向自我意识显现的方式，不平等的面向从而对立的面向才会呈现出来。展现自身作为自我意识的纯粹抽象，就在于表明自身是其客观样态的纯粹否定。“这种展示是双重的行动[gedoppelte Tun]，即，既是另一个所做的，也是通过自己所做的。”²因此，两个自我意识的关系就是这样构成的，即它们通过生死搏斗的方式相互提供证明。“并且，只有通过拿生命去冒险，自由才被证明是本质。”³但是这种通过死亡的考验，冒着以意识本身的自然否定而告终的风险，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自身独立性的否定;“没有自足性的否定，它因此在缺乏所要求的承认的意义下延续。”⁴这两个契机重新相互承认为本质;恰恰因为它们是不平等的和对立的，它们就像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一个是自足的;对它来说，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个是非自足的;对它来说，生命，或为另一个存在，是本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仆。”⁵主人与两个契机发生关系：与物、与客体、与欲望发生关系，同时也与意识发生关系，对该意识而言其物性是本质的。但不仅如此：主人“通过自足的存在中介地使自己与奴仆发生关系。”⁶这恰恰是他依附于奴仆的方式：“这是他的锁链，是他在斗争中无法忽视的那条锁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证明了自己是非自足的，并证明了他的自足性是以物性的形态存在的。”⁷并且“主人同样通过奴仆中介地使自己与物发生关系。”⁸对奴仆来说，否定个别的物并不等于毁灭它：“奴仆只是加工[bearbeitet]它。”⁹相反，主人并没有超越纯粹的否定：他倾向于满足于对物的享受，直到他耗尽了它。出于这个原因，主人被迫将奴仆引入到物和他自己之间;他从而获得了物的依赖性以及对它的纯粹享受。但是，“他把其自足性的面向留给奴仆去照管，奴仆对物进行劳动[再次，bearbeitet]”。对主人来说，“正是在这两个契机中，他的承认通过另一个意识实现了”。相反，在他自己的承认中，主人无法对自己做他对待另一个人的事情;而奴仆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也被认为应该对待另一个人去做。“结果，出现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平等的承认形式。”¹⁰主人找到完满的地方，这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他自身意识的依赖性。“因此，自足意识的真理就是奴役的意识。”并且“在其圆满中”奴役将“变成……它直接所是的反面。作为一种被迫退回自身的意识，它将向内转，并将其自身转化为真正的自足性。”¹¹奴仆所做的事情成为真正的“主人地位”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但是，如果奴役是一种达到了自足性的自我意识，那么就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去考察它自在并自为的是什么。首先，对于奴役来说，本质是主人：对于奴役来说，真理是自足的意识，这种意识是自为的，从而不再处于奴役之中。然而就在这个阶段，奴役“事实上在它自身内部的奴役中，已经具有了这种纯粹否定性和自为存在的真理，因为奴役在奴役中已经经历了这种本质。”¹²因此，这种绝对的否定性不仅一般而言是一种纯粹且普遍的运动：在他的服侍中，他有效地完成了它：“在他的服侍中，他扬弃了他依附于自然存在的所有单一契机，并且他劳动除去了他的自然存在[und arbeitet dasselbe hinweg]。”¹³因此，正是通过劳动，奴役的意识达到了其自身。在主人的意识中，对客体的纯粹否定似乎是为欲望保留的。但这种满足仅仅掩盖了问题：客体面向和本质都缺失了。“相比之下，劳动是被克制的欲望，是被推迟的消逝，或者说：劳动塑造并陶冶[bildet]。与客体的否定性关系变成了客体的形式;它变成了某种持久的东西，因为恰恰是对劳动者本人[eben dem Arbeitenden]来说，客体具有自足性。这种否定的中介中间环节，这种塑造性的行动，同时也就是单一性，或者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它现在在它外在的劳动中进入了持久性的要素。因此，通过这些手段，劳动的意识[arbeitende Bewusstsein]达到了将自足的存在直观为它自身。”¹⁴尽管如此，这种意识的形成不仅具有这种积极的意义，而且面对它的第一个契机，即对主人的恐惧(这始终是奴仆“知识的开端”)，它还具有一种消极的意义。这种客观的否定物，这种曾让奴仆意识在其面前颤抖的异己本质，现在被摧毁了。奴仆的意识“在延续的要素中将自己设定为这样一个否定物。他因此为他自己成为一个现存的自为存在。”¹⁵鉴于它是被外化了的这一事实，该形式并没有成为独立于奴役意识之外的另一个意识：恰恰是该形式成为了它的纯粹自为存在，在这里变成了真理。“因此，通过这种重获，他得以通过他自己获得了他自己的心智[eigner Sinn]，并且他恰恰是在似乎只有某种外人心智[fremder Sinn]的劳动[in der Arbeit]中做到这一点的。”¹⁶并且当我们正确地阅读黑格尔这段著名的文本，同时牢记我们研究的目的时，我们还必须牢记马克思(Marx)的一个观察(尽管也要对其进行改编)，当时他说“不应该因为黑格尔按照现代国家本来面目描述了它的本质而批评他，而是因为他把现存的东西当作了国家的本质”。让我们翻开李嘉图的《原理》第二十章：¹⁷正如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这是“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差异的考察，即对第一章‘论价值’的补充”。它的开头是：“一个人是富还是穷”，亚当·斯密说，“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¹⁸李嘉图评论道：“因此，价值在本质上不同于财富，因为价值不依赖于丰裕程度，而是依赖于生产的困难或容易程度。一百万人在制造业中的劳动将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不会总是生产出相同的财富。”机器的发明、个人能力的进步、更好的分工以及新市场的发现，都能导致现有财富增加两倍或三倍，而不会因此增加其价值。事实上，每件事物的价值都会根据生产的更容易或更困难的程度(换句话说，根据用于生产它的劳动量)而增加或减少。“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错误都源于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源于认为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意味着同一回事”。