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资本》二、6.生产性劳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生产性劳动+是那种在与资本可变部分的交换中，不仅再生产出这部分资本，而且还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然而，商品或货币借以成为资本，是通过直接与劳动能力相交换，并且这种交换仅仅是为了被比它们自身包含的更多的劳动所代替。”¹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增加了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进一步观察：“资本家阶级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取决于劳动的生产率。”²凭借其劳动的相对生产率，工人不仅再生产出旧价值，而且还创造出一个新价值：也就是说，她在其产品中物化出一个比维持她作为工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产品中所对象化的更大的劳动时间。“正是这种生产性雇佣劳动，构成了资本存在的基础。”³斯密+最伟大的科学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将生产性劳动定义为那种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正是在这种交换中，一般的劳动和价值、货币和商品的生产条件，转化为了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了“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由此，我们也得到了非生产性劳动含义的绝对定义：“它是那种不与资本相交换，而是直接与收入相交换的劳动。”⁴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是正确的，但这是“从资本家的立脚点出发”，而不是从工人的立脚点出发。⁵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其产品的物质规定性，绝没有作为决定性因素进入这种区别之中：劳动的特殊性以及它在其中实现出来的新鲜使用价值在这里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事实上，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有效使用价值，不在于这种特定的具体劳动的有用性，更不在于这种劳动的产物的使用价值。他在商品中所关心的是它具有一个比他为此所支付的价值更大的交换价值。他在劳动中所关心的是在其使用价值中他回收了一个比他以工资形式支付出去的更大的劳动时间量。但是生产性工人的劳动力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是一种商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劳动力也同样如此。其区别在于，生产性工人为她劳动力的买者生产一种商品，而非生产性劳动者仅仅为这个买者生产一种单纯的使用价值。“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特征在于，他不为他的买者生产任何商品，反而确实从他那里得到商品。”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会转化为资本，因为它不会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劳动是一种单纯的花费，是收入被消耗掉的物品之一。这里存在劳动力，而且这种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但是从这种劳动力中发出的劳动并不是生产性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个比马克思时代更现代的、生产性工人与非生产性劳动者之间的区别。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劳动力的卖者是工人最简单的形式，仅仅是在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最基本的形式、而生产商品的生产性劳动是生产资本的最基本形式的意义上。事实上，马克思告诉我们，整个商品世界可以分解为两大类别：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与劳动力相区别的商品。

但是“商品”这一概念意味着相关的劳动被包含、物化、实现于其产品之中。劳动本身在其直接存在中，不能被直接构想为商品;只有劳动力才可能。此外，只有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够创造新价值。商品与劳动力不同，它是某种在物质上与人类相对立的东西。然而，即使是劳动力这种商品作为资本，也与工人相对立：当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成为生产性劳动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劳动的生产力总是属于资本的。当马克思写道成为一名生产性工人是一种悲哀的命运时，他不是在发出道德抗议，而是在承认这一事实。成为一名生产性工人意味着生产资本，从而也意味着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对工人的统治。不仅资本的存在，而且资本的发展，从而资本家阶级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生产性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只有在生产出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性的。”⁷生产性劳动从工人那里被榨取出来的不同方式的历史——也就是说，剩余劳动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我们认为，从资本赖以存在的两个对立观点出发，可以恰当地写出两部“资本的历史”，这是其中之一。例如，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生产性劳动表现为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则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劳动。这两个定义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一个是站在流通的一边看的，另一个是站在生产的一边看的——这是这两个阶级的两个“自然”观点。事实上，没有必要认为资产阶级科学总是意识形态，资本家的观点总是受制于表象并且本质上是神秘化的。有时它确实如此，甚至是自觉地如此，以服务于其残酷的阶级利益：在这些情况下，必须更多地用斗争的武器而不是用批判的武器去揭露和击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事物表面看起来的样子太经常是与其实际情况相反的，而且每一种这样的表象对其表达的真实现象的总体都起着功能性作用，这也是事实。但是，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种将表象与现实进行比较的做法，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理论冲突。如今非常流行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打着揭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秘面纱之批判的旗号，现在仅仅是为了掩盖与资本的科学直接交锋的艰巨要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工作环境现在已经完全被颠倒过来了。他不得不面对那些科学与意识形态相互融合又相互矛盾的伟大的资产阶级体系;我们只需再次想一想黑格尔和李嘉图，以及在这些人物的著作中找到经典综合的不可估量的丰富材料。马克思的方法是立即清除在内部将这些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意识形态功能性作用，以便努力抓住它们却又被迫记录下来的孤立的科学数据。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才在马克思那里发挥了作用，现在是从相反的观点来看的。然而很明显，这后一种观点先于所有其余部分而存在，或者更好地说，它奠定了其余部分的基础。正如阶级关系在历史上先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关系一样，两个阶级对立观点之间的对抗在逻辑上也先于建立一般资本社会科学的尝试。今天的情况以一种越来越严酷的方式，不断地把我们带回到这种尝试。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宏大抽象综合，而是成了资本实践的对最庸俗的经验琐事的崇拜。不再有逻辑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原则，而只有无序的历史事实的堆砌、碎片化的经验、无人思考过的既成事实。科学与意识形态再次融合并相互矛盾，但不再是为了永恒而进行的观念系统化，而是在阶级斗争的日常事件中。而且这场斗争现在被一种在马克思时代无法想象的新现实所主导。资本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整个功能机器交给了官方承认的工人运动。资本不再管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让工人运动代替它来管理。这个“工人运动”因此作为资本内部的意识形态中介发挥作用;通过对这一功能的历史实践，整个与现实相矛盾的神秘化的表象世界都附着在工人阶级身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意识形态批判是工人阶级观点内部的一项任务，而只有在次要意义上才与资本有关。工人阶级自我批评的政治任务必须质疑工人阶级斗争的整个过去历史进程，并且要从目前的组织状态开始这样做。在当前，工人阶级不必批判它自身之外的任何人，它只需要批判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经验以及其他人在它周围拼凑起来的那个思想体系。在这一点上，关于这种批判是否应当牵涉马克思自己的著作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给出部分回答：我们认为存在一种不仅可以被接受，而且甚至可以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提出来的对马克思的唯一批判，那就是对马克思的列宁主义批判。在列宁那里，换句话说，通过列宁主义的实践，马克思已经是在批评他自己了。在组织新列宁主义的实践中，我们今天需要恢复对工人运动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科学都被留在了资本的手中?不，这意味着同样存在于资产阶级思想中的真正的科学数据，今天已经在物质上被并入了资本之中。因此，这类数据不再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科学现实而存在，而是作为对资本自身需要和客观运动的直接意识(即使是短期的)而存在，并且作为对其阶级对手可能的主观偏差的预测(即使是近似的)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最好承认资本家的观点也有可能获得科学的理解;今天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以其官方代表为化身)才是真正科学(以及真正历史等)的唯一储藏者，包括适用于所有人的科学、一般社会科学，这也完全适用于资本。但是最好承认，在大工厂生产过程的重组中，其包含的科学理解至少不亚于斯密在与资本相交换的生产性劳动中的发现。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资本家的利益明确地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中介，并且它同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事实，也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统治形式。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除了在科学的阵地上以及在斗争的阵地上，用它自己排他性的、替代性的利益来对抗之外，别无他法。这两个阵地现在合二为一了。正如一种科学完全被并入资本一样，另一种对立的科学必须完全被并入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之中。再说一次，与马克思的情况不同，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大英博物馆向我们开放。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总是把剩余劳动的生产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决定性特征——因此，生产性工人的定义随着围绕剩余价值性质的不断变化的观念而变化。“剩余价值理论”——在未被考茨基篡改的文本中——以这些话开头：“在重农学派undefined之前，剩余价值——即利润形式的利润——纯粹从交换、从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卖中得到解释。”⁸首先“重农学派把对剩余价值起源的探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直接生产领域，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⁹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我个人对待重农学派的方式——即把他们作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批有条理的(不像配第等人那样仅仅是偶然的)阐释者”(在他1877年3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¹⁰对马克思来说，恰恰是因为对资本的分析本质上属于重农学派，在一个资产阶级的视野内，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但这种对资本的分析属于他们，是因为他们对生产性劳动给出了正确的定义。生产性劳动是那种创造净产品从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因此其产品包含一个高于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价值总和的价值。