关于什么构成一种典型的价值尺度，已经发展出了一场漫长的讨论，但这场讨论从未得出确切的结论。有必要找到某种不变的商品，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其生产都需要提供同等的辛劳和劳动牺牲。“关于这样一种商品，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可以假设性地争论和谈论它，就好像我们拥有它一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但是假设其中任何一个是正确的价值标准，它仍然不会是财富的标准，因为财富并不依赖于价值”。把价值观念和财富观念混为一谈，导致了这样一种断言：即使在商品数量下降的情况下，财富也能增加。如果价值是财富的尺度，考虑到稀缺性会增加商品的价值，这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亚当·斯密是对的，财富由必需品或令人愉悦的物品组成，那么它就不会因为数量的下降而增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财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增加：“它可以通过将更大一部分收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来增加……[或者]在不增加任何额外劳动量的情况下，通过使相同数量的劳动变得更有生产力来增加。”¹⁹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变得更富裕，同时，其财富的价值也增加了;在第二种情况下，考虑到用相同数量的劳动生产出了更多的东西，财富增加了但价值并没有增加。例如，萨伊先生被认为不仅把价值和财富，而且把财富和效用等术语视为同义词。因此，一定数量的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很容易被错当成一定数量的价值来交换。沿着这条道路，他开始根据可以交换到该商品的其他商品的数量来评估该商品的价值。然而，在此之前，一位“非常杰出的作家”，德斯图·德·特拉西先生曾说过：“衡量任何一件事物，就是把它与我们作为比较标准、作为同一单位的同一种事物的特定数量进行比较”。对事物价值的衡量标准，恰恰是需要被衡量的事物本身：它们需要能够被归结为某种与两者相称的其他尺度。“我想，它们可以这样，因为它们都是劳动的结果，因此，劳动是一个共同尺度，借此可以估计它们的真实价值以及相对价值。
但这就是我们论述的结论：我们仍然需要论证这些前提。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劳动概念的主要来源，并非出于需要在考据学上明确问题术语的任何学术需要。相反，它源于辨认马克思“真正”发现的实践需要，以便能够承认并发展它们;同时也源于一种有倾向性的选择：即从一开始就将那些在工人阶级思想地形上痛苦地孕育出生命的一切分离出来，恰恰是为了将对手思想的某些部分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熊彼特所称的“马克思著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几乎总是具有以下特征：重要的不是他个人的发现，而是他对他人的发现的整合使用，以及通过参照单一的思想方向，以这种单一观点提供的具体的和片面的导向，对这些发现进行的集体性重组。工人阶级科学的宗派主义全在这里了。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模式，但他自己在分析和结论中并不总是能够遵循这个模式。他之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没有做到。唯一决定性的例外是列宁和他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综合的方法——从倾向的有意识选择出发，去全面把握既定社会现实的进路——在具体形式的政治组织中产生了实践结果。这是自马克思以来工人阶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从那以后，把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一般利益“直接”等同起来的资产阶级神秘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被证明不再站得住脚了。对社会一般的控制要通过斗争来获得，强加一个特定阶级的明确统治。在这个地形上，两种力量和权力几乎相等的观点发生了碰撞。意识形态的普遍统治崩溃了。现在只有两个对立的阶级立场的空间，每一个都寻求通过灵巧和暴力来强加其对社会的排他性统治。列宁在实践中，通过过早地组织革命，将这一点强加给了他那个时代的资本家。马克思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相对于他的时代来说也是“过早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论》和十月革命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列出使这两者“不可能”的巨大历史和逻辑矛盾是容易的：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甚至丝毫没有使它们的有效性受到怀疑。事实是，这两者都涉及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应用的一种相同方法：即从严格的工人阶级观点出发，对由物质条件(一系列概念和环境)构成的网络进行的理论和实践使用，在一个旨在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待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古典哲学概念的方式，与列宁对待旧社会中间阶层和旧俄罗斯国家历史性政党的方式是一样的。马克思强有力地发现了一个研究的战术契机：利用当时科学所获得的某些结果，并在战略替代的对立维度上将它们倒转过来的实践能力。列宁——唯一在这一点上理解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将这种理论进路转化为行动的规律。列宁对战术的发现只是马克思理论发现在实践领域的延伸：即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那种有意识的、现实主义的、且从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片面性。我们的雄心在于证明，“一切价值归于劳动”和“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是同一回事。它们是两个涵盖了斗争战术契机、却又与任何可能的战略发展不相矛盾的口号。它们是两条运动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这可能是马克思的一个错误，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失去战术契机的风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的运动规律(而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修正)。