重农学派还没有把价值还原为劳动时间，因为他们还没有把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对他们来说，价值由物质、土地、自然构成。因此，他们在具体的农业劳动中寻找剩余劳动。在农业中，价值与价值增殖之间的区别直接表现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相对于工人们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过剩上;因此，无需对一般价值进行任何分析，无需对价值的性质有任何清晰的洞察，就能理解这种区别。对他们来说，把价值还原为使用价值，把使用价值还原为自然物质就足够了。因此，地租不仅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而且确实成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同样，农业劳动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所有其他劳动部门中，都是剩余价值的自然源泉。在重农学派的解读中，存在没有劳动力的生产性劳动;存在没有概念的剩余价值概念不作为那样，而是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他评估他用来与劳动相交换的商品，并不仅提取它们的等价物，而且在这个等价物之上提取一个余额，因为即使他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也是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支付的。因此，这个土地所有者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家：他作为商品所有者，与自由工人相对立，并用劳动的客观条件来交换劳动力。对马克思来说，“在这方面，重农学派的体系也击中了要害，因为劳动者同土地、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¹²因此，即使在重农学派自己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表面上的美化也翻转成了对它最彻底的否定。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因为它开辟了走出封建社会的道路，而重农学派仅仅局限于以最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却没有发现“它的特定形式”。因此，在重农学派的体系中，我们不仅找到了先于生产性劳动概念而存在的理论源泉，而且找到了分析其历史起源的出发点。生产性劳动诞生在土地上;那么，它被重农学派发掘出来就绝非偶然。同样，这种劳动后来被工业组织起来，并且，这也不是偶然，它被斯密在系统层面上把握到了，斯密正确地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与工业利润联系起来。我们能说，第一个资本主义关系，连同其各自的、先前的阶级关系，是在农业内部发生的吗?并且工业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连续形式，以及将这两个过程简化为一个过程吗?如果我们的确能这样说，那么在通往资本主义的两条经典道路中，恰恰被马克思称为真正革命道路的那条道路就被粉碎了，因为它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唯一剩下的道路是另一条道路，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会导致旧生产方式的革命。相反，它保存了这种旧生产方式，并将其作为自身条件加以保护，直到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随着后者的发展而消失。那么，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用我们自己更现代的话来说，并不存在一条从生产内部开始的革命道路，和一条从外部围攻生产的改良主义(渐进主义)道路。相反，只有一条唯一的道路，从一种确定的生产形式、从一种特殊的生产出发，到达一般资本的生产。生产剩余价值的具体劳动不是重农学派梦想出来的发明，也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表象：它是生产价值的使用价值，从而也就是生产资本的工人阶级劳动力，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客观方式。这种不可消除的、或至少未被消除的历史过渡似乎是：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对新型剩余劳动的第一次占有。马克思说：以下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即“把一个国家单独来看(不包括对外贸易)，剩余劳动必须首先应用于农业，然后才可能应用于那些从农业中获取原料的工业。”¹³在这里，他已经在谈论现代形式的剩余劳动：劳动量的简单增加(在工人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生产率的提高。最初，这也并不预设资本的积累，而是预设资本的集中：这两个离散的过程，只是在后来才整合在一起。这种整合发生在从农业劳动到工业劳动、从具体劳动到抽象一般劳动、从生产更多使用价值的劳动到生产更多价值的劳动的过渡中;也就是说，从绝对剩余价值的农业生产出发，我们到达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工业生产。后者只能在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并从那里作为一种反映延伸到农业中;事实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预设的不仅是资本的简单集中，而且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这两个过程最终的整合，这从而奠定了真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现在，对封建制度进行资产阶级再生产的需要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就像那么多历史的残羹剩饭一样。然而，这里有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方法论观点。在处于资本统治之下的整个时代，我们看到了现在在社会现象分析中几乎是一种自然进程的重复：真正的过程，由于其所有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说只在历史最先进的那个点上才显现出来，相反，它是在一个更落后的点上在逻辑层面上被发现的，因为在这个点上它显现出来时仍然摆脱了发展的各种中介;然后这种发现在最先进的阵地上被准确地当作工具使用，并用于将发展从其各种中介中解放出来。在许多场合下，当组织反对直接敌人的斗争目标成为整个运动最紧迫的任务时，工人阶级的观点就利用了这种操作;由此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指示，这些指示同样也有助于从理论上分析现象。再次，在这里列宁有许多东西要教给我们。关于解释最落后之点的最先进之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公式，在理论上是准确的，但它在内部——在其庸俗的解释中——隐藏了政治机会主义的可能性，比如当它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中，在某个地方一直存在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必然如此。阶级斗争的实践需要从来不知道这种命令所带来的舒适感。在资本主义结构(它们本身已经完成)的范围内，较先进国家的阶级局势能解释和预示较落后国家的阶级局势，这是不正确的。或者，它从资本家的观点——也就是从理解一条可能的发展道路的观点——解释并预示了它。但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事情恰恰是在实践中阻碍这种发展，在某个点上打破它——强加一种非正常的阶级局势，一种相对于理论-分析模型而言是不自然的阶级局势。从发展的中点、从而从其最内部的点开始，也许是唯一仍然敞开的途径，以在它最高的那一点上将整个事物击倒。对此不可消除的条件是，被召唤去推进这一决裂和推翻过程的主观力量，拥有一种已经在客观发展水平上领先的组织程度。因此，革命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之间的一种被动的对应关系，不足以在长期内取得胜利。相反，这些力量必须积极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个水平，并且必须在资本历史那个时刻所能想象到的最高点上故意地组织起来，即使这个点在给定局势中在物质上仍然缺席。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或者仅仅是表面上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幻觉存在——那么在资本的保险箱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将再一次取得领先，将阶级局势倒转为对自己有利，并且现在在其自身非常快速的新增长周期中，粗暴地把那些想要摧毁它的真正主观力量当作工具使用。因此，作为革命过渡的结果，我们得到的无非是旧生产方式在新形式下的再生产。沿着这条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尝试得出了什么结果?如果不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人阶级再生产的话。通过他们的决心，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证明了，在开阔地带击败资本主义是可能的。他们把革命从书本世界搬到了事物世界，从理论搬到了实践。但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其更高的组织需求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是我们自己的“重农学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