为了清晰起见，在这里，关于定义劳动概念这个具体的、决定性的问题，参考马克思的来源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已经被研究了很久，但关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几乎无人问津。最有趣的将是研究黑格尔/李嘉图的关系。如果我们有时间并且在政治上能平静地这样做，我们可能会考虑对黑格尔的《现象学》和李嘉图的《原理》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处理的材料是相同的，处理材料的方式(他们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处理它时所采用的“形式”，这使得黑格尔和李嘉图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无法相互交流的学科。在这里，我们将把自己限制在通过一种分离但平行的分析，以客观的术语揭示黑格尔/李嘉图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观念。英国人是李嘉图，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和杰出的经济学家;德国人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普通哲学教授。”¹⁵
“这，我也很高兴地说，似乎也是德斯图·德·特拉西先生的观点。”他补充说：“他说，‘既然可以肯定我们身体和道德上的能力才是我们唯一原始的财富，那么运用这些能力，即某种劳动，就是我们唯一原始的宝藏，并且我们称之为财富的所有事物，那些最必需的，以及那些最纯粹令人愉悦的事物，总是从这种运用中创造出来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事物仅仅代表了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一种价值，甚至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它们只能从产生它们的劳动的价值中获得它们。’”李嘉图没有引用德斯图·德·特拉西论述中接下来的内容：“财富在于拥有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我们称这些手段为商品，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它们都是一定量劳动的产品和代表。”²⁰萨伊把这样一种错误归咎于斯密，即把创造价值的能力仅仅归功于人类的劳动，从而忘记了由自然力赋予商品的价值，这些自然力在生产过程中有时替代人类劳动，有时则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在现实中，正是萨伊自己忘记了，尽管这些自然力确实增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它们当然没有增加其交换价值。“萨伊先生不断地忽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²¹“萨伊先生指责斯密博士忽视了由自然力和机器赋予商品的价值，因为他认为所有事物的价值都源于人类劳动;但在我看来，这项指控是不成立的;因为亚当·斯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低估这些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但他非常公正地区分了它们赋予商品的价值性质——它们对我们是有用的，通过增加产品的丰富程度，通过使人们更富有，通过增加使用价值;但由于它们无偿地进行它们的工作，因为使用空气、热和水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所以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并没有增加交换价值。”²²马克思告诉我们，大卫·李嘉图“不像亚当·斯密那样，清晰地阐述了由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并证明了这一规律甚至支配着那些表面上最决定性地与它相矛盾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²³因此，价值和财富并不是同一回事。但这两件事是对立的吗?如果财富可以还原为使用价值，而价值可以还原为交换价值，那么在价值和财富之间，就存在着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相同的对立结合着不断共存的关系。的确，马克思在对《原理》这一章的一种解释中观察到：“有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纯粹而简单的概念区分，李嘉图并没有消除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所有资产阶级生产的范围不是享受而是交换价值。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除了增加产品，生产更多之外，没有其他手段。为了实现这种更多的生产，有必要增加生产力。但在生产力因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而增加的相同比例中，产品的交换价值减少了，产量翻倍的价值和以前一半的产量一样多……资产阶级生产的范围不是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更多的价值。”²⁴因此，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价值。但是，马克思补充道：没有财富就没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也就不会产生交换价值。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不是生活中必需的、有用且令人愉悦的客观商品大众，而是在它们内部实现的价值大众;不是产品的数量-质量，而是其质量内容的数量。然而，没有商品大众，就没有价值大众：没有量化的外衣，即产品，它所包含的质量就没有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并没有消除财富，而是让它服务于价值：它把它作为目的抛在一边，同时把它作为手段保留下来。财富——作为使用价值——变成了与它对立的东西(即价值)的现象形式。将财富还原为价值生产的粗糙工具，事实上，是资本的条件。当李嘉图在上面引用的同一节中说“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未来生产的那部分”时，马克思正确地继续说道：“在这里，李嘉图把资本和资本的材料混淆了。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始终是价值的总和。”²⁵因此，这个等式不是在财富和资本之间，而是在资本和价值之间。价值和财富之间的区别就是资本和财富之间的区别。当财富——也就是说，对人类生活必需的、有用的或令人愉悦的一切——变成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时，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就会随之启动——资本社会的建构过程也由此发端。我们能说在这一点上，(所有)其他的基本条件都已经实现了吗?如果资本是价值的总和，它不也是劳动的总和吗?从劳动到价值，从价值到资本，我们通过将财富作为生产材料的使用来过渡。另一方面，财富在这个阶段已经是对劳动的解放，是创造了可支配的劳动储备。而且在这里，自然地，我们总是在谈论劳动力，就像大家或多或少都在谈论它一样。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即使是德斯图·德·特拉西也在谈论“[运用]我们的身体和道德能力……某种劳动”吗?如果不就是一般劳动(Arbeit überhaupt)，那某种劳动(travail quelconque)又是什么呢?“所谓的原始积累”经常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过程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是同一回事一样。但是，价值从财富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与工人从劳动条件的财产权中分离出来、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以及劳动——作为劳动力从而作为工人——从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些后来的分离过程不应被视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自己称它们为“资本的史前史”。但即使是这个定义也是危险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以及在其他地方)，太多的史前史特征仍然依附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历史。有必要以最冷静的批判勇气将它从中解放出来，通过将重建过程的历史劳动和重新系统化概念的理论劳动结合起来。“在本身中，货币和商品不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更多的是资本。它们需要被转化为资本。”²⁶为了使这种向资本的转化成为可能，有必要：1)劳动已经从奴役中解放出来;2)价值已经使财富屈服于自身。那么，必要的就是自由工人，以及财富——它通过积累，变成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服从于增殖过程，也就是说，被迫购买劳动力(或者更好地说，被迫为劳动力付费)。因此，整个运动回到了劳动的一边——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了劳动实现自由、解放和独立作为劳动力从而作为工人的契机;在真正意义上从劳动向劳动力、从作为奴役和服侍的劳动向作为唯一能够使财富屈服于价值、能够使财富增殖从而生产资本的商品的劳动力的历史过渡中，可以孤立出这样一个契机。这是打开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钥匙。当黑格尔用他自己的语言说：“主人被迫将奴仆引入到物和他自己之间”时，他难道说了什么不同的话吗?因此，他将物的独立性的整个问题交给了表达它的奴隶。正是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立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立场。”²⁷他把握了劳动的本质，并把劳动构想为人的本质;因此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面，而没有看到消极面：“黑格尔所知道和承认的唯一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²⁸洛维特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错了：“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肯定普遍性这种‘抽象’，而是从完整具体的人中抽离出来的这种消极意义上的抽象，他希望以此完整地用劳动去驱动”。如果——正如洛维特自己在下面的注释中所说——“这种将辩证否定片面地转变为简单湮灭的做法，构成了所有左翼黑格尔派的激进态度”，那么这种说法就不对。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批评的不是抽象劳动，而是这种劳动抽象的精神的、逻辑的、思辨的特征。在这里，历史的运动同样描述了人类的真实历史，但却是以抽象思想的辩证法形式进行的。在黑格尔那里，抽象劳动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越这种经验的抽象性：从耶拿时期的《现实哲学》到《现象学》再到《法哲学》，我们始终只是在处理抽象形式的真实发展。“我的自为存在是某种抽象的东西;相反，它劳动，但它的劳动同样是某种抽象的东西[ein ebenso Abstraktes]。”普遍劳动和分工是同一回事。我们的劳动活动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并倾向于属于单一的规定。但是，“[劳动]越是变得抽象，[人]越是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既然这种劳动是这种抽象的劳动，所以他就抽象地行事，按照物性的方式，而不是作为内容丰富、透彻理解、统治一大片领域并作为其主人的精神。在这里，没有具体劳动，毋宁说他的力量[Kraft]在于分析、抽象、将具体事物分解[Zerlegung]成许多抽象部分。”²⁹在《现象学》的序言中，他会说“在现代，个人发现抽象形式是现成的。”³⁰但在更早的时候，他就谈到了满足需求的多种劳动，以及事物本身也必须实现其概念、其抽象。