问题随之提出：既然劳动的生产力已经转移到了资本之中，那么面对资本的劳动是以何种方式、或者说为什么会表现为生产性劳动呢?同一种生产力能够被计算两次吗——一次作为劳动的生产力，一次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回答立刻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性劳动?作为价值的生产者，劳动始终是个人的劳动，它仅仅以一种一般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生产性劳动——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始终是个别劳动力的劳动，是孤立工人的劳动，无论这些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进入何种社会结合。因此，当面对工人时，资本代表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面对资本时，工人的生产性劳动始终且仅仅代表孤立工人的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作为劳动生产资料的商品，而另一部分被用于购买劳动力时，货币就转化为了资本。尽管如此，货币与劳动力之间的这种最初交换，仅仅是使货币向资本转化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不是转化行为本身。事实上，这种转化只能在真实的生产过程内部发生，在那里，活劳动不仅再生产出工资——可变资本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它把一部分活劳动留在了货币所有者的手中。“只有通过劳动向劳动力的这种直接转化，这种劳动力不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资本家，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在此之前，货币只是自在的资本。”它是资本，因为它在面对劳动力时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反之亦然;因此，它是资本，是因为奠定其基础的阶级关系。在这个阶段，货币——无论是作为商品(作为为劳动提供生产资料的准备)还是作为货币(作为为工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准备)——代表了生产的所有客观条件。而这些条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面对工人时的社会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它们成为资本，并赋予它们对劳动的指挥权。”因此，从一开始，生产的客观条件就是社会条件，就是对工人进行社会指挥的条件。甚至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前，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形式诞生之前，阶级关系就已经表现为：一边是工人，另一边是作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的劳动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边是由于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共同处境而必然联合起来的一大群孤立的个人，另一边是理应被称为“死劳动”的纯粹而简单的客观条件的坚实存在。一边是一种最初的、简单的、胚胎形态的、无产阶级形式的工人阶级，而面对它、反对它的，还不是资本家阶级，甚至还不是一种已经自我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仅仅是自在的资本，是潜能上的资本，仅此而已。“因此，生产性劳动可以被描述为直接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的劳动，或者，这也是同一事物的简略表达，即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也就是说，与本身是资本的货币、具有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规定性、或者作为资本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货币相交换的劳动。”¹⁴但是，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中，再次需要保持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契机的区别，尽管它们也互为条件。其中第一个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表现为货币，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事实上，这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或者说是物化在货币中的劳动与存在于工人内部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然而正是在这种与自身的交易中，劳动成为了财富的财产。资本与劳动之间交换的第二个契机则完全相反：货币所有者现在作为资本家发挥作用，而工人的劳动力仅仅是资本使用中的一种职能;因此，这里的交换实际上是资本与自身之间的交换，是其两个部分之间的交换。“因此，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将自身对象化，直接将自身转化为资本，而在通过第一笔交易在形式上被并入资本之后。”¹⁵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在内部一分为二，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敌人。阶级关系现在被引入到社会生产关系本身之中。只有付出这个代价，“自在的资本”才能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点上，雇佣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相遇了：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力，变成了为了利润而使用劳动力。工人最初启动的过程，现在由资本家通过使用工人来推动。力量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所有的权力都转移到了资本的手中——即对劳动的指挥权和对工人的剥削权。从这一刻起，资本的运动似乎总是先于并制约着工人阶级的运动，似乎不断地把自身形象的倒影强加给工人阶级。这同样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对于那些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人来说，事实正是如此：事实上，这就是充斥着资本职能人员每一天的日常政治努力。但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情况也能是这样吗?也能，尽管这只有在将工人的劳动视为资本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相对立的一部分的条件下才成立;只有在代表资本来假定工人阶级观点的前提下才成立，在如今悲哀的“历史”条件下，它安坐在了改良主义的席位上。但是，如果人们发现阶级关系先于资本关系而存在，如果人们发现在这种初步的阶级关系中，唯一已经具有雏形的阶级是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阶级，他们在被引入生产并在社会上组织起来之后，甚至在资本从潜能过渡到现实之前，就发展成为了一个工人阶级——难道这不是为从工人阶级的历史发展出发来继续构建整个资本的历史奠定了所有的基础吗?关于生产性劳动的工人阶级观点，是实现这种“战略翻转”的一个关键点。马克思难道没有说过，“生产性劳动”只是一个简写，实际上意指整个关系，意指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全部方式吗?因此，面对“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性劳动?”这个问题，回答应当是：生产性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具体生产，“只为工人再生产他劳动能力的预先设定的价值”，而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使资本增殖，并将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与工人自身相对立”。¹⁶这是事实：劳动的生产力确实转移到了资本之中。然而，即使在这种转移之后，劳动在资本面前也恰恰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劳动。真实的进程是同一个：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从资本家的一边被看待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从工人阶级的一边被看待的。这两种观点与支撑它们的进程一样真实。所以，是的，当我们谈论资本体系内部的工人阶级时，同一种生产力真的可以被计算两次：一次作为生产资本的力量，另一次作为拒绝生产资本的力量;一次在资本内部，另一次反对资本。当这两次在工人阶级这一边主观地统一起来时，瓦解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就敞开了，革命的实践进程也就开始了。