“因此，需求和劳动被提升到普遍性，并为它们自己建构了一个巨大的共同性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一种死者的生命在自身内自我运动[ein sich in sich bewegendes Leben des Toten]，它的运动盲目地像元素一样起伏[blind und elementarisch]，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一样需要不断地被套上挽具和驯服。”³¹这种发现于所有人依赖的普遍相互渗透中的需求，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和永久的财富。“分享一般财富[Vermögen]的可能性……预设了技能、健康、资本等作为其条件。”³²在别处他曾说过：第一个本质是国家权力，另一个是财富：“财富无论被视为被动的东西还是虚无的东西，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普遍的精神本质;它是不断产生的结果，正如它是所有人的工作和作为，又在所有人的消费中再次消融一样。”³³再次，劳动和财富，积极的和消极的，出现在需求体系这个共同性和相互依赖的机制中。缺失的是价值，价值的中介，以及它与从财富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的联系。在黑格尔那里，从劳动到价值再到资本的过渡，停留在一个正确的劳动概念上。他恰当地从作为劳动力的劳动出发，但没有达到价值。如果抽象劳动不能具体地与工人相遇，它也不能与价值的相对抽象相遇。因此，资本以一种平庸的方式被还原为一种特殊的财富，而劳动本身被还原为劳动者的机械能力。事实上，《原理》第一章的主题正是“论价值”。如果没有李嘉图，黑格尔就不会允许马克思通过价值的增殖从劳动过渡到资本。“但最后，李嘉图介入并对科学大声喊道：停!资产阶级体系生理学的——理解其内部有机一致性和生命过程的——基础、出发点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³⁴“如果人们在生产中除了劳动什么机器也不用，并且把他们的商品推向市场所花费的时间也都一样长，那么他们的货物的交换价值将完全与所雇用的劳动量成正比。”³⁵再次：给定相同价值和使用寿命的固定资本，所生产商品的价值将仅随生产它们所雇用的劳动量的变化而变化。机器、工具、工业品和原材料开采方面的任何进步都可以节约劳动;它可以更轻松地生产采用了这种改进的商品。“那么，在估计商品价值变动的原因时，虽然完全忽略由于劳动(工资)涨跌所产生的影响是错误的，但如果对它赋予过多的重要性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因此，在本书的后续部分中，尽管我将偶尔提及这一变动原因，但我将认为商品相对价值中发生的所有巨大变动，都是由不时需要更多或更少劳动量来生产它们所产生的。”³⁶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了李嘉图在这方面最谨慎的定义，即《原理》第三版而不是第一版中的定义，在第一章第四节的背景下，它认为固定资本的使用介入“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劳动的价值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深入探讨了这场讨论。“李嘉图”，马克思告诉我们，“不断地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与流通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混淆起来。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如何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变得无效。”³⁷以工资形式支付的资本的真正材料是劳动本身，是进入行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力，以及资本家用来交换物化死劳动并将其并入其资本中的活劳动;由于这个原因，只有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个自我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不出卖这种自我增殖的力量。它在整个过程中仅仅构成他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他的劳动资料一样，而从来不是他的商品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他所出卖的成品。”³⁸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力的关系，不同于固定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正如作为流通资本的劳动材料也不等同于劳动力。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作为个人因素[persönlicher Faktor]与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等客观因素[sachlichen Faktoren]相对立。从增殖过程的角度来看，这些相同的客观因素作为不变资本，与主体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谈论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异，那仅仅是因为从价值的本质(它只不过是物化劳动)以及能动劳动力的本质(它只不过是自我物化的劳动)中得出的结论：只要劳动力继续发挥作用，它就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它那一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价值创造的东西，在其产品的那一面则以一种静止的形式、表现为被创造的价值。”³⁹迈达尔问自己，为什么李嘉图及其他之后的古典学家们决定在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中寻找商品的真实价值——价值尺度因而也就是始终包含相同劳动量的商品。对迈达尔来说，李嘉图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本应该在马克思那里寻找他在李嘉图那里没有找到的答案。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劳动?——的回答，会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他一个奇怪的问题，即：“对于思想史学家来说，真正的谜团是为什么古典学家们没有得出”社会主义者所得出的同样“激进的结论”。