这项研究必然的下一步是看看“资本是如何生产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回去看看“它本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会非常有趣。这是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两个时代，为了使我们的阐述更加容易，我们将对它们加以区分。但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并且，在它们的连续性中，它们讲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人阶级表现的整个生命周期。再次跃入前台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最初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客观条件表现为资本。在这背后，是那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瓦解了工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各种形式——也就是说，财产所有者进行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与土地的财产关系的瓦解;与工具的财产关系的瓦解;与生活资料的财产关系的瓦解;以及最后，劳动者自身，即劳动能力的活的承担者自身，仍然直接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所有关系的瓦解。同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把一大群个人从他们与劳动条件所维持的积极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使雇佣劳动者在潜能上成为被迫去劳动和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个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从财产中被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将劳动条件本身——土地、原材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等——从它们以前与那些现在不再受其束缚的个人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因此，整个过程就构成了迄今为止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要素的分离。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说，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现为一种正常的关系。资本的历史力量恰恰归功于它能够将两个独立的物质实体——生产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统合在它自己的指挥之下：“资本的唯一特征在于，它把现有的成批的手和工具聚集在一起。它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资本真正的积累;工人和他们的工具在特定点上的积累。”¹⁷必须注意到先前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的史前史——一种货币基础的形成，这种货币基础就其自身而言并且作为这种基础是非生产性的，但它也能够用劳动的客观条件来交换劳动力，也就是能够通过用死劳动支付来购买活劳动。完全是另一回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它普遍化并同时具体化了对象化劳动与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从而确立了对社会活劳动的无交换的占有——这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直接属于资本的生产力，直到后者表现为生产资本。因此，资本的这种积累也是资本家的生产。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家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中。而恩格斯在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用“资本家”代替“资本”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果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工人们理解，那依然是没有道理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积累本身——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就是雇佣工人的再生产。“只要这个过程把对象化劳动同时设定为工人的非对象化，设定为与工人相对立的主体性的对象化，设定为他人意志的财产，资本就必然也是资本家。因此，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而不需要资本家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固有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些客观条件就是劳动自身的产品——获得了一种与劳动相对立的人格，或者，这等同于同一件事，即它们被设定为与工人异己的人格的财产。”¹⁸因此，在表面上，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表现为等价物之间自由和平等的交换，但在根本上，它无非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对象化劳动与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达，劳动将其客观条件——从而将由劳动自身创造的客观性——视为异己的财产发生关系：这就是劳动的异化。”¹⁹也就是说，作为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在资本内部并通过资本的作用而进行。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生产的主观前提和客观前提，在经济上被包摄于资本之下，在政治上从属于资本。沿着这条路线，这两个契机之间的逻辑差异、历史分离被否定了，并且在积累中，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生产中，它被还原为单一的统一体。当马克思说在这个社会中分离是正常的关系时，他的意思是说这是正常的阶级社会关系。资本的政治历史，就是资本各种努力的历史，这些努力试图将自身从这种关系的破坏性实践后果中解放出来，或者控制其非理性的曲折反复，从而将其用于其自身发展不断的单一重组——一种具有合理化趋势的重组——之中。资本作为一种历史统治力量，其最成熟的使命，就是决定性地从分裂走向统一。这指的是每一种对抗的统一——而不是同一——以及每一次斗争中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统一，是它自身的客观性与完全留在工人手中的对立的主观性之间的统一——因此，是它自身内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表达和管理它的职能人员之间的统一。资本的概念不仅包含资本家，而且包含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是短暂的：它的诞生晚于资本的诞生，且消亡得更早。当工人们主观地作为一个阶级威胁到生产关系时，它就从生产关系模糊的客观性之外涌现出来。并且，一旦这种被翻转的阶级威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利益的承担者，这种客观性就会完全恢复。当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消失时，资本家在政治上将自身组成为一个阶级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必须追溯斗争条件的起源，但只能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来加以阐述。在从资本向资本家阶级过渡、从后者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阵地积极地发展起来——但这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第一批无产者形象粗略涌现的财产自由，转化为社会的自觉和有组织的自由，转化为现代工人阶级现在已经达到的进化阶段。当然，沿着这条道路，斗争的条件将会变得更加严酷，直至发生最暴力的决裂，甚至超越这一点。其结果将长期悬而未决。冲突将在两个同样强大的力量之间、在一个全新的阵地上发生：一边是一个阶级;另一边是社会。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例如，工人纯粹主观地站在那里，没有客体[objektvlos];但与他相对立的事物现在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共同体，他试图把它吃掉[verspeisen]，而它也把他吃掉。”²⁰即使我们仅仅考虑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方面——即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有的普遍形式——也很容易看到，劳动条件从未表现为被包摄于工人之下，相反，工人总是表现为被包摄于它们之下。这恰恰是劳动条件成为资本的原因。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雇佣劳动。因此，即使我们考虑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简单形式上的包摄，资本的生产力也首先存在于提供剩余劳动的强制之中，因此这种强制现在以一种更有利于生产的方式被行使。而现在赋予生产的这种特权，恰恰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家自己仅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掌握权力……资本家不以任何个人身份统治工人，而仅仅在他作为‘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仅仅是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是工人的产品对工人自身的统治。”²¹如果马克思自己用“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这些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从而用拜物教的术语来分析这些过程，这不应该提供一个机会——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去走上当代哲学中中立的路径之一。在这里统治工人的产品并非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客体，或许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具有极强社会规定性的东西。作为使用价值，它等同于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交换价值，它等同于一般对象化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等同于货币。所以，它等同于直接的物质事物，但这些事物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统治着工人。这是最简单的资本主义关系，为理解提供的障碍最少;它的确也是甚至连哲学家也能把握的形式的和一般的方面。在紧随其后的历史过程中，资本变得极其神秘，“社会发达的劳动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劳动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在机器物质基础上组织的社会劳动的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中发展出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科学和自然力，也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²²因此，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使用、为生产而组织的机器——所有这些现在完全属于社会的劳动条件，都与工人们自身相对立，作为资本从而也是资本家的职能，以一种外在和客观的方式统治着他们。“他们自身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他们自身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独立于单个工人而构成的关系;被包摄在资本之下的工人成为这些社会构造的要素，但这些社会构造并不属于他们。因此，它们作为资本自身的形态与工人相对立，作为一些不同于他们孤立的劳动能力的组合，它们属于资本，源于资本，并被并入资本之中。”²³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中，不仅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客观条件，连更复杂的“劳动的社会特征”本身都在工人面前升起，反对他们，“可以说，被资本化了”：剥削社会劳动的手段，占有剩余劳动的社会手段。“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条件表现为资本的作为，个别工人不仅被动地与这种作为发生关系，而且这种作为也与他处于对立之中。”²⁴那么，此时一边是作为资本行动的劳动社会生产力;另一边，与此相对立的，是单一工人的被动态度——这是连社会科学中立崇拜者也不应陌生的阶级斗争条件。这里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作为引入生产过程的一种社会力量，劳动的生产力难道不应与在其发展的一个相当高级水平上的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吗?如果真是这样，说这种力量属于资本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它的意思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仅被引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甚至还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被并入资本本身之中?那么，工人阶级一经成为一个阶级，就变成了资本的一种职能吗?沿着马克思迄今为止的研究，似乎生产的所有条件——首先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力量——都已经转移到了资本的所有权中，而留在资本之外的仅仅是“孤立看待的”劳动力，作为单一工人不可消除的财产。现在，作为阶级的工人与作为阶级的资本家签订个别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契约。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卖这种原始关系，现在以一种由社会阶级或者更好地说，由代表每个阶级的机构所管理的形式重新出现。制度化冲突的激进秩序取代了阶级斗争的非理性无序。契约谈判的时刻成为唯一的斗争机会，而工会成为组织的最高阶段。这是我们在这里能得出的结论。回答说虽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但现实与这种表象相反，那就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不再用这种表象的游戏来娱乐自己。当然，资本的“知识分子”职能人员、专业的“社会研究者”，在解释这些过程时给它们注入了如此多的意识形态。而且我们不应认为他们是从自己空荡荡的脑袋里摘取这些意识形态装饰的：相反，他们仅仅是将它们视为附着在单一的真实现象上，因为他们从资本的立场看整个过程;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它看作是对资本观点的必然的意识形态“辩护”。从这样一种立场来看，在这一过程的总体中，“所是”与“表象”之间并没有区别，而只是同一社会现实的不同部分、不同契机之间的区别。因此，意识形态的表象不仅对社会关系有功能性作用;它就是社会关系本身，正如它向资本家呈现的那样。然后，它在工人面前表现得就如同它向资本家呈现的一样。从工人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被颠倒了。