⁴⁰这并不是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最后的摇摆不定。在1820年6月13日，他写信给麦克库洛赫说：“我有时想，如果我要重写我书中的价值一章，我应该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受两个原因而不是一个原因的调节，即受生产相关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受资本处于闲置状态直到商品投放市场这段时间内的利润率的调节。”⁴¹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李嘉图从未区分过剩余价值和利润，就像他从未区分过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一样。因此，他没有得出正确的资本概念;相反，他把它还原为积累的劳动，还原为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还原为劳动过程的一个简单要素，从中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一封信继续写道，“也许在这个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中，我会发现困难几乎和我所采用的观点中的困难一样大。毕竟，关于地租、工资和利润的重大问题，必须由总产品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分配的比例来解释，而这些比例与价值学说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⁴²李嘉图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试图把价值理论从分配理论中分离出来，这使得他决定性地走向了将价值概念化为生产成本的道路。他的出发点，价值，是对的。然而，在从劳动到价值再到资本的过渡中，李嘉图从价值出发，却既没有达到劳动，也没有达到资本。对马克思来说，“李嘉图应该讨论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但如果他这样做了，资本也会被揭示为劳动的物质条件，作为已经获得独立存在的权力与劳动者相对立。资本也立刻就会被揭示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关系。”⁴³所以他缺乏一个正确的劳动概念，作为劳动力的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劳动。如果没有黑格尔，李嘉图也就不会允许马克思自己通过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从价值过渡到资本。
注释
1 G. W. F.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9页。
2同上，第111页。
3同上。
4同上，第112页。
5同上，第112–13页。
6同上，第113页。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第114页。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第115页。
14同上。
15同上，第116页。
16同上。
17大卫·李嘉图，“价值与财富，它们各自的特性”(Value and Riches, Their Distinctive Properties)，载《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见marxists.org。
18同上。
19同上。
20德斯图·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第四卷，意志及其后果论》(Élements d'idéologie; tome quatrieme,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巴黎，1815年，第103页。
21李嘉图，“价值与财富，它们各自的特性”。
22同上。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29卷，第300页。
24卡尔·马克思，《关于李嘉图体系的笔记和摘录》(Notizen und Auszüge über Ricardos System)，1851年3月至4月，《大纲》(Grundrisse)附录，柏林，1953年，第804页。
25同上，第805页。
26《资本论》第一卷，第874页。
27 MECW，第3卷，第333页。
28同上。
29《耶拿现实哲学》(Jenenser Realphilosophie)，II，《1805-1806年讲演录》(Die Vorlesungen von 1805–1806)，《全集》(Sämtliche Werke)，第20卷，莱比锡，1931年，第214-15页。
3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1页。
31《耶拿现实哲学》，I，《1803-1804年讲演录》(Die Vorlesungen von 1803–1804)，《全集》，第19卷，莱比锡，1932年，第239页。
32 G. W. F.黑格尔，《法哲学原理》(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T. M.诺克斯(T. M. Knox)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节。
3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88页。
34 MECW，第31卷，第392页。
35李嘉图，《原理》(Principles)，第32页。
36同上，第36-7页。
37《资本论》第二卷，第304页。
38同上，第299页。
39同上，第299-300页。
40贡纳尔·迈达尔(Gunnar Myrdal)，《经济学说发展中的政治因素》(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7年。
41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Works and Correspondence)，第8卷，1819-1821年6月通信(Letters 1819-June 182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94页。
42同上。
43 MECW，第32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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