这种自我呈现，这种前进的方式，这种与工人的对抗关系，往往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事实，几乎从来不只是一种纯粹表面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不仅想要认识它而且想要摧毁它，就必须从这种关系真正呈现自身的方式出发。这就是马克思使用动词“erscheinen”时略微有些歧义的原因：在极少数场合下——而且只有在他提及资本家观点的某些情况下——它才能被翻译为“表现为”。但在大多数时候，包括在我们提及马克思著作中工人阶级观点的任何情况下，它都应当被翻译为“呈现自身”，这是一个非常接近动词“是”的意思。众所周知，“意识形态”也意味着资产阶级试图使资本主义关系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给工人的意志。但是我们有意识地倾向于低估这一方面，为了避免为行为心理学留下哪怕是微小的缺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不把哪怕是一个脚趾沾入“阶级意识”这片泥泞的地形。如果我们将资本之外的工人视为单一劳动力，而将资本内部的工人视为社会阶级，这并不归因于某种虚假的表象，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批判;相反，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重要的事情是根据这一现实来衡量组织的需求。的确，对抗并非存在于被孤立看待的自由工人的形象之中，而是存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内部的大规模存在之中，被迫与它整个敌人战斗，同时自身又是这敌人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使我们确信这一点，并且更切近地在实践中看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回答上述问题。因此，首先：在其自身发展的哪个节点上，工人阶级等同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力量?并且，从那个节点往后，这种等同能解释工人阶级的全部事实真相吗，还是说这种现实的某些东西依然留在这个概念之外?我们需要，因此，迅速拾起马克思研究中我们曾有意将其放在一旁的一条线索：即从一开始就关注工人直接的政治运动的那条线索——也就是说，将工人阶级定义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造反力量、一种革命潜能。并且我们认为坚持以下论点是正确的：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定义先于并预示了他随后对劳动、劳动力、价值乃至资本的所有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只要无产者等同于劳动力的卖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就是他独创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对这个词的考据学起源不感兴趣，它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并且因此与马克思自己的科学观点无关。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政治事实：甚至连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最粗略的定义、它的政治内容、它的实践需求、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破坏性功能，都远远早于他对古典来源存放在他办公桌上的相应抽象范畴所作的精细分析。马克思并非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即使这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反，他是通过早先从试图建立革命理论出发才到达并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开始，除了一个——在其暴力中是基本的，而在其基本特征中是暴力的——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世界的选择，以及对它的致命的阶级仇恨之外，别无其他。这种马克思工人阶级科学的最简单形式，将作为一般形式保留在这门科学未来所有的发展中——正如它过去必须且现在也必须保留的那样。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后来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陷入困境、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中造成危险延误的某些事物背后的动机，但作为补偿，这也使马克思远离了卡西尔等小市民那种小资产阶级瘟疫，事实上它依然在这样做。而事实是，在《资本论》中最发达的分析中，在马克思思想的成熟阶段，我们找到了将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最基本定义，从而也就找到了对其历史形成和政治功能的完全实践的判断。毫无疑问，当涉及到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时，马克思的观点未能从工人阶级科学的简单形式发展到其一般形式，后者在其内部承载着所有过去的旅程，并从当前斗争的高度和需求出发去评判它们——而这一现在，又完全投射到了未来之中。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水平不能再为马克思提供更多东西了。这不对;毕竟，对于资本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也可以说同样的话，然而，在后者的情况中，他那大师般的笔触预示了未来几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在马克思在政治层面上不断提供的这种关于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定义中，我们看到了在正确的理论出发点——对整个社会的阶级仇恨——与趋向于革命具体目标的实践行动的后续明确表达之间，他有多么缺失一种恰当的中介。在这里，在马克思缺乏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他永远无法接近他研究对象本身的水平——的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分析中犯下某些错误的实践根源。我们只需想一想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其中讨论了无产阶级的形成;或者想一想贫困化规律，其本意是关于工人阶级的发展的。这里的错误并不在于研究者方面缺乏严肃的科学客观性，而在于政治家方面缺乏实践的长期远见。同样，这里的交换发生在战术与战略之间，理论与政治之间。马克思很少清楚这两个契机之间的区别。他想要证明，即使在资本最惊人的发展中，作为两个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阶级划分，在政治上仍然与一开始时一样，甚至正是这种对立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面对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他以如此天才的直觉预见到了这些过程)，他除了通过激化对工人阶级劳动力的侵略性无产阶级化这一系统无法吸收的唯一对立面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他并没有在政治上发展工人阶级的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这个概念拉回其历史渊源。如果工人——作为生产性劳动——被并入资本之中，而无产者——作为劳动力的卖者——继续与资本相对立，那么除了将工人阶级再次抛入无产阶级之中，就没有其他通向革命的政治道路了。因此，必须把历史分析、科学远见引向这个方向。但这种实质性错误的全部根源在于，他过于热情地参与了阶级斗争最直接发生的事件。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谴责这一点。在1848年春天，当巴黎无产阶级向在街道上穿着机动卫队服装的城市流氓无产者欢呼，(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先锋战士时，马克思评论说，它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

对于那些然后问我们：“为什么仍然是马克思”的人，我们以两个理由来回答。第一，总的来说，因为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科学的观点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第二，更具体地说，因为在劳动、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主题上，马克思著作内部的路径本身就是该问题发展的历史路径。先是无产阶级，然后是劳动力;先是在政治上作为阶级的工人，然后是作为生产环节的经济范畴;先是对抗阶级，然后是资本的职能。工人阶级有着政治上的诞生，在于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替代资本体系的权力;它在经济上成长，在于它必然被引入这个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中;在此基础上，它必须以革命的方式组织其自身的发展，以便炸毁它自身也是其中一部分的这整个体系。必须由卡西尔出面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检验真理的标准被置于历史结果之中——也就是说，在于作为真实事实而非观念的革命之中。列宁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之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了这一点。马克思的道路，由列宁所完成，从革命理论通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由此通向实践革命——因此，这条道路也应当根据我们在此处理的特定主题而被复制出来。如果说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是从第二个契机出发的，读者将会明白，第一个契机已经被预设了：不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纲领，而是作为一个政治预测。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革命理论完全包含在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定义之中。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仍未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然而，这也许是“他们的”青年马克思的第一个根本性发现。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31卷，第12页。

2 同上，第8页。

3 同上，第9页。

4 同上，第13页。

5 同上。

6 同上，第16页。

7 MECW，第28卷，第231页。

8 MECW，第30卷，第348页。

9 同上，第354页。

10 MECW，第45卷，第208页。

11 MECW，第30卷，第358页。

12 同上，第359页。

13 MECW，第31卷，第25页。

14 MECW，第34卷，第132页。

15 同上，第133页。

16 同上，第447页。

17 MECW，第28卷，第431页。

18 同上，第436页。

19 同上，第438页。

20 同上，第420页。

21 MECW，第34卷，第123页。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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